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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主体性研究
[ 摘要 ]“主体性”作为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之问,面临着科学内涵亟待澄明的理论困境、由此也带来了“主体性”概念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性亟需厘清的认识困境和乡村文化振兴推进落实过程中“主体性”缺失的实践困境。以“现实的人”为立论基石,以“精神生产理论下主客体统一”为文化生成的内在机理,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归属,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在人的存在、价值、未来三个维度上廓清了人在文化实践中的“主体性”,为乡村文化振兴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根据。以此为关照,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出 20 周年之际,乡村文化振兴在丰富“两山理论”同时亦应当走好一条“站稳人民立场、汇聚人民力量、实现人民幸福”的主体性实践路径。
[ 关键词] 乡村文化振兴;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主体性;人民性作者信息:蓝锦斌中共永康市委党校助理讲师,硕士研究生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习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提出 20 周年之际,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挖掘其主体性内涵,将有利于探赜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性实践路径,从而进一步丰富“两山理论”,促使乡村文化振兴站稳人民性,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精神滋养。
一、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中主体性缺失的现实困境
(一)理论困境:“主体性”的科学理论内涵亟待澄
理论上对“主体性”概念的消解,带来了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中主体性的失语。因此,在探索乡村文化振兴主体性实践道路之前,第一步应当明确“主体性”的科学理论内涵。
我们要确认一个观点,即对“主体性”的解构难以避免落入形而上学的窠臼。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征服他人的欲望不断得到满足,似乎正不断表征人的主体性之伟大,但不断暴露出的生态污染、技术伦理等现代性问题,促发了思想家们对人的主体性进行反思。近代西方哲学以人这一主体背后深层次的非理性力量作为切入口,讨论了“主体性”概念的非法性。但消解中心的自由背后,其理论本质依旧是从命题到命题的逻辑重构和颠倒,忽视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能动力量,实际上依旧难以避免落入形而上学的泥淖。是否人类真的走向了主体已死的“主体性黄昏”呢?实则不然。“发展着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换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由此,我们也不难解答“主体性的批判之声为何生成”这一问题,究其根本,近代哲学对主体性的批判在本质上是对人作为主体而暴露出的虚妄、封闭、独断、极端等进行揭露,确然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理论意义。
(二)认识困境:“主体性”概念与乡村文化振兴的耦合性亟需厘清
在认识上明晰“主体性”概念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内在耦合性,才能化理论为实践力量,找到发挥主体性力量的实践路径。那么,乡村文化振兴背景下的“主体性”概念其具体内涵是什么,需要我们从“是什么”和“为什么”两个方面进行厘清。
明确乡村文化振兴实践中发挥主体性作用的“人”的内涵,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从而明确了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主体地位。农民是乡村文化振兴的主要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是乡村文化振兴实践的起始点和终点,其主体地位不言自明。但当下理论学界对于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性研究,往往局限在农民主体,把复杂多维的主体性问题化约为农民主体这一单一面向,其他主体性力量则被忽视和遮蔽了。“主体性”概念在前文已然澄明为能够参与实践、推动发展的现实的人的力量,因此能够为乡村文化振兴提供前进助力的来自政府、市场、社会的多方力量,也是乡村文化振兴实践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建设者,也是能够发挥主体性作用的重要人力资源,也应当包含在乡村文化振兴主体性力量的范围框架内。
(三)实践困境: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性缺失现状
理论和认知最终必须要落实在实践上才能发挥其力量。乡土社会是人的聚合体,乡村的经济功能、政治功能、社会功能等都是围绕人而存在和生成的,文化功能同理。但当下,由于工业化的冲击,乡村文化振兴实践面临着主体性缺位、人民性缺失的现实困境,其样态具体呈现为人的主体意识不高、人的主体地位不明、人的主体能力不够。
人的主体意识亟待强化。“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劳动分工带来了城乡分离甚至城乡对立,城市不断依托工商业获得迅速发展,其对资本的吸附力量因而远远超过以农耕产业为主的乡村。而资本逻辑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异化了劳动进而物化了人本身,在资本逻辑裹挟下的人作为个体,把追求资本与财富当做“约定俗成”的价值规范,把资本引领的文化视为更“新潮”、更“高级”的文化。人类愈发生存在现代文明所幻化出的虚幻逻辑中,当乡土已然无法承载人的生存需求和发展欲望时,城市作为资本发展的主要场域对生活在乡村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城市的现代性文化也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对乡村文化产生解构力量的冲击。因而,无数的青壮年劳动力朝城市奔袭,产生了大量的离土精英,而留守在乡村的老龄化人口无力完全承担创造性的文化活动。乡村文化失去了以乡土为根的人的认同,乡村文化实践缺乏了最具有能动性力量的真实的人的在场。一面是对回不去的故土家园的情感思念,另一面是在留不下来的现代城市的艰难求生,离土的人们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分裂对立中,找不到自身的合理定位,在无限的乡愁中缺失了乡村文化实践的主体意识确认。
二、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性实践路径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深刻论证了人的存在、价值和未来,以此为观照,乡村文化振兴应当重视人的存在,站稳人民立场;强调人的价值,汇聚人民力量;勾画人的未来,实现人民幸福。将组织动员农民群体不断发挥主动性、构建高素质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加大优质文化资源分配共享力度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性实践路径,能够有效打破城乡之间的深度隔膜,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成为助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走向现实的精神力量。
(一)重视人的存在,促进农民地位抬升以“站稳人民立场”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从自然、历史、实践、社会四个层面厘清了人的存在。2018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振兴做出重要指示,提出“要尊重广大农民意愿,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确了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重要地位。农民是乡村文化振兴的生力军,也是乡村文化活力具有持久活力的关键,农民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存在性意义应当得到重视。
农民主体地位的确认要以组织为基础。法国农民因为小农经济的特性而在地域上分散,因此缺乏统一组织,马恩曾评价他们好似一袋马铃薯,只是个体的简单相加,无法形成对自己阶级利益的保护。回顾中国近现代史,我们也不难发现:农民即使有反帝反封建的强烈意愿,但若没有党的领导,将无法实现翻身做主人的地位转变;农民即使有自主耕种的权利,但若没有互助合作的组织动员,个体经营的农民将难以逃脱天灾人祸的浩劫与摧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因此,要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加强农民的组织,要用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乡村文化振兴政策吸引农民,要用能够提升农民幸福感的乡村文化建设工程来动员农民,要以农民群体的根本利益为基础组织农民参到乡村文化振兴中。
(二)强调人的价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汇聚人民力量”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本质力量对象化为基础,论证了人在自然和社会中的实践价值,明确了人的能动力量。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为了人,也要依靠人。文化由人创造,人才强事业才会兴,而人才就是文化实践主体中最具备主体性力量的参与者。因此,面向时代发展,乡村文化人才队伍的内涵外延应当得到扩展、工作职能应到得到明确、建设力度应当得到提升。
扩大乡村文化人才队伍的内涵外延。过往乡村文化人才队伍的内涵由于对主体性认识的不够深入,往往局限在文化干部和专业的文化人才等方面。无疑,专门的文化管理人才和精英的专业文化人才的确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包含的人才范围过于狭窄,在现实的乡村文化建设实践中就难以做到真正触及乡民的灵魂,更难以实现乡村文化建设的接地气、赢人气。因此,一方面要突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的内涵主体在于文化干部和专门文化人才,引导其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将中央和当地的政策精神带入乡村,将先进的文化引入乡村,实现“送文化”;另一方面也要扩展外延,将当地民间文艺人才、乡村文化志愿者、文化市场协管员、业余文保员等纳入文化队伍建设中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整体培育,凝聚社会各方人才力量的责任义务,发挥编外人员的智识力量,加强本地人才在当地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用潜移默化的影响实现“种文化”。
(三)勾画人的未来,推动文化成果共享以“实现人民幸福”
“自由全面发展”是人主体性地位得到确认、主体性力量得到发挥的最终归旨,而推动每个人和所有人实现这一未来图景则需要做好“共同发展”的工作,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一以贯之,也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积极回应。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任务的完成要“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文化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共享作为乡村文化振兴的目的,应当从政府、企业、社会多个主体性力量来源迈出实践的探索步,如此才能实现乡村文化振兴成果的聚合共享。
第一,政府要发挥宏观指导功能。一方面,政府要灵活运用政策法规和地区规划等,对优质的乡村文化资源的生产和供给进行指导,推动城市优秀文化资源对乡村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通过规划优质文化资源的供给,促进形成结构合理的文化资源分配布局。同时,也要积极推动城乡结对,引导城市将文化发展经验与乡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与乡村共享。通过一对一的结对能够提高文化这一具有自身特性的资源的分配效率和分配精准度,这也是弱化城乡隔阂的有益之举。另一方面,政府不仅要做好安排者,也要做好生产者,要加大文化服务输出力度,对于需要由政府牵头也只能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专业文化人才培养、乡村文化教育宣传等工作提高重视程度和关注度,发挥政府统一协调的功能,在兼顾部门性能、系统运转和区域特性等因素的基础上,从人民切身的文化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提供文化服务。
第二,企业要兼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作为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独立个体,往往能够及时准确反馈市场需要,对于满足人们文化需求而言更具有针对性和及时性,是能够有效弥补政府文化服务供给效率不足、提高乡村文化振兴效率的重要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因为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以追求效益为第一准则,所以城市的市场往往更能吸引各类企业,并且精神文明的建设需要的是高质量的正向产品。因此,在企业的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需要政府引导其重视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社会效益,提升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在实践中,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特许经营、公私联合等形式,由政府对企业的文化产品生产方向进行把控,积极吸引企业参与乡村文化产品供给,鼓励企业结合当地文化景观、优秀传统文化、民间风俗等产出与乡村群众个性化需要、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契合的文化产品。以此,一方面能够有效推动企业文化产品生产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能够运用市场化的运营提升乡村文化振兴的效率。
第三,社会要加大公益性文化资源供给。对于政府未能涉及的文化资源供给和企业难以获得营利的文化服务等内容,需要社会的公益性投入。因公益性组织自身难以获得充足的文化建设资金支撑,其文化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文艺演出、文艺技能培训、公益讲座、文化教育等。来自不同地区、行业、单位的志愿者,通过切身实地进入农村传播智慧、和乡村群众面对面的接触交往,将优质的精神文化资源传递给乡村,在此过程中,政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要重视志愿队伍在乡村文化振兴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优秀的公益志愿团队和个人提供一定的资金帮助并进行表彰和宣传,提高其作为乡村文化振兴事业发展重要主体力量的自我认知和自身肯定。另一方面,政府要深化和公益组织的合作交流,与高校、社会团体、文艺组织等签订合约,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共建形式为志愿者们搭建展示才华的广阔舞台,常态化、经常性地积极邀请能人贤士走进乡村、了解乡村,借助社会公益力量来减弱财政和人力等因素对于乡村文化发展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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