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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特色产业内生性发展的路径研究

——以湘潭典型区域为例

陈璐
  
墨轩媒体号
2025年76期
中共湘潭市委党校 湖南省湘潭市 411100

摘要:乡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内容。由于村村不同,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生产力成为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关键着力点。既然要因地制宜,地理因素仍然是影响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因此,本课题选择都市圈的“核心—交通轴—圈层”分类的湘潭的典型村庄作为研究区域,通过特色产业村在都市圈中的不同地理位置而分类提出对策。

关键词:乡村特色产业 内生性发展 都市圈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着重强调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的具体要求。在长期外力的驱动下,乡村特色产业仍然面临着农民增收难的困境,人才流失、产业项目化、基层治理多目标化等都限制了乡村特色产业通过内生实现自我循环提升发展的路径。因此,如何构建乡村特色产业内部自身产业良性循环,形成乡村内部的组织能力、整合生产要素、对接外部市场,并建立专业化团队以保障乡村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走出一条让农民增收致富的内生性发展道路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湘潭乡村特色产业内生性发展的的现状

内生性发展与传统的依靠外力式刺激发展不同,主要区别在于主体是否自立、是否认同、是否参与,资源是否充分激发,产业是否保持创新。资源要素的流动与积累呈现出自主性与一定收益性的特点,最终实现兴村富民。

(一)湘潭乡村以自立自强精神激活内生动力

湘潭乡村普遍孕育着“不等不靠、自我造血”的内生动力。这种主体性使村民能够结合自身所处的社会情境确立生涯目标,并围绕个人愿景主动获取就业创业所需的核心技能。同时,个体间协作生产会强化地缘与业缘纽带,提升集体行动水平,为乡村产业奠定可持续的协同根基。

在人才构成上,既有留守本土的致富带头人,也有响应乡情召唤返乡创业的新乡贤。官方登记的“新乡贤”已逾11万人。以雨湖区鹤岭镇晶鑫村为例,该村率先建立乡贤信息库,依托该库精准对接资源,成功引入“鲁班弟子家居产业园”,直接吸纳本地劳动力400余人,形成“引回一人、带活一片”的示范效应。‌

(二)湘潭乡村凭文化归属情感筑牢价值根基

湘潭乡村民众对故土的归属感,正由朴素的“生于斯、长于斯”情感升华为面向未来的产业自觉。过去,囿于“农业投入高、回报慢”的观念,多数村民倾向离土离乡。如今,他们依托这份认同,在吸纳外来经验的同时守住文化根脉,从多元信息中筛选适配路径,推动产业由单一种植向“农—文—旅”复合经营演进,为乡村的可持续与共享发展注入精神动能。

以湘潭县花石镇天马村“90后莲三代”胡培源为例,其家族三代植莲,本可跳出农门,却选择留乡深耕湘莲文化。团队整合千亩荷塘景观资源,打造集观赏、研学、休闲于一体的荷花基地;同步开发荷叶茶、莲子糕等衍生产品,形成“种植—深加工—体验式消费”的闭合链条,既提升产品溢价,又带动本地百余人就业。该实践表明,对乡土价值的再确认,可有效破解传统农业“高投入—低效益”困局,实现文化认同与经济收益双轮驱动。

(三)湘潭乡村借多元协同机制提升治理效能

“多元共治、协同共富”的发展理念需要通过制度化的利益联结机制,把外部资本、市场主体与村内资源有机整合,实现产业能级与治理效能同步跃升。

第一,在与社会资本合作方面,部分乡村主动对接龙头企业,建立“统一直采、订单保底”的长期供销框架。以“绿丰公司”为轴心,花石、乌石等镇200余户农户将酸枣糕、紫苏苦瓜皮等传统小吃标准化、规模化生产,其中5户示范户年收入稳定在20万元以上,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的闭环,显著降低了单家独户面对市场波动的风险。

第二,在产权流转与共享收益方面,部分乡村探索“资源股权化”路径。乌石镇乌石村村民将闲置宅基地及古旧作坊(如许家染坊、杜家酒坊)折股量化到村集体,村集体再与专业文旅运营商合资成立项目公司。运营收益在扣除必要成本后,按“农户股+集体股+运营股”比例分红,实现“老屋变资产、农民变股东”。2023年以来,该村已累计接待游客逾12万人次,旅游经营性收入超过2000万元,协同发展的制度红利持续释放。

(四)湘潭乡村依独特资源禀赋塑造比较优势

特色产业的培育唯有系统评估本土资源的稀缺度与竞争优势,才能精准确立区域发展的关键支撑,进而激活乡村产业的内源性动能。湘潭乡村资源的独特禀赋与竞争优势,源于对传统要素的再发现、再认知与再利用。

第一,古法复新。“寸三莲”古种尤为亮眼,湘潭县当地通过“提纯—复壮—扩繁”三级技术路线,建成400亩原种保真圃,使种质纯度稳定于99%以上,并育成“寸三莲1号”等改良品系,同步增强抗病力与单产水平,为湘莲产业奠定品质基石。

第二,模式更新。逐步推行“企业领办、合作社纽带、农户主体”的纵向一体化模式,集成“莲—鱼—鳖”立体生态种养体系,实现单位面积经济效益平均提升四成,辐射带动周边种植面积约10万亩。

第三,链式更新。延伸产业链条,开发莲蓉月饼馅料、荷叶速溶茶、莲子米粉等高溢价产品,经深加工后莲子单价利润可提高约十倍。广州酒家等龙头企业年消化本地湘莲1800吨,有效放大了区域特色资源的增值效应。‌‌‌

(五)湘潭乡村通过多维创新路径释放产业潜能

创新为乡村产业突破路径依赖、增强内生动力与原创能力提供了核心驱动力。湘潭乡村通过制度、产品与营销三维并进,持续释放增长潜力。

第一,在制度创新方面,注重空间“留白”与土地入市。为平衡国土空间刚性管控与产业弹性需求,湘潭率先在乡镇级规划中预留≥10%的建设用地机动指标,村级规划按5%–10%设置“留白区”,既守住生态与耕地红线,又为研学、康养、冷链等新产业新业态预留成长空间,形成“刚柔并济”的湘潭方案。

第二,在产品创新方面,注重功能化、品牌化和数字化。青山桥镇皮鞋产业由贴牌代工转向自主品牌研发,推出定制化、功能型鞋款,单品附加值提升30%以上;35家骨干企业全部接入自动裁切、3D量脚等技术,年产1200万双,生产效率提高三成。

第三,在营销创新方面,注重直播电商与多元直销并行。既有产地直销,依托“青山桥皮鞋”品牌,搭建工厂—消费者短链通道;也有订单农业,绿丰农场与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实现“以销定产”;还有企业直营,万利隆公司自建蛋品直配系统,鸡蛋冷链直达工厂。

二、湘潭典型区域乡村特色产业内生性发展的现实难题

(一)共性难题

1、棘轮式扶持导致依赖财政资金

在资源维度,地方政府能否精准掌控并持续投放关键要素,决定了产业能否完成初始集聚与后续升级。早期阶段,土地要素的有序释放为乡村产业提供了空间载体,促成生产组织的第一次跃迁;随后,交通、能源、信息等公共配套逐步到位,引导产业链在本地形成闭环,行政力量介入有利于加速专业化分工,最终演化为层层加码的资源补给链。

在制度维度,与资源递增相对应配套,产业集聚化时实行基础监管,产业集群化时实施规范治理,产业品牌化时要求强制趋同,以此逐步强化制度供给,依次提升了安全生产、生态保护、技术标准与区域品牌的整体能级。

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市县两级持续性的资源叠加与制度收紧,共同塑造了“棘轮型扶持”路径,导致部分乡村过度依赖财政资金输血,政府投入只增不减,经营主体对财政拨款的黏性随之增强,市场化动力相对弱化。

2、基层政府考核指标与富农目标难以匹配

目前对基层政府的绩效评价主要依托产值、新增主体数量等易于量化的宏观指标,这些指标虽便于横向比较,却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深层目标存在一定距离。产业发展导向通过考核体系间接影响基层政府对合作社类型的选择,在项目与资源有限、发展考核周期受限的现实情境中,基层更倾向于支持能够快速呈现规模效应的亮点项目,而对培育周期长、见效慢但更具普惠性的真正能联农带农的“真合作社”投入相对谨慎。由此可能带来的结果是,统计报表上的产业规模与合作社数量稳步增加,而小农户在价值链中的实际收益及其主体性地位仍有待进一步显现。现实难题是当前对小农户在乡村特色产业中获得增值收益的数量及来源的评估仅局限于文本或统计数字层面,无法量化从小农户角度分析其在乡村特色产业中是否获得了主体性地位,主体性地位的突显需要重新构建一套刚柔并济的考核标准。政绩考核标准的改变迫使基层政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农民主体性和村庄自主性放到首位,而非为自身政绩打造亮点工程。

3、产业主体间利益联结松散

一是部分合作社的治理目标偏离“成员福利最大化”原则。资本要素的谈判权显著高于土地要素和劳动要素,部分合作社不愿意和小农户分享合作剩余及政策性收益,压缩了小农户的获利空间。在争取扶持时,这类组织往往扩大成员口径,而在盈余分配环节,则以“核心社员”名义缩小受益范围,成员边界呈现双重标准。基层政府在给予合作社政策扶持时近乎完全忽略了合作社的实际带动能力。

二是部分合作社缺乏监督空壳化。盈利能力不足且党建监督缺位,甚至个别更演变为村干部主办,集体经济属性被弱化。

三是部分合作社缺乏违约制衡机制,合同条款简单、缺少第三方监督,导致合作社与小农户双方均存在随意毁约现象。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履约机制容易使小农户与合作社出现违约行为,形成负面示范效应,进一步弱化了利益联结。

(二)个性难题:

当前多数乡村是以农业、工业、文旅等功能分类施策发展,但产业发展与地理区位特别是都市圈的辐射范围相关。总体呈现出与中心城区、乡镇中心、交通干线及沿线区域集聚布局,并以组团放射性发散。其中,产业集聚密度与都市圈的距离呈明显正相关关系。因此,本课题将乡村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核中村:位于中心城市中的特色小镇;这类村庄在城区内部或者城与城之间的交界融合之处,因此既能承担中心城市的资源外溢,又有条件能在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将人流、物流、信息流集中起来,加速城乡融合。第二类是轴边村:位于中心城市以外,交通干线沿线的卫星村;交通干线沿线的乡村属于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依靠便捷的物流等优势打造片区重大项目,投资回报率可观。第三类是圈内村:单元界定位于都市圈范围内的专业村;地理区域并不在交通干线沿线,但是发展起来有自身的专业优势,如有悠远流传的百年技艺、有历史悠久的文化与建筑、有风水秀丽的自然风光等。

1、核中村的个性难题(以湘潭市岳塘区七星村为例):典型区域是位于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的交界地域,比如湘潭市昭山七星村地理位置在长沙与湘潭交界之处,这类乡村仍有难题未解。一是嵌入的新业态点未成线、线未成片。城市工业生产向外围区域扩张与转移,顺应产业升级趋势以致于土地被路网切割得大小不一,土地资源相较零散很难发展大规模农业。作为城市后花园的定位,七星村经过政策支持后开发旅游经济和做大特色农业经济,具备花卉、水产、黄桃等各类产业,而价值链与创新链的融合仍然不够,表现为产品与销售价格不具备市场竞争力、各业态间单打独斗、设施建设与生态价值变现难等,未能有效向都市圈中心城市输出乡村联动价值。二是政策红利受统一大市场影响较大。部分村紧邻园区,受到园区政策统一与村级企业政策紧缩后,厂房退租,经营性资产收益流失较大。三是乡土伦理逐步向陌生人社会过渡。原本的乡村熟人社会被快速城市化打乱,经济发展的同时邻里间的熟人关系逐渐演化成了陌生人社会,在精英回流、陌生人停驻与乡村居民之间如何构建协同发展机制,特别是发挥村民主体内生作用值得深思。

2、轴边村的个性难题(以湘潭县乌石镇乌石峰村为例):典型区域是在各交通干线沿线的乡村,比如湘潭县乌石镇乌石峰村在沪昆高铁和G60沪昆高速重要交通运输轴上,这类乡村也有不同难题。一是未能形成品牌建设-运营-维护的链条。正如费孝通所说“每个地区有其独特的解决生活问题的办法,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而是有历史传统的”,历史性传承的产业品牌虽已初步探索进行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但是首先品牌规模不大;限制于原材料、人才、物流、基础设施和服务匮乏,难以形成规模,承接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其次,品牌运营不专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再次,品牌维护难度大;农产品加工产业仍以低端加工为主,深度加工的产业配套企业较少,甚至出现代工或者加工贴牌的现象发生,不利于品牌维护。以乌石腐乳为例,做大了难以保障质量,自己选择做小规模小批次产品。二是利益联结机制较为单一。资本定价仍然大大高于土地与资源定价,三十六坊村部靠土地流转等作价占20%、康旅融合公司占80%的的收益分配,从短期来看是相较合理的,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村部在此基础之上,如若发生对项目投资配套资源的投入,收益分配要相应上浮,比如公路的加宽,生态停车场的拓展、产业土地资源的增加等等。三是随着开发项目的进驻,乡村主体间进入至半熟人社会,主体之间相互产生竞争,社会资本、小农户、合作社之间的利益博弈经常斗智斗勇。

3、圈内村的个性难题(以湘潭县石鼓镇顶峰村为例):典型区域是位于较为偏远的都市圈圈层外围,无法享受到中心城市都市圈的辐射,但有得天独厚的自有资源与历史悠久的经典产业基础的乡村。比如湘潭县石鼓镇顶峰村位于位于“湘潭县—湘乡市—娄底双峰县”三县交汇的昌山—铜梁山分水岭脊线,素有“鸡鸣三县”之称,是湘潭县版图最西南、地势最高的边界之地,这类乡村有相似难题。一是产品同质化较严重,多利用山水田园风光做文章,产品形式与类别单一,二是社会资本引入难,这是由同质化导致收益低进而产生的连带效应,三是乡村网络关系仍以熟人社会为主,难以接受新思想与新业态。

三、构建乡村特色产业内生性发展的路径探索

依地理区位分类施策是湘潭乡村特色产业内生发展的关键路径,建议按照“核心—轴边—圈中”三类村庄梯度布局:都市圈核心村以“产业联动”为理念,借助高人流、高资本密度,打造集展示、体验、交易于一体的复合型产业,保障“陌生人社会”的共享发展。轴边村定位为“产业配套”,通过冷链仓配、加工前置、前置仓等功能节点,降低中心城区物流成本,在半熟人社会中实现竞争共赢。圈中村突出“内生深耕”,依托熟人社会的高信任网络,激活社会资本,重点推进乡土技艺传承、小批量精品生产和社区支持农业(CSA),实现协同共治与价值共创的突破。

(一)核中村

1、以“一座城”理念策划乡村特色产业联动,做好“两个融合”大文章。

策划一条跨市域主题动线。主动嵌入“长株潭”都市圈休闲分工,借鉴潮汕、顺德“把小吃做成大产业”的经验,塑造“玩在长沙、吃在湘潭、乐在株洲”的黄金动线,核心节点以昭山七星村—盘龙大观园—昭山露营基地为湘潭段主轴,打造可自驾、可骑行、可步行的复合游线。作为味道之旅,沿线嵌入“早有米汤泡饭—午有荷塘土鸡—晚有柴火煨鱼—夜宵有麻辣小龙虾”等原生乡味驿站,形成“大景区引流、小节点留客”的串珠式格局。考虑到交通便捷性,与长株潭城际轻轨、高速出口无缝接驳,设置“湘潭味道”接驳车,实现“下车即入景、入景即入席”。

传播一个“吃在湘潭”文化IP。把“特色小吃+乡间土味+生态果园”整合为一张城市级美食名片。体验设计考虑到人群不同需求,可涉及入园现摘莲子、草莓等采摘式体验;稻田捉鱼、荷塘抢莲蓬等游戏式体验,完成“任务”换取餐券;打造“重温老湘潭味”剧情式体验,游客沉浸式复刻传统卤味、剁椒技艺。同时邀请短视频达人以“24小时吃遍湘潭”为主题连续打卡,官方账号同步发布“味道地图”与“节气食谱”。

留下一个彩色回忆。以花为名做好花样文章,春赏油菜花、夏观荷田、秋看向日葵、冬览梅花枝,形成“一季一主色、一色一打卡”的摄影经济。做好美学搭配,统一视觉符号“花Young湘潭”,扩展花瓶、剪枝、礼盒等服务提升二次消费,增加特色产业附加值。做好土特产文章,将湘潭市区本地特产如雨·湖蔬鲜、锰矿扣肉等作为伴手礼,乡味伴手礼出新奇,按节气和季节包装不同伴手礼如“团圆”“踏青”不同主题礼盒,还可以增加四季盲盒属性,按春芽、夏果、秋谷、冬酿组合,每月线上限量发售,增强复购黏性。

通过“动线—IP—记忆”三位一体设计,实现游客“一日游”向“四季反复游”转化,推动湘潭乡村特色产业由“单点经济”升级为“整城联动”的复合型目的地。

2、共享发展,构建“能人+乡贤+村民代表”的组织体系。

党建引领,完善决策与监督机制。支部作为把方向的机构,能人、乡贤与村民代表发挥作用,作为决策机构,老党员与群众代表作为监督机构,对资金、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督。

扎根乡村,留住农村CEO。通过“薪酬+股权+荣誉”的组合激励,把善经营、懂市场的乡土人才留下来。可采取岗位补贴+企业家才能资源入股的方式给予福利待遇,同步授予“乡村领军人才”称号,优先推荐为“两代表一委员”,形成事业留人、待遇留人、荣誉留人的综合引力场。

共享人才,加速人才要素跨村流动。建议设立“乡村人才超市”,由县级平台统一备案、分类管理。把擅长品牌运营的A村能人导入B村合作社,把精通电商的C村乡贤派驻到D村基地,实行优惠政策激励制,可优先给予金融授信与担保、项目优先权。既解决单村人才瓶颈,又实现智力与资源的跨村优化配置,推动优势经验在更大范围共享。

(二)轴边村

1、以“卫星村”思维整合全域资源,为都市圈提供组团式、发散型配套。

物流降本,嵌入中心城市供应链。参考山东“县域冷链共同体”做法,湘潭卫星村先行建设共享预冷仓、低温分拨中心与村级寄递物流站,形成“田头—中心仓—城市前置仓”三级网络,同步开展电商直播、冷链运营等专题培训。

平台搭桥,由近及远拓展渠道。起步期对接本地工业园区食堂、社区团购、生鲜连锁,设立“卫星直采”专区。成熟期借助省级供销体系或者协会农产品产销联盟,逐步把供货半径扩大到长株潭及粤港澳大湾区。

品牌运维,成果从创新到保护。联合高校与科研院所建立“卫星村品牌实验室”,每年滚动推出3-5款差异化新品。同步申请地理标志、绿色食品认证和外观专利,构建“注册—监测—维权”闭环。做好土特产的首发经济,对持续创新的经营主体财政可设立奖励措施,用于后续市场推广与知识产权维护,实现创新成果持续转化与长效保护。

2、创新合作方式,让老品牌焕发新生机。

创新建立阶梯分成的共享模式。利润分成不再固定化,按大中小经营主体分段计提利润。具体可参考按年度销售额、质量追溯合格率及带动农户数三项指标设定浮动系数分成,既保障核心企业合理收益,又让中小农户同步分享品牌增值,实现共赢。

创新差异化产业赛道。大农户做规模,集中连片种植、标准化加工,主攻大宗订单与城市集配;小农户做特色依托庭院经济,边角地发展小微批次可定制化精品,通过直播、社区团购直供客群。两条赛道错位竞争,避免同质化压价,整体提升品牌矩阵的层级与厚度。

扩大在地创业。设立“卫星工坊”,优先吸纳本地及周边40岁以上返乡人群,提供包原料、包技术、包销售“三包”服务。同步配套子女入学、低息微贷等“一揽子”政策,降低返乡门槛。着重政策偏向孵化夫妻工坊与家庭工厂,实现“离土不离乡”的扎根式城镇化。

(三)圈内村

1、以“小行星村”理念构筑自我成团发展势能。

项目制叠加资源。仍需要非市场机制先期持续注入资金、技术与人才,形成多条微产业链并行孵化,再逐步由外部输血转向内部造血。

讲好产业故事。为每一颗“小行星”设定独特场景与故事线,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多元互补。

贯彻两山理念。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细化为碳汇交易、生态研学、康养度假等可计量、可收益的具体场景,策划“绿水青山看我家”的系列活动,让生态价值真正变成集体和村民的绿色红利。

2、多元集聚要素,破除边缘村停滞发展难题。

实行人才孵化,“公费农科生”计划。由县财政与涉农院校联合设立定向委培名额,学生“入学即签约、毕业即回村”,在校期间实行“课堂+田间”双导师制,毕业后担任一定级别职务,连续服务满五年即可获得学费全额返还及职称晋升绿色通道,确保“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

借助智力外脑,服务田野调查特遣队。依托高校社会学、经济学、农学三大学科,组建跨学科流动服务队,每季度驻村两周,围绕产业瓶颈、社区治理与生态价值等主题开展快速诊断,形成可视化报告并在县域公众号发布。调研成果同步纳入县政府决策参考,借此提升村庄的学术关注度与政策能见度。

社会资本破冰,多元资金协同。设立“圈中村共富基金”,财政资金做劣后、社会资本做优先,撬动银行信贷与保险资金;配套出台基础设施贴息、设备租赁补贴、收益保底回购等措施,降低社会资本首投顾虑,实现“政府小投入”撬动“市场大流量”,重点推进乡土技艺传承、小批量精品生产和社区支持农业(CSA),为圈中村注入可持续的现金流与发展动能。

参考文献:

[1]梁海兵,姚仁福.乡村特色产业主体利益联结:理论框架、脱钩逻辑与复联路径[J].农业经济问题,2024,(09):41-53.DOI:10.13246/j.cnki.iae.2024.09.002.

[2]覃梦妮,曹斌,赵心童.新内生发展视角下日本推动乡村产业兴旺的实践经验[J].现代日本经济,2024,43(02):71-82.DOI:10.16123/j.cnki.issn.1000-355x.2024.02.006.

[3]孙伟,田秀琴,闫东升,等.乡村产业地域分异格局研究——以南京都市圈典型区域为例[J].人文地理,2021,36(03):129-137.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21.03.014.

[4]胡高强,杨发祥.棘轮型扶持:乡村特色产业打造的非市场机制——基于玉照特色刷业20余年历史的考察[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03):175-186.DOI:10.13300/j.cnki.hnwkxb.2025.03.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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