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最新成果，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内涵。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即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也蕴含着科技风险。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防范化解科技风险是辩证统一的，发展新质生产力是防范化解科技风险的保障，防范化解科技风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前提。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 科技风险

2024年7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阿斯塔纳独立宫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时就指出：“面对“小院高墙”的现实风险，我们要维护发展权利。坚持普惠包容，联手推动科技创新，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激发地区经济内生动力，推动实现共同发展目标。”[1]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防范化解科技风险对培育新兴产业和壮大未来产业起到重要推动作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防范化解科技风险提供了新的选择。本文立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和“防范化解科技领域重大风险”的相关重要论述，理清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防范化解科技风险的关系，通过防范化解科技风险中能力、意识、机制、主体四个维度的统一，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而加深对习近平新质生产力思想的理解。

一、新质生产力理论的提出及研究进展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考察时原创性地提出了“新质生产力”这一新范畴。在随后一系列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全面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核心标志、特点、关键、本质等基本理论问题，深刻指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形成了系统的新质生产力理论。2024年3月，在参加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分组审议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阐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原则和方法论，深刻回答了什么是新质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3]。

“新质生产力”迅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学者们指出，新质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等发展创新，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实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生产力理论基础上，继承了生产力中国化发展的实践经验，提出的新发展格局下用以指导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生产力理论，是对中华传统商业文化的赓续，是对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验总结[4]。新质生产力代表着一种生产力的跃迁，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尤其是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实现突破的生产力，具备高效能，体现高质量，区别于依靠大量资源投入、高度消耗资源能源的生产力发展方式，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5]。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表现为构成生产力的各种要素的质的变化，呈现出颠覆性创新驱动、产业链条新、发展质量高等一般性特征，在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的新质生产力还具有数字化、绿色化的时代特征[6]。也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为基本特征，呈现出颠覆性创新驱动、产业链条新、发展质量高等一般性特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等等[7]。

还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新质生产力的感念即行了阐释，认为新质生产力的“新”体现为要素构成新和具体表现新[8]，“质”体现为新本质、高质量、高品质、“质”优势，“先进性”体现为结构先进性和内容先进性[9]，在生产要素构成层面，新质生产力是指新型生产要素出现、原有生产要素的供给质量提升，以及各要素组合的配置效率改善[10]；在产品和产业形态层面，新质生产力是指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产品供给能力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是一个包含政治概念、学术概念与产业概念“三位一体”的复合概念[11]。

在发展方向和目标上，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向是能源转型和基础设施更新加快[12]；科技创新日益加快[13]；产业载体不断发展壮大[14]；创新集聚效应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升级[15]。数字技术，大健康及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等基础支撑性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现代生产性服务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阵地，以实现创新性、融合性、可持续性为基本目标，要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人才培养三个着力点，把握新旧协同、技产协同、区域协同、机制协同四个协同发展路径[16]。

由此可见，当前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形成逻辑、内涵特征等已经有较为详尽的研究，但在以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导实践方面，主要体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等方面，尚缺乏与科技风险相关的研究。

二、新时代的科技风险

1973 年，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丹尼尔·贝尔出版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分析了科技发展在后工业社会的重大作用，同时也指出，技术进展也带来了有害的副作用，以及时常被人们忽视而确非故意忽视的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后果[17]。大量使用价格低廉的化肥，是促成农业产业革命的一大因素，但硝酸盐对水域的侵蚀却成为最恶劣的污染来源之一；滴滴涕作为杀虫剂挽救了大量农作物，同时也对野生动物和鸟类造成伤害；汽车的汽油发动机比蒸汽机效率更高，却引发了对大气的污染。1986年，贝克在其成名作《风险社会》的开篇就指出：“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系统相伴。相应地，稀缺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分配冲突，也同科技引发的风险在生产、界定及分配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冲突叠合在一起。”“科学是风险的原因之一，是风险界定的媒介，也是解决方案的来源。正是凭借这一事实，科学为自身打开了新的科学化市场。一方面，科学协助制造并界定了风险；另一方面，这些风险又受到公众和社会的批判。在它们交互影响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重重矛盾。”“科学既是它需要分析并处置的现实与问题的生产者，也是其产物。由此，科学成了被瞄准的对象，它不仅是问题解决也是问题肇始的源头。”吉登斯在《失控的世界》中指出：“外部风险”是指，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指的是由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18]。

进入新时代，一方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科技创新及应用在赋能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科技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生物安全和人工智能伦理与控制等技术安全性问题，以及因技术快速迭代导致的就业结构变化、经济不平等和数字鸿沟等社会稳定性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科技即是发展的利器，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源头。要前瞻研判科技发展带来的规则冲突、社会风险、伦理挑战……”[19]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科技进步不断加速，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另一方面，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世界范围呈现出影响人类历史进程和趋向的重大态势，科技创新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成为生产力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传统生产力理论和实践注重产出增加和生产效率等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内容，新质生产力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生产力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特别是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提升，以及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深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虽然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原始创新能力还相对薄弱，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顶尖科技人才不足，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20]“科技领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1]

新时代的科技风险，不仅包括科技活动可能给人类造成的损失、危害、灾难等不确定性影响。还包括一个国家在科技竞争中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科技走向国际市场遭受政治打压等其它相关风险。

三、新时代发展新质生产力与防范化解科技风险的辩证统一

统筹生产力的发展和安全是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征之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而防范化解科技风险是保障新质生产力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螺旋式上升的辩证统一关系[22]。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体现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服务支撑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能够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而科技创新本身就蕴含着风险[23]。如同硬币的两面，科技创新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范化解科技风险的基础，防范化解科技风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保障。

（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范化解科技风险的基础

一是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24]。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和以安全保护为由的国家干预主义日益盛行，导致技术制裁、产业链本土化和供应链断供等事件频发。世界政治格局演变的突出特点表现为地缘冲突激化、扩大化和复杂化，集团政治和强权政治周期性强化；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表现为世界市场体系集团化、国际贸易集团内循环、产业链脱钩、供应链断裂、国际货币体系分化与世界数字货币体系构建。同时，过分依赖进口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外部供给，增加了生产力发展的外部依赖性。在关键时刻，这种依赖可能使企业和产业不得不面临核心技术控制方的威胁和制裁，增加了遭受供应链中断或被迫接受不公正条件的风险[25]。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通过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建设具备高度韧性且自主可靠的产业链体系，使我国的技术和产业发展在面对外部断供、人为限制和极端风险时，具备保障技术可用和生产可持续的能力。

二是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工业文明使科技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从巫魅到祛魅的演变[26]。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科技理性支配下，工业文明的科技价值观、方法论乃至实践过程都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和改造，必然导致科技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文明视域下，应对科技理性、价值观、方法论和实践过程进行全面反思，推动科技形态的生态化转型，发展并促成一种“亲自然”的生态化科技还魅于自然。复活节岛的悲剧是森林滥伐和环境破坏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的典型例子[27]。岛上所有的森林被砍伐殆尽，岛民无法制造独木舟、工具和燃料，导致食物短缺，野生动植物灭绝，作物减产。随之而来的是土壤遭受严重侵蚀，农业逐渐无法维持，导致饥荒和人口锐减，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绿色可持续，就要求科技发展过程中对自然的消耗和索取的速度要慢于自然再生和恢复的速度，才能避免今日“地球村”成为重蹈“复活节岛悲剧”[28]。

（二）防范化解科技风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保障

生产力是结构复杂的系统，其基本要素包括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但马克思也指出了自然、管理、科技等在生产中发挥的作用，这被学者总结为生产力的两种生产要素理论，即一种是实体性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另一种是渗透性要素，包括科学技术、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等[2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30]。从生产力要素的角度看，新质生产力需要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

一是防范化解科技人才危机，是培育新型劳动者的保障。新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中最活跃最能动的主体，培养壮大能够持续创造和熟练操作新型劳动工具、拓展和创造新型劳动对象、使用和维护新型基础设施的新型劳动者，是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31]。一方面，国际上学术环境恶化。美国政府针对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出台一系列限制政策。比如，2018年6月11日，美国实施新的签证政策，对于计划学习航空、机器人和先进制造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期限从以前的5年缩短为1年。2020年5月29日，美国白宫发布了《关于停止部分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非移民入境公告》，该公告主要针对那些与中国“军民融合战略”有关的学生和研究人员，以及那些涉及敏感技术领域的学生和研究人员暂停入境[32]。据《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中国行动计划”总共起诉了148人，其中 88%的被告是华裔或者华人。2022年2月23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结束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启动的“中国行动计划”，但同时强调中国仍然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巨大威胁，美国政界一致认为，中国在中美科技合作中获得了对美竞争优势，希望通过割断与中国的科技合作，从而遏制中国发展。另一方面，国内人才资源缺失[33]。虽然，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我国科技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由2012年的324.7万人年提高到2022年的635.4万人年，稳居世界首位[34]。顶尖科技人才国际学术影响力持续提升，入选世界高被引科学家数量从2014年的111人次增至2022年的1169人次，排名世界第二。但是，科技人才资源也面临着人才流失、结构失衡和素质较低等问题。1978-2019年，我国累计留学回国人数423.17万人，累计出国留学人数656.06万人，差值已经达到-232.89万人[35]。虽然由于疫情等原因，2020年着手回国就业并向国内岗位投递简历的留学生人数较2019年增加67.3%，但是，何时可以形成“出国深造—回国就业”的国际人才环流趋势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36]。

二是防范化解“卡脖子”风险，是发展新型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保障。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数字经济，劳动资料和劳动工具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37]。新时代以来，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量子通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正在推动传统生产力向新质生产力不断转变。这些新劳动资料的核心是劳动工具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包括各类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工具，以及算法、算力等软性的劳动工具[38]。于此同时，劳动对象的内容和范畴不断扩展，劳动对象不仅仅是传统的物质产品，诸如知识、技能、医疗保健、金融产品和服务成为重要的劳动对象[39]。此外，数智化技术发展使数据的采集、处理、分析和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突出，数据成为未来重要的劳动对象[40]。为了防止中国获取新型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高科技领域施行“小院高墙”的限制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限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包括贸易制裁、投资管控、出口控制和科技人员交流限制等。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迫使中国放弃其高科技产业政策和技术转让政策，从而削弱中国对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挑战[41]。美国的这些制裁措施不仅针对特定的中国高科技企业，如华为、科大讯飞、商汤科技和旷视科技等，而且也试图通过限制中国对美国高技术领域的投资和美国对华技术转移，以及加大对华知识产权相关调查和提高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关税等手段，全方位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美国的这一系列行动反映了其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和其他高科技领域快速发展的担忧，以及试图通过技术遏制来控制全球产业链分工制高点的战略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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