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指出农村农业数字技术高质量供给对数字乡村建设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性，引入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为其提供解释，分析当前该供给面临的配套设施不全、主体单一、供需脱节等挑战及农民数字素养、资金、协同机制、服务体系等制约因素，提出从供给内容、主体、结构发力，以提升供求匹配度、增强多元主体动力、激发数字农业活力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业发展；数字技术供给；公共产品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其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乡村振兴是民族复兴的关键，数字技术在农业农村的应用已显著改变其发展方式、推动农业转型升级、重塑乡村治理格局，对乡村振兴意义重大。当前，农村农业数字技术供给热潮兴起，“数字红利”成为乡村振兴需深挖的宝贵资源。在此背景下，本文将探究农村数字技术供给的现实困境，分析内在原因并提出实践进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村公共产品高质量供给及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参考。

二、农村农业数字技术高质量供给的实践困境

当前，数字技术的供给不断驱动着农村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力的改造着传统农业、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并朝着农业精准化、专业化和规模化方向不断前进生产。但也要看到，在数字技术服务嵌入农村农业发展过程中仍面临着配套设施不全、供给主体单一、供需脱节等方面的现实挑战。

（一）数字技术配套设施欠缺，供给支撑不足

数字配套设施作为技术承接的载体，也是技术服务供给的基础和前提。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设施的欠缺与等问题依旧突出，制约着服务的有效供给。

1. 农村数字基础设施不够健全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技术供给服务的一个接入端口，在建设方面依旧存在短板：一是农村地区 5G 网络普及缓慢。宽带基础设施已实现村庄覆盖，但入户入园区较少，宽带设施全而网络使用少 [1]。5G 基站少、信号不稳定、通信费用高等问题限制了农户网络使用。

2. 农业数字应用场景建设滞后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农业不能仅局限于传统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和互联网有效衔接，创新农业数字应用场景，然而技术供给服务在这方面的建设仍有短板：一是数字农业产业化应用场景建设不足。二是相对于农产品营销，农业生产和流通场景的数字化技术应用不足。统计数据表明，2019 年全国农业生产数字化水平仅为 23.8% ，全国县域农产品电商销售额仅占 10.0% 。

（二）供需参与双方协同乏力，供给服务受限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离不开供需双方的协调与合作，乡村的数字技术供给服务也不例外，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助力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然而，在实践中发现，数字技术供需双方相互掣肘，难以形成合力。

1. 数字技术人才供给不足

数字技术服务的供给，关键在人才。数字经济推动乡村振兴需要一大批爱农村、懂农业并擅长信息化的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但我国乡村高素养数字人才培养模式尚未完全建立，乡村高素养数字人才缺乏现象较为严重。一是受城乡“虹吸效应”的影响，城市的经济发展、居民薪资水平、社会福利待遇、社会地位等远远高于乡村地区，使得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和大学生长期外流。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科技厅网站显示，2020 年立项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 320 个，而其中数字技术科技特派员团队较少，相对于 20356 个行政村，农业科技人才密度小。

2. 农民数字参与程度较低

由于数字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而乡村数字技术服务的接收方缺乏数字知识，使得农村农业数字生产难以推进。从整体来看，农村人口的触网率不高。根据第 4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21 年我国城镇网民占比达到 75% ，而乡村为 61% 。

（三）农村数字技术供需脱节，供给水平偏低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有效配比为前提的。但在数字技术供给服务过程中，供需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制约着数字技术的高质量供给。

1. 供给内容脱离需求

农村农业数字技术供给服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其本质在于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利益需要，其供给要体现前瞻性并根据现代农业发展、乡村建设、农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加以动态调整[2]。

2. 供给力量相对薄弱

任何单一供给主体都无法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作出整体性回应。纵观供给制度变迁，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已涉及各层级政府（部门）、市场（企业）、村社的集体组织、社会组织、乡村精英、农民及农民组织。但由于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力量相对薄弱，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不充分以及农民自组织化程度和参与供给意识不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地位上的不平等和力量上的悬殊[3]。

三、农村农业数字技术高质量供给问题的原因剖析

随着乡村振兴向更高的台阶迈进，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智慧化也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我国农村农业数字技术供给总量不断增长，但在实现高质量供给仍有一段路要走，为此需找准病因，方可对症下药。

（一）农民数字素养有待提高

农民作为农村的主体，也是技术供给服务的接受方，对于实现高质量供给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缺常表现为参与的不足与低迷，究其原因便是自身的数字素养有限。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五号）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 1 日，我国 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02 万人，占18.07% ；城镇地区老年人数比农村多，但农村地区老龄化程度比城镇地区更高，且农村老年人网民占比低。2021 年《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国乡村数字素养调查分析报告》显示，我国城镇、乡村居民数字素养评价得分分别为 56.3 分、35.1 分，二者之间差值达到21.2 分。

（二）技术供给投入资金不足

资金保障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的强大基础力量，特别是在农村农业数字技术供给服务的过程中，各项设施以及人才的引进等在一定程度上都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强大的后备力量。当前主要存在两方面原因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缺乏保障。一是资金供应的相对有限。政府是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主体。

（三）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不健全

数字技术供给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在实施过程中，要加强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凝聚成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重要合力至关重要，主体的参与能力、积极性、资源分配以及信任度等因素意义尤为重大。但在推进数字技术供给服务过程中，多元主体参与度不高、“信息孤岛”现象严重、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依旧凸显。

四、实现农村农业数字技术高质量供给的进路探索

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农业数字技术高质量供给虽迎来契机却面临挑战，本文结合相关理论提出优化策略：供给内容结构上，聚焦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依区域农业特色部署硬件并完善配套，开发适配农村的轻量化数字平台，同时通过分层分类培育提升农民数字素养；供给主体结构上，构建“引育留用”全链条体系培育农业数字人才，打破政府单一模式，建立“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科研支撑、农户参与”的多元合作机制；供给方式结构上，完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的决策机制，优化供给流程以实现数据共享，建立适配农村人口知识结构的服务模式，加大薄弱地区支持并拓宽城乡远程资源供给渠道，弥合数字鸿沟。

参考文献

[1] 刘婧元 , 刘洪银 . 数字化赋能农业强国建设的作用机理、现实困境和路径选择 [J]. 西南金融 ,2023,(06):82-94.

[2] 赵子珊 , 温立洲 . 浅谈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 [J].上海企业 ,2023,(10):36-38.

[3] 夏午宁 , 贾创雄 . 大数据背景下城乡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的逻辑定位与实践进路 [J]. 农村经济与科技 ,2022,33(16):163-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