摘要：朝鲜族农乐舞作为中国传统民族舞蹈的重要代表，融合了音乐、舞蹈与劳动精神，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朝鲜族农乐舞是朝鲜族民众表现生产生活、情感意愿的艺术展演，蕴含着复杂多样的民族交往关系，凸显平等双向的民族交流地位，呈现增进共同性的民族交融效果，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整体表达。朝鲜族农乐舞存在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这一有机整体“相继延传”的链条上，可以连接族际互动整体中的内外逻辑。就内在逻辑而言，民族交往是源头，民族交流是连接，民族交融是效果，共同表现为“动能 - 势能 - 效能”的相互作用关系；就外延逻辑来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物质空间中的统一和在精神空间中的深入。本文以农乐舞为研究对象，剖析其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文化价值与逻辑路径，认为传统民族舞蹈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重要作用。通过“舞蹈 - 文化 - 交融”的逻辑链条，探讨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机制，提出舞蹈艺术在推动民族团结与文化互鉴中的现实意义与发展路径。

关键词：朝鲜族农乐舞；民族交往；文化交融；共同体意识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印记，因此，推动各民族在文化层面的交往、交流、交融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路径。传统民族舞蹈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表达方式，不仅承载着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更是文化互动的重要媒介。朝鲜族农乐舞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朝鲜族民众日常生活、农业劳动和节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仪式性、艺术性和群众性。朝鲜族的“农乐舞”，就是极具代表性的朝鲜民族民间舞蹈形式，“历史上从朝鲜北部迁移到我国东北地区以耕作水稻为生产方式的朝鲜族，被称为‘稻作民族’，农乐舞是稻作民族民间舞文化典型的艺术形式”。朝鲜族的“农乐舞”，通过人们生活中农耕劳作的形态特色，融入舞蹈动作中，体现了这一朝鲜族民族民间舞蹈的民俗性特征，朝鲜族民族民间的“农乐舞”在其发展与传承中也融入了多种文化碰撞的因素，使得“农乐舞”具有杂糅性的文化内涵。本文基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东光朝鲜族民俗馆的田野调查，立足农乐舞的文化结构，追溯其发展脉络，深入探究它在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以此打造各民族共同拥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与形象，进而拓宽增强文化自信自强的理论与实践层面。

二、朝鲜族农乐舞的文化特征

（一）农乐舞的起源与发展

朝鲜族农乐舞的起源深植于朝鲜族先民的农耕文明土壤。在漫长的刀耕火种时代，朝鲜族先民以农耕为主要生计，田间劳作的协作场景成为其最初的灵感来源——插秧时的俯身、收割时的挥臂、脱粒时的协作，逐渐被赋予节奏与韵律，演变为简单的歌舞动作。为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在春耕前的祭祀、秋收后的庆典中，将这些劳动动作与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期盼结合，融入呼号与鼓点，形成了农乐舞的雏形。它最初并非单纯的艺术表演，而是与生产劳动、原始信仰深度绑定的生活仪式，承载着先民对生存的朴素追求。

随着历史演进，朝鲜族农乐舞在传承中不断丰富发展。古代社会，它逐渐走出田间地头，融入春节、秋夕等民俗节庆，成为族群聚合的文化纽带。舞蹈形式愈发多样：长鼓的明快节奏成为核心韵律，象帽舞的彩绸翻飞增添了视觉张力，唢呐、锣钹等乐器的加入让旋律更富层次。在与汉族、满族等周边民族的交往中，农乐舞吸收了其他民族歌舞的节奏特点与表演技巧，却始终保持着朝鲜族特有的细腻与灵动。近现代以来，它从民俗活动走向舞台艺术，2008 年 6 月 14 日，朝鲜族农乐舞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中国朝鲜族农乐舞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不仅成为朝鲜族文化的标志性符号，更在新时代的文化传承中不断创新，既保留着农耕文明的基因，又融入现代艺术表达，成为连接传统与当下的鲜活载体。

（二）艺术表现与文化符号

农乐舞通过统一的服饰、鲜明的节奏与象征性的动作，展现民族精神风貌。朝鲜族农乐舞生活气息浓厚，一般有两种演出形式 ： 一种是以舞蹈和哑剧形式进行的情节性演出，种是在庆祝丰收或过节时以传统舞蹈为主的群舞。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象帽舞、乞粒舞和长鼓舞。这不仅是艺术表达，更是文化认同的符号系统，传递出朝鲜族对自然、生活、社会的认知与态度。作为民族交融的共生符号，它既在历史中吸收汉族秧歌的队列结构、满族萨满舞的动作元素，又在当代“三月三”民族艺术节等跨民族活动中，以“围圈共舞”的形式与藏族锅庄、彝族左脚舞等同台，将“各民族携手同乐”的寓意具象化，从族群内部的文化密码升华为中华民族共享的精神纽带。

（三）文化传承与社会参与

朝鲜族农乐舞的文化传承与社会参与呈现深度互嵌的特征。在传承维度，依托非遗保护体系，通过“国家级传承人带徒制”、中小学“农乐舞进校园”课程及社区传习所日常教学，实现从技艺到文化内涵的代际传递，仅延边地区年均开展传承活动超 200 场。社会参与则贯穿于多元场景：民间层面，节庆庙会的自发表演维系着民俗传统，农乐舞社团活跃于乡村集市、社区联欢，成为基层文化生活的核心载体；专业层面，延边歌舞团等团体创作的《农乐舞·丰收颂》等作品在全国巡演，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舞台艺术结合，扩大传播半径；跨民族层面，其频繁参与“中华民族一家亲”等交流活动，与其他民族舞蹈同台共舞，既展现朝鲜族文化特色，又以“集体欢舞 的形式促进情感共鸣。这种“传承筑基 - 参与拓界”的模式，使农乐舞既守住了文化根脉，又成为联结族群内部、促进民族交往的社会纽带。

三、朝鲜族农乐舞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

传统民族舞蹈作为文化交往的活态载体，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朝鲜族农乐舞以其独特的艺术形态和文化内涵，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文化互鉴、情感共鸣与社会融合的生动范例。它通过舞蹈动作、音乐韵律与服饰符号的协同表达，既承载着本民族的历史记忆，又在跨民族互动中传递着团结和谐的价值理念，成为连接不同民族情感与文化的重要纽带。

首先，农乐舞促进民族认同与文化理解。朝鲜族农乐舞不仅表达本民族的文化情感，也是其他民族了解其文化的窗口。通过舞蹈演出与文化交流活动，不同民族在欣赏与体验中增强理解、尊重与认同，有助于增强共同体意识。其次，朝鲜族农乐舞能够构建共享的文化空间。在国家级文化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中，传统民族舞蹈被赋予新的传播语境。朝鲜族农乐舞不仅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吉林等民族地区广泛流传，也在多民族社区中被接纳与表演，形成交互式文化空间。最后，朝鲜族农乐舞能够提升文化软实力与传播力。朝鲜族农乐舞等传统舞蹈通过舞台艺术、影视作品、文旅融合等形式走出地域、走向全国，甚至海外，在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同时，也为民族舞蹈的现代化、国际化传播提供契机。

综上所述，农乐舞不仅是朝鲜族文化的“活化石”，更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交往的“催化剂”。它以艺术的柔性力量，在民族间架起理解之桥、情感之桥、团结之桥，为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以文化人、以舞通心”的实践范式。

四、朝鲜族农乐舞交往交流交融的逻辑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朝鲜族农乐舞作为承载朝鲜族文化记忆的活态符号，其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逻辑思路，始终围绕“自身文化基因的包容性”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性”展开。内在逻辑是其能够跨越族群边界的核心支撑，外在逻辑则是其实现跨民族交融的现实路径，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推动农乐舞成为民族文化互动的生动载体，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在逻辑根植于农乐舞自身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从根源上便埋下了与其他文化对话的种子。它脱胎于农耕文明的集体劳作场景，绝非孤立的艺术创造：春日插秧时，众人弯腰、退步的协同动作，暗含“你前我后、互补共进”的默契；秋日收割时，挥镰、搬运的交替节奏，传递着“分工协作、成果共享”的共识；就连灌溉时传递水桶的起伏韵律、打谷时踏碓的齐整步伐，也都在肢体语言中凝结着“共抗自然、共求生存”的朴素智慧。这些从劳动中提炼的动作，不仅是朝鲜族先民生活的镜像，更触达了各民族在农耕社会中共有的生存体验— —无论身处塞北还是江南，农耕民族对“集体协作”的依赖、对“共生共赢”的追求，始终是跨越族群的情感共鸣点，这让农乐舞从诞生起就自带“可理解”的文化基因。同时，农乐舞的表现形式具有极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体现在艺术语言的弹性与开放性上。作为核心乐器的长鼓，既可用朝鲜族传统的“双打”技法奏出轻快灵动的节奏，也能融入汉族鼓点的厚重顿挫，甚至吸收维吾尔族手鼓的密集节拍，在不同韵律中切换自如；象帽舞的彩绸更是充满变数，短则尺余、长可达数丈，旋转时既可如朝鲜族传统般“绕身如环”，也能借鉴彝族烟盒舞的“甩绸划弧”，在舒展与急促间灵活调整。正是农乐舞内在文化基因中“兼容并蓄”的生动注脚 — 它以本民族文化为根系，却始终向其他文化敞开枝丫，为跨民族的艺术对话预留了充足的空间。

外在逻辑的生命力，始终在历史与现实的民族互动场景中不断延展，形成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脉络。历史维度上，朝鲜族与汉族、满族、蒙古族等周边民族的迁徙轨迹与杂居生活，为农乐舞搭建了天然的交融舞台。进入现代社会，系统性的文化平台更让这种互动从自发走向自觉。非遗保护工程启动后，农乐舞不仅被纳入民族地区中小学的“非遗进校园”课程，在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辽宁抚顺、铁岭等地的多民族学校里，汉族、满族学生跟着朝鲜族老师学打长鼓、练象帽旋转，课间操甚至融入了农乐舞的基础动作；社区层面，“邻里文化节”“民族团结月”等活动中，农乐舞常与汉族秧歌、蒙古族安代舞同台展演，各族居民自发组队改编动作——如将蒙古族的“抖肩”融入朝鲜族的“屈膝”，用汉族的“绸扇”搭配象帽的“彩绸”，让舞蹈成为“家门口的交融课”。更在全国性舞台上，从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到中国非遗博览会，农乐舞与藏族锅庄、维吾尔族麦西来甫等同台亮相，通过电视直播、网络转播触达更广泛群体。观众在屏幕前模仿长鼓节奏拍手，创作者借鉴其他民族歌舞的编排逻辑重新设计队形，甚至在短视频平台上，多民族网友发起“农乐舞挑战”，用各自民族的乐器为农乐舞伴奏····这种 “表演时的共鸣 - 观赏时的共情 - 模仿时的参与 - 创新时的融合” 链条，让农乐舞从朝鲜族的“文化标识”，逐渐转化为各民族可触摸、可共创的文化资源，真正实现了从“一族传承”到“各族共享”的深度拓展。

综上，内在逻辑赋予农乐舞“可交融”的文化底气，外在逻辑提供“能交融” 的实践场景，二者共同构成农乐舞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完整逻辑。它既以本民族文化为根，又向其他民族文化敞开怀抱，在“守正”与“创新”的平衡中，不断丰富着各民族共有共享的文化内涵，成为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共识的鲜活注脚。

五、朝鲜族农乐舞在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朝鲜族农乐舞作为承载朝鲜族文化记忆与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其在当代发展中既肩负着传承传统的使命，也面临着适应时代需求的挑战。如何破解发展瓶颈、激活文化生命力，不仅关乎这一非遗项目的存续，更影响着其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作用的发挥。当前，朝鲜族农乐舞的发展存在三方面突出问题。一是传承路径面临断裂风险，青年群体对农乐舞的参与意愿弱化，部分传统技艺因缺乏年轻继承者出现 “人走技失”的隐患，代际传递链条松动；二是演出同质化现象显著，多数表演在编排上缺乏创新，动作套路、叙事方式重复单一，难以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审美需求，吸引力持续下降；三是跨文化传播存在局限，其影响力多集中于朝鲜族聚居区域，缺乏系统性的对外推广策略，在更广阔的文化舞台上未能充分展现独特魅力。

这些问题若长期存在，不仅会削弱农乐舞的文化生命力，也会使其逐渐丧失作为民族文化符号与交往载体的价值。因此，针对性地探寻解决方案，成为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为破解上述困境，需从多维度发力。在教育传承层面，推动中小学开设民族舞蹈课程，通过系统化教学培育青年群体对农乐舞的文化认同感，筑牢代际传承的根基。在内容创新层面，积极融合现代舞台元素与多元叙事方式，突破传统编排的固化模式，增强艺术表现力与时代感染力。在传播平台层面，充分利用短视频、新媒体矩阵扩大线上影响力，同时参与跨文化节展活动拓展线下传播渠道，提升其在更广泛群体中的认知度。在政策保障层面，加大文化经费投入力度，重点支持农乐舞传承人开展传习工作、演出团队打磨精品剧目、非遗基地完善基础设施，为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总而言之，通过打通传承路径、创新表现形式、拓展传播边界、强化政策保障，朝鲜族农乐舞不仅能摆脱当前的发展困境，更能在守护文化根脉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其作为民族文化符号的辨识度与作为民族交往载体的凝聚力，真正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传承与创新的统一。

六、结语

朝鲜族农乐舞不仅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艺术表现，更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媒介。通过构建清晰的逻辑路径、提升舞蹈的传播力与认同力，将有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策、教育与传播等多层面协同推进下，传统民族舞蹈将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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