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对2000-2025年国内外地方性知识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总结，分析当前研究热点与趋势。方法 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CNKI数据库中地方性知识的高水平论文为研究对象，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文献进行可视化，通过关键词共现、聚类与时区图谱对比国内外研究主体、热点及趋势。结论 在主题焦点上，国外研究凸显问题导向的生态治理与技术整合，国内则侧重政策驱动的文化复兴与实践转化。在研究内容上，国外聚焦于遗产韧性、小农生计与气候响应，国内则聚焦知识翻译学、中国式现代化与在地化技术赋能。在方法论层面，国际学界注重跨学科的定量建模与社区参与式行动，国内研究则更强调文化阐释、政策落地与教育制度化路径。综观研究现状和趋势，梳理国内外研究综述，总结了未来的研究亟需深化突破的三个方面。 关键词：地方性知识；乡村振兴；文化；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TB4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涵盖了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9]。其实施过程必须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乡村发展规律，尊重农民主体作用。在此背景下，“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LK）作为传统社区基于生产生活和智力活动总结和创造的关于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经验和认知体系[10]，正通过传统智慧赋能可持续农业、传统技术驱动特色经济、乡土教育激活文化认同、传统组织与现代法治融合、传统知识转化为发展资本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生命力；然而近些年来传统村落不同程度出现的景观空间消亡、地方特色消失等问题，导致地方性知识作为规范和调适人类种群与生态系统关系的机制失去生存土壤。鉴于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全球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等议题驱动下，国内外地方性知识领域虽已开展系列研究，但研究主体、热点和趋势存在显著差异，同时缺乏相关可视化计量分析，制约了知识的系统整合与创新应用。

因此，为明晰该领域的研究特征，本文采用可视化文献计量法梳理研究热点、厘清研究脉络，研判研究前沿，在整合分析研究主题的基础上对国内外来研究趋势进行预测，以期为我国地方性知识领域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理论依据。

一、 研究方法及参数设置

（一）数据采集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Web of Science（WOS）和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以下简称“知网”），采集数据时间区域为2000年1月1日——2025年7年1月。在知网中以“地方性知识”or“本土知识”or“乡土知识”作为主题，对地方性知识研究文献进行高级检索，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权威性和针对性，勾选CSSCI，北大核心和CSCD核心期刊，得到1615篇文献，再由两位专家共同筛选剔除主持人语、英文文献及本文研究无关的文献，并手动补充领域专家文献，最后通过CiteSpace去重处理，数据清洗后得到1642篇有效文献。在WOS中以“local knowledge” OR“indigenous knowledge” OR “traditional knowledge”OR “situated knowledge”OR “folk knowledge”，Not “local area network”OR “local government”为主题词检索，通过手动删除如会议摘要、书籍评论等与本次研究关系不大的文章，最终得到1574篇有效文献。

（二）CiteSpace参数设置

本次研究将检索到的国内外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文献数据分别导入CiteSpace中，按照数据分析内容中所论述的研究角度，分别生成可视化知识图谱。在CiteSpace中参数设置如下：首先在“数据”中对WOS和CNKI数据库的文献筛选、格式化转化，得到外文文献1574篇，中文文献1642篇；将时间区间设置为2000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1日；时间切片（YearsperSlice）为5；在“剪切算法（Pruning）”中，勾选“关键词（Keywords）”，其他参数设置为默认选项。

二、 国内外研究基本情况与分析

（一） 国内外研究文献的发文量趋势分析

地方性知识是由美国人类学家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于1983年出版《地方性知识》一书中系统提出。同时，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包括核心期刊）的系统性收录始于1994年。而1994–1999年仅1篇核心论文的极端稀疏性，无法支撑统计分析，强行纳入会扭曲研究结论。所以本研究的时间跨度确定在2000年1月1日至2025年7月1日年，所以2025年当年国内外发文数据可不考虑。根据发表时间结果，可见在2000-2025年间国内外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文献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

1、国外研究文献的发文量趋势分析

第一阶段是2000年至2009年的缓慢积累期，该阶段年均发文量17.9篇，从8篇递增到33篇，增长321.5%，但年度波动明显。主要原因为地方性知识尚未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依附于人类学、生态学等学科，学者聚焦理论，实证研究处于起步状态。

第二阶段是2010年至2019年的爆发式增长期，该阶段年均发文量74.4篇，连续九年正增长。主要原因为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ADGs）将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知识纳入政策框架，通过目标条款的强制性约束力和国际软法机制推动全球行动。生态学和人类学交叉研究推动了药理学的研究。气候变化议题带动了极地和岛国的研究。同时数字人文工具普及和参与式GIS技术等技术革命也有效的带动发文量的增长。

第三阶段是2017年至2025年的高位震荡期，该阶段年均发文量108.5篇，2021年冲高后连续下挫，2024年反弹至114篇。主要原因有全球议题渗透，显示气候适应研究成为主流，同时对研究方法论进行批判性的反思。COVID-19疫情导致2020年全球学术出版流程停滞，稿件积压至2021年集中释放，引发该年度国内外发文量的爆发性增长。由此可见，国际学界不仅最早提出“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并且更早形成规模化研究网络。

2、国内研究文献的发文量趋势分析

第一阶段是2000年至2009年的萌芽探索阶期，该阶段年均发文量27.8篇。从我国的地方性知识研究的实际情况来看，直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初期才有人开始关注地方性知识的研究[11]。2000年国内盛晓明[12]首提“地方性知识”，反映学科尚处于概念普及阶段。从2000年到2004年地方性知识依附于民俗学、人类学研究，并且2003年前无国家级传统知识保护政策，研究依赖学者自发兴趣。一直到2006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出台，有效刺激了实证研究。2005年的异常暴跌，可能与文化部整顿“伪民俗”研究，导致期刊审稿收紧有关。

第二阶段是2010年至2019年的快速增长期，该阶段年均发文量27.8篇，增长平稳。主要原因有政策的强力干预，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各省配套建立传统知识数据库；2012年“美丽乡村”写入十八大报告，要求挖掘乡土知识；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催生基层调研热潮，推动贵州侗族稻作系统研究发文量。跨学科融合，2015年生态学介入，推动2016-2019年年发文量突破80篇。2018年低谷（81篇）可能原因有社科基金优先支持“精准扶贫”，ILK项目申请通过率下降。

第三阶段是2020年至2025年的高位调整期，该阶段年均发文量93.3篇。研究下沉到教育、技术场景，但理论突破减弱。2021年《乡村振兴促进法》要求“保护农业文化遗产”。COVID-19导致全球学术产出减缓，2020年疫情初期科研活动受阻，国内期刊面临整改政策，部分期刊载文量下降。2023年的峰值原因可能源于“破五唯”倒逼学者产出高质量论文、疫情后调研资源的集中释放。

（二）国内外研究高被引文献分析

1、国外研究高被引文献分析

根据国外地方性知识研究高被引文献分析结果，发现研究主要源于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气象与大气科学等领域。表明国外研究聚焦于质疑普遍性知识权威，在跨学科的思维下扎根社区开展行动，在解决环境与资源问题时强调技术赋能而非技术控制，始终追求公平保护和尊重多元文化。以国外地方性知识研究应用频次最高的两篇文献为例，Daly[13]提出地方性知识通过模型参数优化、数据漏洞填补、物理过程验证三个路径，助力构建高精度气候模型（PRISM），为气候模型整合传统知识提供范式。Raymmond[14]提出地方性知识通过提供情境智能、修正科学盲区、增强方案合法性，实证表明环境管理的有效性取决于能否构建包容多元认识论的协同治理流程。

2、国内研究高被引文献分析

相比国内研究（表2），分析表中10篇被引文献，发现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学余文化研究、教育学与知识论、公共治理与社区研究、文化遗产保护与数字化技术五大领域。表明国内研究从本土化理论建构入手呼应国家战略导向，通过政策驱动的实践路径服务乡村振兴等重大任务，在积极应用数字技术的同时警惕文化失真风险，始终追求文化自信与治理效能。其中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作者盛晓明[4]指出地方性知识“突破普遍主义知识观”，本质是特定情境中生成并辩护的知识体系。从引用率排位来看，盛晓明文章的断层式高引用率折射出中国学术生态的特殊性，其本质是本土理论创新稀缺性与学科发展不均衡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 国内外研究热点分析

1、国外地方性知识研究的热点分析

根据国外文献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数，选取前12为按照频数高低依次排列，除开local knowledge（地方性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乡土知识、（knowledge）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传统知识与地方性知识又直接关联外，国外研究的热点依次是​Management（管理/治理）、Conservation（保护）、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Agriculture（农业）、Community（社区）、Science（科学）、Systems（系统）、Education（教育）、Adaptation（适应）、Ecosystem Services（生态系统服务）、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Medicinal Plants（药用植物）。

在Citespace中使用对数似然比LLR算法进行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在高频次的关键词中共统计出10个关联度最高的主题聚类，代表了地方性知识的具体研究热点。国外地方性知识研究关键词的聚类结果显示，模块聚类值（Q）=0.4272（>0.3），平均轮廓值（S）= 0.6949（0.5≤S＜0.7），依据CiteSpace 提供Q值和S值评判图谱绘制效果，Q>0.3 表示划分结构显著，0.5≤S＜0.7表示结构合理，综合来说表示整体聚类的有效性[15]。将#8local knowledge排除，将其他7个聚类主题分为三大类，生态与环境系统类包括#7social-ecological systems（社会生态系统）、#4diffuse pollution（扩散污染）、#2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1ecosystem services（生态系统服务））：以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的互作机制及环境问题治理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多尺度建模和政策情景模拟，揭示环境退化机理，优化国土空间规划，支持双碳政策落地。文化与社会治理类包括#0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3medicinal plants（药用植物）：以传统文化资源在现代治理中的价值转化与制度设计为主要研究内容，运用民族志深描和制度分析框架，达到保护文化多样性，激活社区集体行动，推动公平惠益分享的目的。知识传播与方法论类包括#5communication（知识传播）、#6indigenous knowledge：以地方性知识的数字化保存、跨域传播与本土化应用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和科学计量分析，实现延续文化基因，提升技术的适配性。

2、国内地方性知识研究的热点分析

根据国内文献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数，选取前12为按照频数高低依次排列，除开地方性知识、本土知识、乡土知识与地方性知识又直接关联外，国内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振兴、知识翻译学、地方性、人类学、乡村教师、科学实践哲学、现代性、知识生产、知识、民族地区、农业文化遗产、本土化等关键词。

在Citespace中使用对数似然比LLR算法进行关键词的聚类分析，在高频次的关键词中共统计出10个关联度最高的主题聚类，代表了地方性知识的具体研究热点。国内地方性知识研究关键词的聚类结果显示，模块聚类值（Q）=0.646（>0.3），平均轮廓值（S）= 0.9372（>0.7），依据CiteSpace 提供Q值和S值评判图谱绘制效果，Q>0.3 表示划分结构显著，S>0.7表示聚类结构显著，综合来说表示整体聚类的有效性[7]。将#0地方性知识排除，将其他10个聚类主题分为三大类，知识理论与哲学类包括#3知识翻译学、#5地方性、#9科学实践哲学：以地方性知识的认识论本质和跨文化的转译机制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哲学批判与概念翻译模型，构建非西方知识体系的话语权。乡村发展实践与应用类包括#1乡土知识、#2本土知识、#6可持续发展、#8地方知识、#10地方特色：以传统智慧驱动乡村振兴的技术路径作为主要研究内容，依托参与式行动和空间规划技术，实现生态治理优化和特色产业赋能。教育与文化传承载体类包括#4学校教育、#7少数民族：以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数字化活态保护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校本课程开发和数字技术，达到文脉赓续，增强族群认同。吴彤[16]认为一切知识本质是地方性的，所谓“普遍性”仅是标准化后的表象，而知识标准化的过程又暗含着文化霸权，地方性知识必须从“理论优位”转向“实践优位”，在具体情境中理解知识。郝彧[17]认为西南民族生态文化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地方性知识，体现“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具有鲜明的在地化与自运行机制的特征。黄文记[18]认为地方性知识通过治理伦理重构、文化认同强化、产业价值转化三大核心机制，成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设计参与地方性知识的转化，构建了文化主权归还村民的乡村振兴的新范式[19]。从王云才[20]将居住模式提炼为图式语言，提出风景园林需重构传统地域文化景观承载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振兴的文化引擎，不仅是教育的供给者还是现代农民的培育者[21]。乡土课程能重建“人——地”精神联结，在赋予乡土知识与普适知识平等地位的同时还能激活乡村内源发展力[22]。

3、 国内外地方性知识研究热点差异分析

① 研究主题不同

国外聚类主题聚焦生态环境治理与社会技术整合，着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挖掘传统资源价值并通过数字技术推动知识传播。例如DeHaan[23]等通过Photovoice方法记录农民对生态变化的感知，揭示现代化对传统农业实践的冲击。Aslam[24]等研究气候变化对小农生计的影响，整合气象数据与农民感知，提出适应策略。国内聚类主题的研究重点以建构本土话语体系为核心，融合知识理论批判与乡村实践路径，通过文化赋能与技术适配回应乡村振兴需求。例如孙九霞[25]以云南雨崩藏族旅游村寨为案例，探讨地方性知识视角下传统文化传承如何促进自然环境保护，并分析其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的作用机制。张中华[26]通过谱系学方法系统化地方性知识体系，证明其是聚落保护的核心依据。王中华[27]提出乡土知识资本化概念，将经济学“知识资本”理论引入教师发展研究。

② 方法论与价值导向不同

国外研究主要通过多学科方法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协调乡土与科学知识，同时维护原住民文化权益。例如使用多尺度建模、政策情景模拟等定量工具展开研究。以Paulin[28]等通过整合本地知识和空间量化方法，使用Python和PCRaster软件进行空间建模，在10×10米高分辨率尺度上量化七类生态系统服务。以Kamarudin[29]对90户家庭调查进行了问卷调查，揭示社区防灾意识与行为的普遍模式，辅以定性深度解析地方知识的实践细节，再以文件与影像提供背景与实证支持。以Paparrizos[30]分析3945篇文献建立全球本土预报知识数据库。国内研究更加注重重塑文化主权与批判知识霸权，采用文化阐释与跨学科整合路径，强调通过田野调查、深度翻译和参与式观察挖掘本土知识体系，并以乡土实践赋能乡村振兴。袁同凯[31]通过深描式案例比较和跨文化互释机制将地方性知识从“非科学经验”提升为系统化生态技能，实现低成本的生态维护。岳小岭[32]等人通过民族志深描与技术民族志的融合，柳条利用智慧的“超地方性”特质，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可能路径。张海彬[33]运用设计人类学深描法和隐喻抽取技术，系统分析壮族文化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挖掘与转化路径。

③ 技术路径不同

技术应用采用数字孪生技术实现知识跨域传播，重视政策情景模拟与社会-生态系统建模。Sarah[34] 通过参与式制图与半结构化访谈的协同整合，构建了参与式空间叙事框架实现对社会生态系统（SES）的多维度解析。Pauli[35] 通过空间耦合、时间校准和预测对话，为数据匮乏区提供可复用的灾害研究框架，核心价值在于将抽象的气候压力点转化为具象的社区行动指南。国内技术应用聚焦“数字技术活态保护”，通过“校本课程开发”“乡村实践”激活乡村内源发展力。李臣之[36]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经验总结法，围绕校本课程开发的“本土味”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张兴民[37]运用文献考据学与学术史梳理的研究方法，通过统计分析法对贵州地方志的编纂源流与发展脉络进行了研究。钟兴菊[38]以深度个案研究法，运用地方性知识的解读和包装，深度剖析大巴山区东溪村退耕还林政策在基础变通执行的现象。张朵朵[39]以案例研究法和行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讨协同设计（Co-design）方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的应用及其对传统社区复兴的推动作用。张瑾[40]采用文化人类学的个案研究法，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探讨民族旅游发展背景下地方性知识的再生产如何影响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计变迁。

国外研究呈现问题驱动型特征，以环境危机应对和技术赋能为导向；国内研究则凸显理论-实践双向探索，既通过哲学批判解构知识霸权，又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这种差异本质上反映了全球化议题与本土化行动的辩证关系：国际学界关注人类共同挑战，而国内研究更致力于在文化自觉中探索中国特色发展路径。

（四）国内外研究前沿分析

1、 国外地方性知识研究的前沿分析

结合国外文献的时间线图谱分析结果，可以分析得出“#0 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的研究热潮集中在2000-2004年，其早期独立性强，2020年后与“#8 local knowledge（地方性知识）”形成密集连线，显示跨领域融合，与政策、可持续、社区关键词有紧密关联，翻译了社会治理与资源协调主题。

“#1 Ecosystem Services（生态服务系统）”的研究热潮集中在2005-2009年，2010-2019年节点显著扩张，与“#2 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及“#6 indigenous knowledge（土著知识）”强关联，体现生态价值量化研究趋势。“#2 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的研究热潮集中在2000-2004年，其研究贯穿整个时间轴，2015年后节点激增、连线密集，主导跨主题连接枢纽。与适应、农业、系统关键词关联紧密，强调应对机制与跨尺度影响。“#3 Medicinal Plants（药用植物）”​的研究热潮集中于2010-2014年，与“#6 indigenous knowledge（土著知识）”及“#7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社会生态系统）”高度重叠。与传统知识、保护关键词关联紧密，起到了链接传统知识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作用。“#4 Diffuse Pollution（扩散污染）”的研究热潮集中于2015-2019年，作为新兴主题，与#1 ecosystem services（生态系统服务）关联紧密，体现环境管理新方向。与环境管理、可持续性关键词关联紧密，突出了污染控制技术整合。“#5 Communication（传播）”的研究热潮集中于2010-2014年，虽然节点数量少但跨主题连线多，与教育、农民关键词关联紧密，指向知识传递与利益相关者协作。“#6 Indigenous Knowledge（土著知识）”的研究热潮集中于2000-2004年，其早期基础性强，2020年后成为多主题桥梁，与#3、#7、#8深度交织，与传统生态知识、适应、社区关键词关联紧密，有效的驱动了本土化解决方案的生成。“#7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热潮集中于2010-2014年，其中期爆发性增长，整合#0、#1形成复合研究网络，与韧性、治理、保护关键词关联紧密，研究关注耦合系统协调机制。“#8 Local Knowledge（社会生态系统）”的研究热潮集中于2005-2009年，全程稳步发展，2025年与“#0 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强连接，形成跨学科应用热点，与知识管理、气候变化、教育关键词关联紧密，有效支撑了地方实践与政策设计。

从国内文献研究关键词突变图谱，可以看出现在国外地方性知识研究把heritage（遗产）、responses（响应）、smallholder farmers（小农）、indigenous and local knowledge（土著和地方性知识）、weather（天气）、local communities（地方社区）作为当前的研究热点。

2、国内地方性知识研究的前沿分析

结合国内文献的时间线图谱分析结果，可以分析得出“#0地方性知识”作为核心主题贯穿整个研究周期，表现为连续且稳定的核心脉络。2000-2004年迎来了首播次研究高峰，早期与全球化关联，后期与乡村振兴、技术融合，研究脉络持续深化。它与农业文化遗产为核心交叉点、与乡土知识、本土知识、地方认同、乡村振兴、技术为后期强化关联。

“#1乡土知识”作为文化传承主题，研究热潮集中在2000-2004年，早期聚焦文化保存，2010年后与乡村文化、地方教材深度绑定，教育化转向明显。乡村文化、地方课程开发、民族、传统文化、地方特色是其紧密关联的关键词。“#2本土资源”作为政策实践主题，研究热潮集中在2005-2009年，研究成果最早产生在2001年，2001年——2005年与#0共现密切，后期拓展至应用领域，条带在2010年后增宽，显示实践导向增强，与科学发展观、民族文化、乡村振兴、本土知识、城乡教育关键词关系紧密。“#3乡村教师”作为教育主体主题，研究热潮集中于2010-2014年，聚焦教育公平，问题导向突出，2020年后与技术产生新关联，与农村教育、学校教育、城乡教育、技术、乡村文化关键词紧密关联。“#4本土知识”作为跨学科主题，研究热潮集中于2010-2014年，早期独立于“地方性知识”，2010年后被整合，具有较强的跨学科性。与全球化、民族、农业文化遗产、地方认同关键词紧密关联。“#5学校教育”作为体制化主题，由教育公平政策的驱动，其研究热潮集中于2010-2014年，从乡村教师需求到地方课程开发，2015年后体制化进程明显，与乡村教师、地方课程开发、农村教育、城乡教育关键词紧密关联。“#6地方性知识翻译学”作为新兴分支，2020年至今作为跨文化研究的分支，解决知识传播瓶颈，节点小而关联度高。与技术（翻译工具）、农业文化遗产、民族文化、地方特色关键词紧密关联。“#7少数民族”作为文化多样性主题，在民族文化政策的推动下，其研究热潮集中于2005-2009年，早期关注文化危机，后期链接乡村振兴，与民族文化、传统知识、乡土知识、乡村振兴、地名关键词紧密关联。“#8地方课程开发”作为教育实践主题，研究热潮集中于2015年-2019年，是乡土知识教育化的实施路径，同时于依赖地方教材、地方文化等载体，与乡土知识、地方教材、学校教育、地方认知、乡村文化关键词紧密关联。“#9地方特色”作为区域化主题，研究热潮集中于2015-2019年，强调区域差异化，作为乡村振兴的落地策略，与农业文化遗产紧密捆绑，与村振兴、农业文化遗产、地方认同、技术关键词紧密关联。“#10技术”作为创新赋能主题，至2020年开始颠覆性介入，赋能知识保存、教育公平、文化传播。其中乡村振兴中的智慧农业、地方性知识翻译学、乡村教师中的教育技术、地方认知中的AR体验是其紧密关联的关键词。

从国内文献研究关键词突变图谱，可以看出现在国内地方性知识研究把知识翻译学、乡村振兴、知识生产、中国式现代化、知识、乡村治理、在地化这7个关键词作为研究热点。

3、国内外研究前沿差异分析

①主题焦点不同

2018年以前，现象描述地方性知识为背景知识方面，国内做得多，外国相对较少[53]。整体来说，国外偏向系统治理，属于问题导向型，聚焦知识在生态治理中的应用，更重视知识在复杂系统中的协调作用。研究者将地方性知识嵌入社会-生态韧性框架，强调社区自主性与跨尺度治理；国内侧重政策落地，属于政策技术双驱动型，以政策实践与文化传承为主导，更强调知识的技术转化与政策适配性，研究者以乡村振兴与国家现代化战略为轴心，通过教育制度化、技术赋能实现知识转化，凸显国家与地方的协同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国外的研究主要是受到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议题来驱动；国内2018年爆发的研究热点为乡村振兴、2023年的新热点为中国式现代化，其核心引擎就是国家政策的直接牵引。国外研究的网络密度（0.0313）更高，但国内模块度（0.5754）更优，说明国外跨学科联系紧密，而国内聚类内部连接更强。国外的前沿研究主要集中在遗产保护与气候响应、小农可持续生计、本土知识赋能社区治理；国内的前沿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翻译学、乡村振兴政策落地、技术赋能；其中本土知识全球化传播成为共同焦点。

4.4.3.2  研究方法不同

国内外均关注传统知识的现代转化，但其方法论具有差异。国外侧重跨学科整合，将地方性知识视为生态治理的适应性工具，强调整合分析和定量模型，与环境科学、生态学和社会学深度交融。国内倾向领域细分，将其定位为文化传承与政策落地的核心介质，强调教育实践和政策落地，在教育学、社会学和翻译学等独立主题。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分析

（一） 结合可视化分析的地方性知识国外研究综述

通过CiteSpace软件生成的相关可视化图谱，以及地方性知识研究的发文量趋势，可将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综合评述。

1、 第一阶段2000年至2009年

此阶段是农业与资源管理实践期，研究者聚焦农业生态系统实地调研，通过资源管理效率指标验证可持续性，实现农业资源可持续管理，原居民知识开始融入农业实践。领域突显关键词为“sustainable agriculture（可持续农业）”，其余“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自然资源管理）”“pattern（模式）”不完全覆盖在本阶段；其突显强度依次是4.08、3.66、2.82。“可持续农业”时间跨度最久，为9年。

该阶段Carolan、Eshuis、Hall、Kmoch等做出了贡献。2000年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强调消除贫困与生态保护，激发对传统农业知识的挖掘[41]。核心的研究领域多为强调本土知识在优化耕作技术、水土保持及生物多样性维护中的作用。蒋培[3]认为2000年之前国外地方性知识研究主要关注地方知识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在2000年之后基本开始关注地方性知识与西方文化与学科技术相融合的研究内容。Orlove[42]研究得出乌干达牧民的传统气候知识系统包含历史气候模式、自然征兆（如植物开花、动物行为）、气象观测和区域信息四类证据，以此形成了多源整合的决策框架。Murray[43]等研究了地方生态知识在加拿大纽芬兰地区渔业管理中的应用。De Albuquerque[44]验证了传统药用植物知识的科学有效性，提出“mass knowledge（大众知识）”与“stock knowledge（储备知识）”的概念，强调传统知识在干旱地区资源管理中的核心作用。Shanley[45]揭示科研传播障碍源于制度激励偏差，导致传统农业知识被边缘化。提出改革绩效评估体系，增加对培训、通俗出版物等传播形式的认可，以弥合科学与实践的鸿沟。

2、第二阶段2010至2019年

该阶段是生态保护与社区参与与转向期，研究者通过跨学科交融和社区参与式研究发现传统知识是生态保护的关键，社区参与能提升保护政策的执行效率。领域突显关键词为“medicinal plants（药用植物）”“food security（粮食安全）”“citizen science（公民科学）”“indigenous knowledge（原住民知识）”“water（水资源）”“people（人群）”“diversity（多样性）”等共十二个；其突显强度依次是5.12，4.64，4.52，4.57，4.3，4.14，3.43。该阶段关键词数量最多，多领域爆发，强度普遍高于其他阶段，体现生态保护与社区参与的多元融合。

该阶段以“药用植物”为关键词的文章有29篇，主要研究内容为民族药理学与传统知识记录：如Adnan[46]调查了巴基斯坦战区（FR Bannu）107种药用植物，发现年龄与植物认知显著相关（r²=0.95），预测20年内本土知识可能流失75%；Akhtar[47]记录了巴基斯坦Swat地区106种药用植物，其中55%为野生种，34%的配方以叶片入药。药用植物活性成分与生物活性评价：如Abbasi[48]测定巴基斯坦小喜马拉雅地区39种野生蔬菜的活性成分。资源保护与可持续管理策略：如Al-quran[49]呼吁立法建立传统药物委员会规范采收，防止森林砍伐导致物种灭绝。Akhtar[39]提出社区农林复合系统栽培濒危种，缓解野生资源压力。另外，2012年修订日本政府通过的《生物多样性国家战略》将爱知目标转化为法律义务，明确要求传统知识持有者参与生态评估。公民科学项目证明公众参与能补充科学数据空白，推动社区主导的保护行动[50]，也体现了“自下而上”知识整合。Hadjichambis[51]认为需建立“公民科学平台”整合传统知识，推动功能性食品开发与生态保护。Özesmi[52]运用“模糊认知地图”（FCM）方法，将农民的气候认知转化为可量化模型，用于政策模拟，凸显了本土知识在适应性管理中的动态性。Chaudhary[53]研究得出喜马拉雅地区居民对升温、雪量减少等气候变化的感知与科学数据高度吻合，高海拔社区对变化更敏感。研究强调传统气候知识可作为早期预警系统，并呼吁政策制定者整合本地知识。Zinyeka[54]提出“基于真理的认识论框架”（对应论、实用论、连贯论），帮助教师筛选可融入科学课程的土著知识。

3、第三阶段2020至2025年

该阶段是系统整合转型期，研究者通过社会生态系统建模和文化适应性评估来探究文化认同驱动适应策略和系统性风险治理，显示文化认同与气候适应成为热点，地方性知识与社会生态系统的整合研究加速。领域突显关键词为“heritage（遗产）”“responses（响应）”“social-ecological systems（社会生态系统）”“identity（身份认同）”“indigenous and local knowledge（原住民与地方知识）”；其突显强度依次是3.97，2.97，2.79，2.74，2.52。

该阶段以“遗产”为关键词的文章有12篇， 主要研究内容为文化传承中的社区参与机制研究：如Aloudat[55]分析约旦土著导游作为文化中介者的角色，证明其通过本土叙事（如传统工艺、节庆解读）弥合跨文化认知鸿沟；McConachie[56]通过参与式GIS地图记录Barapa原住民的故事与图腾，将地图作为教育工具，强化年轻一代文化认同。传统技艺与现代可持续技术的融合：如Ben Ghida[57]通过研究贝宁Tata Somba土坯建筑中生物聚合物的固土技术，提出7种天然添加剂可替代化学稳定剂，降低CO₂排放。数字技术赋能文化遗产创新传播：如Ai[58]用iPad LiDAR+摄影测量低成本重建东京Ryushi纪念馆空间，通过展览共设计框架让志愿者参与数字叙事。灾害风险与遗产韧性的协同治理：如Lawangen[59]记录了菲律宾Benguet部落台风应对的本土系统，尤其是社会互助网络和仪式预警，主张将土著知识纳入国家灾害管理框架。另外，例如Markolinda[60]运用定性与定量的方式获得明打威人在灾害减灾与气候变化适应方面的本土知识，通过本土知识、跨部门合作与基于文化的政策支持之间的协同作用，实现以可持续的方式增强社区应对灾害和气候变化的韧性。Shackleton[61]提出需通过知识中介（knowledge brokers）促进科学家、社区与企业协作，并调整激励机制以支持跨学科行动。Gómez-Baggethun[62]发现西班牙Doñana保护区传统农业知识严重流失，但畜牧业知识因文化认同得以保留。Hossain[63]揭示孟加拉河岸侵蚀区居民面对如河岸侵蚀、洪水等自然灾害，而采用的“阶梯式适应策略”，“地方性知识与社会生态系统整合”提供了典型案例。

（二）结合可视化分析的地方性知识国内研究综述

通过CiteSpace软件生成的相关可视化图谱，以及地方性知识研究的发文量趋势，可将地方性知识国内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综合评述。

1、 第一阶段2000年至2014年

此阶段是理论引介与文化探索期，研究者从人类学视角引介“地方性知识”理论，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文化描述和教育实践。领域突显关键词为“地方课程”“人类学”“侗族”“文化”“深描”“本土生态知识”“参与式”；其突显强度依次是3.57、3.4、2.89、2.85、2.5、2.45、2.25。“地方课程”突显强度最高，“人类学”次之，其中“地方课程”和“人类学”时间跨度最久，为9年，“侗族”、“文化”时间跨度最短，为7年。

叶舒宪[64]系统阐释吉尔兹“地方性知识”概念，强调其批判西方知识霸权的意义：知识的地方性是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契机，需通过文化持有者内部眼界理解本土文化。该阶段王鉴、陈雪英、顾明远、成尚荣、藤志研等学者在“地方课程”方面的研究做了不少的贡献。例如王鉴[65]认为地方课程的内容包括生态环境、生产生活、民风民俗、社会历史、传统科学、民族艺术和语言文学等七个方面。陈雪英[66]认为苗族服饰符号是苗族人自己建构的地方性知识，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培育民族审美观、增强族群认同感、促进个体社会化。石中英[67]提出教育改革需重视本土知识授权功能，批判现代教育导致学生与传统文化决裂。彭兆荣、杨小柳、周景雷、刘兵等学者基于阐释人类学的视角解析了地方性知识的内涵与特征，梳理其应用价值，为跨文化对话与应用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蒋培[3]归纳该阶段研究侧重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与生计方式，如苗族梯田耕作知识。杨庭硕[68]以苗族砂田技术、侗族浅草带为例，论证地方性知识是低成本、低环境风险的生态智慧，体现文化整体性与不可替代性。罗康隆、 杨经华、谢景连聚焦于侗族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如侗族梯田建构的制度保障研究[69]，社区的“栽岩立法”对“资源边界”的划定[70]。该阶段是地方性知识在国内研究爆发期，所以该阶段国内发文量高于国外发文量。

2、 第二阶段2015年至2019年

此阶段是社会应用与本土化实践期，研究者把研究与国家战略结合，如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前期政策，探索地方性知识在乡村教育、资源管理、基层治理中的应用。领域突显关键词为“精准扶贫”“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少数民族”；其突显强度依次是3.49、2.5.2、2.81、2.22。“精准扶贫”突显强度最高，“国家治理”次之，其中“国家治理”时间跨度最久，为5年；“精准扶贫”时间跨度最短，为2年。

裴圣愚 、贺海波、马流辉、方菲 、付泓潇通过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在民族地区的困境本质是“现代政策”与“乡土文化”的适配性危机。例如付泓潇[71]系统研究了影像工具在地方性知识采集、整合与应用中的作用，研究强调影像驱动的知识平台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路径。基于湖北省X镇的田野调查，方菲[72]揭示了精准扶贫的基层困境本质是政策现代性逻辑与乡土传统性场域的深层冲突。吴晓林、忻平 、刘鸿武 、高永久 、杨腾原 、王心怡 、马翠军的研究强调国家治理需深度融入地方性知识，以解决政策执行中的“脱嵌”问题。例如吴晓林[73]提出“过渡治理学”概念，主张“国家元治理与地方知识协同防止社区失灵”。郝慧娟 、杨小柳 、李技文 、温丙存围绕少数民族地方性知识、赋权机制、文化资源转化及批判性反思展开研究 。例如李技文[74]对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传统医药知识、传统知识的现代价值及其利用、传统知识的保护研究等四个方面对之展开述评。宋俊华[75]指出早期数字化“重技术轻文化”，导致“碎片化保存忽视活态性”，需建立传承人参与机制。王志芳[76]研究发现，当前国内的研究更加局限于地方性的技术方法介绍，国外的范围更广。所以，地方知识提供基础数据的潜力非常大，特别是在有记载的数据量少、科学研究比较匮乏的区域。

3、第三阶段2020年至2025年

此阶段是国家战略融合和创新拓展期，该阶段的研究深度融合国家战略，如乡村振兴、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地方性知识对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的支撑作用。核心特征是国家战略与跨学科创新。领域突显关键词为“知识翻译学”“乡村振兴”“知识生产”“中国式现代化”“社会工作”“中华民族共同体”“传统村落景观”“在地化”；其突显强度依次是11.81、8.95、4.62、3.25、4.62、3.25、2.9、2.77、2.27、2.17。“知识翻译学”突显强度最高，“乡村振兴”次之，其中“乡村振兴”和“社会工作”时间跨度最长，为6年。

仅在2022-2024年期间，以“知识翻译学”作为关键词的文章共24篇之多，并主要来源于《当代外语研究》期刊。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理论本体构建、实践机制探究、应用领域研究和科学发展反思。孔令翠、金山、袁丽梅、杨继荣 、陈传显等学者。张法连[77]从知识翻译学视角出发，探究法律翻译如何通过对中国法治地方性知识的跨法系加工与传播。杨继荣[78]研究表明研学旅游从观光导向的浅层知识转向科学性与地方性深度融合的知识，重构了社区居民对地方的意义认知与情感联结，形成个体到集体的地方认同。田华[79]探究中国古建筑术语的翻译策略及成因，从而揭示中国古建筑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跨文化再生产规律。

刘波、高菲菲、吴云鹏、叶波、张海洋、郭占峰、薛芮等学者从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余公共管理、艺术学和地理学的学科视角，在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刘波[80]认为乡村振兴必有农业项目下乡，但其成败与乡土知识配合状况有关。 叶波、蒋宇、李新[81]等聚焦乡村教育乡土性缺失问题，主张通过乡土教材、课程改革增强文化认同。余贵忠研究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司法资源供给与纠纷解决协作机制。薛芮[82]探讨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动力的方法，强调“文化原真性”与品牌建构。王希隆[83]以天祝县为例，提出半农半牧区需结合地方生态智慧实现可持续发展。该阶段以关于“知识生产”的文章共11篇，作者包括杨文辉、唐青叶等；“社会工作”8篇，作者包括安秋玲、童敏等；“中华民族共同体”5篇，作者包括朱军、袁东升等；“传统村落景观”4篇，作者包括张中华和王永帅；“在地化”4篇，作者包括杨慧、罗业云等。

四、结语

本文通过可视化文献计量法系统梳理了2000-2025年国内外地方性知识领域的研究动态。研究表明，国内外研究均呈现显著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国际研究经历了从农业资源管理实践到生态保护转型，最终走向社会-生态系统整合的演进路径，高度关注气候变化适应、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知识协同治理；国内研究则经历了从理论引介与文化探索，到社会应用与本土化实践，再到深度融合国家战略的创新拓展过程，核心聚焦于乡村振兴、文化传承与教育赋权。在主题焦点上，国外研究凸显问题导向的生态治理与技术整合，国内则侧重政策驱动的文化复兴与实践转化。方法论层面，国际学界注重跨学科的定量建模与社区参与式行动，国内研究则更强调文化阐释、政策落地与教育制度化路径。

研究同时揭示了深刻的国内外差异：国外研究形成网络化协作体系，而国内模块化程度更高，表明国内研究结构聚类紧密但跨领域联动较弱。前沿趋势显示，国际关注点集中于遗产韧性、小农生计与气候响应，国内则聚焦知识翻译学、中国式现代化与在地化技术赋能。这些差异折射出全球化治理与本土化实践的双轨逻辑：国际研究致力于应对人类共同挑战，而国内研究着力探索中国特色发展路径。

未来的研究亟需在三个方面深化突破：加强跨学科方法论融合，通过数字人文工具弥合定量分析与文化阐释的鸿沟；构建双向知识转化桥梁，既要推动本土知识参与全球生态治理，也要促进国际经验的本土化调适；完善政策协同机制，在乡村振兴与双碳目标框架下探索地方性知识的制度化保护与创新性转化。唯有如此，方能激活传统智慧的时代价值，为人类可持续发展贡献多元智慧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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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青年项目（23B0720）

作者简介：朱静，副教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