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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国家级新区在地方经济发展中龙头作用的建议

徐树鹏
  
墨轩媒体号
2025年171期
苏州科技大学 215009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国家级新区是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重要排头兵,也是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龙头。自1992年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浦东新区以来,全国已有19个国家级新区。尽管资源禀赋、经济基础、发展阶段和承担的改革创新任务各有不同,但这些国家级新区大多在招商引资、“放管服”改革、要素市场化、高水平开放4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积极探索。我们总结了其中一些具有撬动性的深化改革实践做法,供领导参阅。

一、 当前国家级新区的发展情况

1. 经济总量稳步增长,发展基础不断夯实。2023年,19个国家级新区(下简称“新区”)以占全国0.2%左右的人口和面积,创造了全国5%的经济总量,呈现明显的梯队发展格局。第一梯队为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2023年GDP分别为16715.15亿元、7303.03亿元,合计占总量的近四成。第二梯队为青岛西海岸、重庆两江、成都天府和湖南湘江。其中,青岛西海岸首次突破5000亿,以5003.38亿元的GDP名列第三,另三个新区的GDP都超过了4000亿,合计约占总量的三成。第三梯队大连金普、南京江北、广州南沙、浙江舟山群岛,经济总量处于2000-3000亿之间,合计约占总量的四分之一。第四梯队云南滇中、江西赣江,经济总量均突破1000亿大关。第五梯队吉林长春、陕西西咸、黑龙江哈尔滨,经济总量在500亿-1000亿之间。第六梯队河北雄安、甘肃兰州、贵州贵安,经济总量均低于500亿。其中,河北雄安虽经济总量未超500亿,但同比增速在各国家级新区中仅次于贵州贵安(24.1%),达到了19.58%。

二、示范引领和支撑作用不断提升、持续引领区域发展。从增速看,2023年,新区经济平均增速8.6%,绝大多数GDP增速均快于所在省(市),充分发挥了地区经济新引擎和示范带动作用。河北雄安、甘肃兰州、贵州贵安3个新区经济增速在两位数以上,分别为19%、10.1%、24.1%,均高出所在省(市)4个百分点以上,持续引领区域发展。从对所在省(市)贡献率来看,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率在三成以上的有天津滨海(41.92%)、上海浦东(35.41%)、青岛西海岸(31.67%)、大连金普(33.22%);贡献率在15%以上的有重庆两江(15.46%)、南京江北(15.51%)2家;贡献率在5%以上的5家,分别为福建福州(5.75%)、四川天府(7.71%)、湖南湘江(9.02%)、广州南沙(7.64%)、吉林长春(6.67%)。整体来看,新区对所在地区经济的支撑作用不断提升。

三、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过半。2023年,19个新区三次产业比重5.6:34.5:59.9,第三产业增加值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5.3个百分点。其中,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青岛西海岸、四川天府、重庆两江、湖南湘江、福建福州、南京江北、云南滇中、吉林长春、黑龙江哈尔滨、陕西西咸、河北雄安、甘肃兰州、贵州贵安15个新区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特别是上海浦东第三产业增加值高出第二产业一倍以上。大连金普、陕西西咸2个新区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50%,是典型的工业型新区。

四、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聚力增效作用明显提升。2023年,19个新区实现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429.7亿元,占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1.58%。上海浦东(1300.8亿)、天津滨海(565.4)新区在总量方面占据前两位,与地区生产总值排名保持一致。陕西西咸和河北雄安财政收入增速较高,同比增长分别为32.8%和27.3%,居增速前两位。大连金普、南京江北实现量速齐升,总量分别居第三位和第四位,增速分别居第三位和第六位。

二、有撬动作用的深化改革实践

1. 招大引强、做实做优实体经济。近年来,新区紧盯产业全球和区域布局变化,持续招大引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海浦东组织140多个团组海外招商,推动罗氏中国加速器、默克三期实验室、西门子医疗等重大项目实质性落地,2023年共招引产业科技签约项目700个,投资总额超1600亿元。天津滨海以龙头带链条、以链条引项目,例如英力士与中石化南港乙烯合作,力神新能源基地等。青岛西海岸瞄定新型显示产业,招引京东方、晶引COF等一批重点项目签约落地。重庆两江拓展了全球招商引资网络,聘任了第一批全球招商顾问,并着力补链强链精准招商。湖南湘江紧盯三类“500强”企业和产业链龙头招引,截止今年4月,新增项目63个,总投资115.4亿元。这些新招引的项目如同春风化雨,不仅带来资本和技术的蓬勃涌入,更为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推进“放、管、服”改革,持续激发干事创业活力。具体做法如下:一是市场准入便利化。上海浦东实施“一业一证”改革,天津滨海推进“承诺拿地即开工”等创新模式,南京江北组建综合执法局,规范行政处罚权。二是精简行政审批事项。贵州贵安行政审批局通过整合申请表单、业务流程等,将申请材料从原来的22份压减到现在最多提交6份,压缩超70%,办理时限从原本的2个月缩短到23天以内,压缩超60%;江西赣江优化“一照通办”,最快3小时办结企业开办各环节。三是扩大跨地区办理范围。重庆两江推行“跨省同办”、兰州新区实现电子证照跨区域核验,大连金普推出“跨区域通办”,方便企业就近办理。四是健全法制服务环境。上海浦东出台15部法规,广州南沙制定《互联网仲裁推荐标准》,福建福州设立国际商事仲裁院。这些改革举措有效提升了管理服务效能,走在全国前列。

3. 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先进生产要素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土地方面,天津滨海创新产业用地供给模式,推行弹性年期供地;鼓励先租后让供地,推动“卖土地”向“招项目”转变。四川天府则引进社会资金投资农村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制定集体建设用地指标收购储备暂行办法,从国家重点扶贫区域和灾后重建地区购买建设用地指标支持新区建设。金融方面,天津滨海探索外汇便利化、跨境资金池、FT账户便利化、资本市场服务、贸易新业态,助力更多企业出海淘金。湖南湘江引进社会资本参与片区一级开发,探索采取未来预期收益分成模式合作开发。科技方面,青岛西海岸采取引进科研院所、促进区域内科研机构转型升级、依托优势企业开展主要技术研究攻关等多种方式,推进海洋科技平台发展;四川天府新区依托天府国际技术转移中心,一头连起区内各大科研院所,一头连起国际市场和全球产业,推动科技成果从兴隆湖周边“实验室”走向国际“生产线”。人才方面,上海浦东建立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青岛西海岸新区着力打造“国际海洋人才港”。数据要素方面,上海浦东以上海数交所为核心抓手,围绕数据产品组织与交易,出台首次登记挂牌、数据产品交易示范、优质数商培育三大补贴,加速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大连金普推出自贸片区数据跨境流动正负面清单,支持数据跨境流动。这些要素市场化改革赋予了资源高效流动的自由和动力,激发了市场的活力。

4.深化开放创新综合试验、推动更高水平开放。19个国家级新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沿阵地,其中14个拥有自贸试验区(片区)。近年来,这些新区在深化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和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上海浦东先后试点试行了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白名单”制度、生物医药特殊物品入境检疫改革等开放创新制度,加速了生物医药原始创新和产业化进程。天津滨海成立天津自贸试验区跨境投融资综合服务中心和海外工程投资服务中心,累计实施百余项通关监管创新措施,推动全国首票综保区内飞机到境内维修改装业务落地。这些开放型制度创新破除了外资融入本地的桎梏,推动新区开启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三、下一步建议

1. 以专业化招商替代传统招商。近年来,美全面解构中国嵌入全球产业链的战略,已对新区招商引资造成一定影响,部分外企甚至出现撤退迹象。加上各个新区愈发“内卷”的招商竞争,传统靠人脉、感情、短利的招商模式已难以为继。为此建议:一是在择商理念上,更加注重“质”的突破。不同于以往什么热门就招什么,专业化招商更注重产业选择;不同于以往注重数量扩张,更加注重项目的质量;不同于以往看重项目的“投资总额”,更加注重项目的“科技含量”;不同于以往注重招“大商”,同时关注“小商”招引培育,即既抓项”大而优”的项目,也抓“小而美”的项目。二是在方式方法上更加注重靶向对接。传统的招商引资倾向于采用一种广泛覆盖的方法,通过举办大型投资论坛、参加国际贸易展览会等方式,希望能吸引尽可能多的企业的关注和参与。然而,调研发现,这在吸引了大量关注度的同时,实际成功落地的转化率不高。建议借鉴苏州工业园区统筹官方、半官方招商力量和资源的做法,形成统分结合、各有侧重、密切配合的招商队伍。同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招商引资与区域产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实现从优惠政策招商向产业集群招商、综合环境招商、以资引资招商的转变。

2. 推动政府服务集成性创新。调查发现,很多高新区在“放管服”改革实施后,与创新创业关系最密切的市场准入、投资建设等领域许可事项划转到行政审批部门集中行使,而监管、执行等后续事项则归口到市场监管、综合执法等部门各自运作。这在提升前道准入效率的同时,也给后续审批、监管、执法等环节高效衔接、信息共享提出了难题。对此建议推动“数字政府”建设。具体:一是从整体政府角度搭建企业“点菜”(提交审批)、平台“配菜”(信息办件推送确认)、职能部门“炒菜”(监管和执法运作)的中央厨房式政务服务平台体系,从机制上减少了由于信息不互通、需要多部门核实带来的监管、执法延迟风险。二是聚焦金融、制造业等特定政务监管场景,通过大数据模型对市场主体的工商、舆情、经营等信息进行综合判定,精准排查出需要进一步现场核查的重点高风险企业向基层推送,减少基层办事人员企业信息检索、筛选和分析工作的同时真正做到“无事不扰”。

3. 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目标,分区域、分阶段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首先,19个国家级新区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区域发展差异很大。因此,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目标,完成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分区域、分步骤、分阶段推进。例如,首先从经济规模总量处于同一梯队(如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或者地域相近、文化相同的区域(如重庆两江和四川天府)做起。其次,需要把竞争政策作为推进国家级高新区要素市场改革的主要治理机制。通过竞争政策破除行政主体设置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行政壁垒,不断强化市场主体的竞争关系,逐步探索在现有行政体制中激发土地、金融、科技、人才、数据等要素的活力。

4. 加强面向未来、长期主义导向的开放型制度创新。为此建议,一是需要高新区高层领导的鼎力支持。实践证明,凡是攻坚性、引领性的开放型制度创新大多涉及业务链条长、管办部门多,各类制度规则又需要反复确认迭代,可谓耗资、耗人、又耗时。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的各项开放创新综合试验制之所以能迅速渗透并推陈出新,主要还是源于当时新区主要领导的亲自挂帅和强力推动。二是需要政府眼光下沉、主动靠前,及时了解企业所需。围绕高水平开放所需人才、资金、物流、供应链、项目投资等保障要素,推出全方位便利化服务新举措。三是建立企业诉求解决常态化工作机制。以实地走访等形式了解企业发展情况,解答企业疑虑。对于反馈频次高、影响面大但无法通过自身权限解决的,积极向上争取。

参考文献:

[1]原源,党玮,王银灵.国家级新区建设对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研究[J].时代经贸,2025,22(01):5-10.DOI:10.19463/j.cnki.sdjm.2025.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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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昊,曹颖轶.国家级新区对产城融合的提升效应——来自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的证据[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05):9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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