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根源于党的新闻实践，并反作用于新闻实践。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影响力是一种评价指标，反映新闻舆论对受众的传达程度和受众对新闻舆论的认同程度。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与之对应的新闻实践与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建设，也经历了发展变化。本文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的基础上，从理论内涵与历史梳理的路径探讨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与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的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文风；传播力；影响力

在“2·19”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1]由此，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成为学界近年来研究的重点。关于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播力、影响力的理论内涵、建设现状和提升路径等方面，如强月新等人通过建构传播力、影响力的测量指标体系，分析了主流媒体的“二力”建设现状与问题[2][3]；沈正赋等人对传播力、影响力涵义和相互关系进行了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二力”的提升路径[4]。在新闻文风与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关系的研究方面，黄晓军[5]、田森杰[6]等人探讨了主流媒体文风与传播力、影响力的逻辑关系。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研究较少，也缺乏从理论与史料结合的角度的分析。

新闻文风表现为文本内容与形式风格，对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影响力具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导引，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本文先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的概念，以及传播力、影响力的涵义与形成路径，然后在梳理我国新闻史的基础上，从理论和新闻史的角度，论述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与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的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

1.1新闻文风的含义

“文风”一词最早见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指个人的文章风格或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文章现象[7]。它也常出现在政治话语中，指党员个人文化修养以及党的思想路线、领导方式和作风在文章上的体现[8]。文风在个体层面上，反映了个体书写者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思想认识、逻辑方法、精神品格等方面的特征”[9]；在社会层面上，则反映了社会集体书写者的思想认识、精神状态乃至时代风气。从文本角度归纳，文风是文本实践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书写者展现在文本中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的总和。

新闻文风是文风在新闻领域的具体体现，是新闻工作者展现在新闻作品中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的总和。新闻文风不仅与新闻工作者对传播符号的运用有关，还涉及到他们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传媒体制下对于传受关系、职责使命等的认识和把握[10]。新闻文风根源于新闻文本实践，表现为文本内容与形式风格，决定新闻报道的质量和效果、新闻媒体的信誉和形象[11]。

1.2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的新闻实践中，新闻工作者展现在新闻作品中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的总和。党的新闻实践、新闻文风始终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导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丰富自身内涵，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看法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的基本内涵。

首先，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的基本立场，即新闻文本要贴近人民群众。表现在内容上，它要求新闻作品反映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表达人民的利益诉求。在形式上，要求作品以人民为师，使用通俗简洁、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习近平指出新闻工作者要“坚持百姓情怀、人民本色”，“善于运用百姓愿意听、能听懂的语言和方式进行报道”[12]。在党长期的新闻实践中，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为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贴近人民、反映人民的报道内容，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的基本内涵之一。

其次，尊重新闻规律的观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的科学内涵。一方面，新闻的本质是对事实的反映，新闻的生命是由真实性建构的，因而新闻作品必须真实准确地反映社会事实。毛泽东“为《解放日报》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要求采编人员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反映现实生活”[13]。另一方面，受众是新闻服务的对象。随着媒介环境变化，分众化、视觉化、情绪化报道等成为新趋势，这就要求新闻实践依时而变，创新内容与形式，满足受众的时代需求。面对复杂媒介环境，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创新文本内容与形式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的另一基本特点。

最后，坚持党性原则的观念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的根本原则，即新闻文本要反映党的主张，维护党的利益。正确舆论导向、正面宣传为主等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党性原则的具体要求。习近平强调新闻舆论要“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同时也要“激浊扬清、针砭时弊”[12]。

二、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的概念内涵与形成路径

2.1传播力的概念内涵与形成路径

随着传播技术变革、社会舆论复杂化，传统媒体格局被打破，党的新闻媒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2·19”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其中，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影响力是新闻媒体的生存之道与发展之源，是受众衡量新闻媒体的重要评判指标[14]。

新闻舆论的传播力是指新闻媒体对信息进行编码，并以最佳方式传递给受众，以取得最好传播效果的能力[15]。新闻媒体能否使文本快速、准确、广泛地抵达社会受众，是衡量其传播力的核心标准。传播力与媒体本身的素质能力相关：一方面，新闻媒体依靠信息生产基础来有效组织新闻文本生产；另一方面，新闻媒体通过适配的传播通道，将新闻文本传达到目标受众[16]。

从以上对传播力的概念分析可知，传播力的形成主要与新闻媒体的文本生产和渠道传达有关。文本生产是新闻文本生产者对事实内容采集、过滤、加工并赋予特定形式的过程，涉及新闻媒体的报道框架、采编流程、呈现方式等。文本生产决定了新闻文本的产出数量、速度与质量，构成了传播力的基础。渠道传达具有拓展传播力的作用，包括拓展发行渠道和加强客户关系管理（建立读者数据库、开展互动交流和情感维系等）[17]。

2.2影响力的概念内涵与形成路径

新闻舆论的影响力是指新闻文本对受众造成影响的能力，主要体现在对受众心理、思想、情感和行为等方面产生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继而体现为社会现实的变化[16]。受众接受、改变的程度，是衡量其影响力的关键标准。影响力形成的根本在于新闻内容本身，即新闻媒体只有通过生产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有人文关怀的内容，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影响力[18]。

影响力的形成过程可以概括为媒介传播、个体接受、接受影响、影响再传播、影响力最终形成五个环节[19]。媒介传播，即传播力的形成过程（文本生产和渠道传达），构成了影响力的基础。而个体接受、接受影响、影响再传播等过程则是新闻文本在受众、社会关系间的复杂运动，是影响力形成的“最后关口”。总而言之，新闻舆论影响力是基于优质的文本内容而建立的，并且需要在长期的新闻传播实践中不断积累和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与传播力、影响力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与新闻舆论传播力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前者的履践会引起后者的变化。新闻在内容与形式上贴近人民、尊重新闻规律，有助于提高文本生产、渠道传达的质量，从而促进新闻作品精准、快速地抵达受众。在这个意义上，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有利于提升新闻舆论的传播力。

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与新闻舆论影响力之间也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前者对后者有一定影响。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坚持党性原则，服务于人民与社会的发展，与影响力的本质要求高度契合。在这个意义上，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有利于提升新闻舆论的影响力。

新闻学界认为，党的新闻实践、新闻文风经历了四次重要变革[20]。本部分将在梳理新闻史的基础上，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在不同时期的特征，并阐述其与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的关系。

3.1《解放日报》改版：第一次新闻改革中的文风传统与传播力、影响力

以1942年4月《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的党的第一次新闻改革，是考察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演变的一个起点[10]。这次改革主要确立了党报的党性原则，确保党报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同时也提出了党报的群众性、战斗性等品质要求[21]。

《解放日报》改版后形成了平实朴素的文风，在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建设上都有显著的提升。在语言形式上，《解放日报》“运用了多种多样的传播技巧，例如通俗化语言运用、典型化人物塑造等”[22]。《解放日报》1944年2月28日第四版的《好庄稼》写道：“我的老家在美国，我的弟兄遍天下。我的一切都洋化，吃洋饭，说洋话，洋里洋气洋娃娃，我长得快，长得大，长得像个大倭瓜。我皮又细，肉又白，比你棉花不差啥！”文章采用了快板书的形式，将棉花、玉米、洋芋等农作物拟人化呈现，生动地传播了农学知识。与此同时，边区人民群众用民间艺术形式积极创作打油诗、信天游、民间秧歌、杂文及通讯等文本体裁，丰富了延安《解放日报》新闻实践的多样性、通俗性，同时提升了报纸的传播效力[23]。

在文本内容上，《解放日报》改版后报道重点发生了明显变化。一方面，《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民主政权建设等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典型人物报道[24]。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刊发头版头条《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创造了农民登上报纸头版头条的先例”[25]。“今年在政府努力春耕的号召下，他说：‘我受过革命的好处，我忘不了革命，我真心爱着边区，同时为了自己更过好日子’，因此就加倍努力开荒，并且影响了群众，造成该村热烈的春耕运动”，新闻详尽地记述了吴满友的生产事迹，塑造了“模范春耕英雄”的形象。在此之后，“吴满友”式的典型人物报道蔚然成风，反映了一大批社会各界的典型人物。此类内容高度契合了党倡导大生产运动的政策方针，鼓舞了劳动人民的奋斗精神，对当时“急需经济支持的边区政府提供了非常成功的促进生产的宣传功效”[26]。

另一方面，反映边区人民生活的社会新闻也登上了《解放日报》，得到人民群众的深切认同，起到了祛除愚昧、传播新知的作用。1944年4月29日，社会新闻《本市白家坪巫神杨汉珠，伤害人命判处徒刑》发表，详实记载了巫师迫害妇女的手段，如“将七根桃条拧在一起抽打”“在其头上放鞭炮”“强以驴马粪灌入病人口中”等。报道在延安社会各界引发了巨大反响，引发了人民群众大规模的反巫神斗争运动，促进了医疗卫生制度的变革和医疗卫生科学的传播[27]。

3.2《人民日报》改版：第二次新闻改革中的文风之变与传播力、影响力

党的第二次新闻改革以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为标志，着重强调人民性、群众性的回归，改变教条的、僵化的苏联办报模式，满足读者的现实需求。

此次改版以“改进文风、活泼空气”作为基本方向之一，在传播力和影响力上有所建树。“短”成为文风语言形式的主要变化，要求文章短小生动，“每篇新闻只谈一个中心，说明一个问题”[28]。《人民日报》还在传统版式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新闻、言论、图片灵活组合，具有新鲜感。

在文本内容上，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使报纸朝着自由、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人民日报》打破了以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报道中“报喜不报忧”的局面，将以往的“结论式”报道变为更加真实客观的“进程式”报道[29]。另一方面，《人民日报》改版后继续报道“反冒进”，鼓励发表批评性文章。1956年7月21日，李光全发表《究竟是谁保守、谁冒进》，批评了有关干部在农业社生产中的冒进指挥；同年7月22日，任永达发表的《为什么说估计比统计准确》写道：“农村基层干部中有一种喜欢做假报告的风气在滋长”，主要原因是“上级领导机关主观，盲目地向下面提出过高的计划和要求，而且又不切实际地帮助农民实现。”这一系列的自由讨论、批评报道突破了陈旧呆板、千篇一律的范式，进一步传播了社会主义民主思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30]。

3.3央视新闻改革：第三、四次新闻改革中的文风转型与传播力、影响力

1978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下，新闻规律逐渐回归。在1992年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召开后，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不动摇，促进媒体走入市场、灵活经营成为党的第三次新闻改革的核心议题[20]。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改革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尤其是1993年《东方时空》的创办、2003年央视新闻频道的开播成为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后者更被认为“是央视全面提升传播力与影响力的一次创新”[31]。

新闻频道开播后历经多次改版，尤其在2009年改版期间，新闻文风稳步转型，内容上增加民生和国际新闻的比重、降低会议报道的比重；形式上更多地采用现场报道与直播、口语化与亲民化的表达、新的节目包装（主要为滚动字幕）等。以《新闻直播间》为例，该栏目在2009年频道改版中开设，在国内外一些重大事件上都实现了现场直播报道和持续跟踪报道，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受众对新闻性、时效性的需求；同时延续频道改版总体风格，采用新的节目包装，改变主持形象，倡导播报亲民化、口语化[32]。

近十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变革，商业互联网媒体不断崛起，日益冲击着党媒过去稳固的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以“媒体融合”战略为手段的第四次新闻改革应运而生，其旨在塑造以互联网、移动通信等为技术支撑的新型主流媒体。通过推出新闻客户端、入驻新媒体平台、打造“中央厨房”（全媒体生产、传播和运营平台）等举措，党媒与新闻受众重新建立了广泛连接，在新的媒体格局中占据了主流地位[20]。其中，新媒体平台由于自身庞大的用户基数、便利的传播方式等特征，成为党媒竞相踏足、实现转型的重要领域。以央视新闻为代表，继2012年登陆微博后，在2019年又陆续进驻抖音、快手、B站（哔哩哔哩）等新媒体平台，其新闻报道呈现出新的文风特点，并迅速在传播力和影响力格局中占据主流地位。

以央视新闻B站账号为例，在语言形式上，其发布的新闻作品主要以短视频为载体，适应了新媒体平台碎片化、情绪化、通俗化、直观化的传播特点。首先，短视频新闻的标题通常具有通俗易懂、调动情绪、引导互动的特征[33]。如题为《触目惊心！部分方便面老坛酸菜包竟是土坑腌制》《险遭破坏！世界名画《蒙娜丽莎》展出时被抹蛋糕》《突发！一架搭载132人的客机在广西藤县发生事故》的视频均获得了较高的播放量，此类新闻标题都运用了明确的情绪性判断，有助于唤起并引导观众的情感参与，从而使作品易于传播。其次，短视频新闻通常使用背景音乐以增强内容的情绪感染力，使文本具有一定的情感凝聚力。最后，央视新闻B站在语言语态上也有创新。《主播说联播》等栏目通过塑造社交媒体上的“网红”主播，使媒体获得人格化的特征，从而促进传受关系的平等和新闻文本的传播[34]。

央视新闻B站的作品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兼容并包，适应了B站的青年文化盛行的环境，成为新闻舆论影响力的根本支撑。一方面，新闻内容紧追社会重大热点，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立场，同时积极回应受众诉求。譬如2021年底医保谈判“灵魂砍价”系列视频之所以成为爆款，根本在于充分呼应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而外交部“怼人”视频也成为爆款内容的“常客”，则是由于内容对中国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坚定立场的彻底展现。这类视频文本充满了人民关怀和国家情感，对促进受众与新闻的交流互动、增强受众对社会现实的肯定与认同大有助益。另一方面，央视新闻B站也积极在文化、科普、健康等板块开拓内容，并积极与B站优质内容生产者联动，产出了一系列具有趣味性、娱乐性、知识性的软新闻作品。以央视新闻B站为代表，央视新闻新媒体不断适应网络时代的传播规律，使新闻文风朝着视觉化、情绪化、直观化、互动化等方向发展，同时坚持人民性与党性原则，积极反映国情民生，在互联网时代的新闻传播格局中占据主流，不断提升传播力与影响力。

除了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短视频新闻，央视新闻还积极融合使用H5、VR、AR、AI等较为前沿的媒体技术，推出了微专栏H5《“一带一路”开放之路》、互动视频《720度看超级工程亲身体验穿越港珠澳》等融媒体产品[35]。这类作品多关注有深度、有重大纪念价值的内容，综合运用多种媒体手段和表现形式，实现文本与受众的多元、沉浸、动态的交互，在传播力和影响力上都具有现象级的开拓作用。

结论

在党的新闻改革史上，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的践行深刻地影响着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影响力。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根源于党长期的新闻实践，并反作用于新闻实践。在党的四次新闻改革中，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特征，对建构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面对持续变革的媒体环境，坚持以内容为核心，创新语言形式，建设亲民朴实、真实准确、立场鲜明、丰富多元、具有感染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文风，始终是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记者.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J].新闻前哨，2016（03）：1-2.

[2]强月新，陈星，张明新.我国主流媒体的传播力现状考察——基于对广东、湖北、贵州三省民众的问卷调查[J].新闻记者，2016（05）：16-26.

[3]强月新，夏忠敏.当前我国主流媒体影响力的调研与分析[J].新闻记者，2016（11）：35-43.

[4]沈正赋.论新闻舆论“四力”发展的动力建构[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01）：9-18.

[5]黄晓军，孙希标.新闻文风与主流媒体“三力”[J].青年记者，2017（15）：63-64.

[6]田森杰.新闻文风与新型主流媒体的“四力”[J].青年记者，2019（35）：65-66.

[7]田森杰.新闻文风话语的群体阐释研究[D].南昌大学，2020.

[8]韩振峰，薛建明.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文风[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30（03）：67-71.

[9]沈壮海，王芸婷.试论文风[J].文化软实力研究，2021，6（03）：5-18.

[10]陈力丹，黄伟.从“政治化”到“专业化”——新中国60年来新闻文风的演变流变[J].青年记者，2009（16）：9-11.

[11]汪家驷.论新闻文风[J].新闻战线，2006（10）：8-10.

[12]习近平.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257-258，102-106.

[13]闫永栋.改文风与尊重新闻规律[J].新闻与写作，2013（03）：19-21.

[14]王宇，童兵.打造融合与转型时期媒体的传播力与影响力[J].新闻爱好者，2016（07）：5-9.

[15]强月新，刘莲莲.对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关系的思考[J].新闻战线，2015（05）：46-47.

[16]丁和根.生产力·传播力·影响力——信息传播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框架[J].新闻大学，2010（04）：136-142.

[17]匡导球.传播力：发展现代报业传媒的根本[J].新闻战线，2011（11）：56-58.

[18]张林贺.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困境与提升路径研究[J].中州大学学报，2021，38（02）：65-70.

[19]俞虹.分众时代电视社会影响力分析[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01）：53-54.

[20]袁鸣徽，李良荣.百年党史上的四次新闻改革[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03）：19-23+168.

[21]许鑫.中共三次新闻改革与传媒公共性的变迁[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4（04）：146-151.

[22]石珍楠.延安《解放日报》典型报道研究[D].兰州大学，2016.

[23]李晓灵.延安《解放日报》的传播特色及其现代意义[J].甘肃社会科学，2008（01）：66-68.

[24]张敏.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研究[D].天津大学，2013.

[25]邓绍根，伍中梅.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重要的一次文风改革[J].新闻与写作，2013（03）：66-68.

[26]王润泽.重塑党报：《解放日报》改版深层动力之探析[J].国际新闻界，2009（04）：105-111.

[27]王凤超.延安《解放日报》的第一篇社会新闻及其影响[J].新闻研究资料，1982（01）：84-88.

[28]王晓梅.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探源[D].复旦大学，2005.

[29]王晓梅.一次注定失败的新闻改革——对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夭折的探讨[J].新闻记者，2009（10）：18-22.

[30]谢菲.八大前夕《人民日报》改版的特点及影响[J].理论观察，2018（05）：22-26.

[31]胡占凡.电视新闻人的“中国梦”[J].电视研究，2013（08）：4-7.

[32]周君.央视新闻频道2009年改版研究[D].湖南大学，2010.

[33]杨晓倩.央媒爆款短视频新闻的叙事特征及其创新研究[D].暨南大学，2021.

[34]何东颖，刘祎.官方媒体时政新闻亲近性转向研究——以央视新闻B站短视频新闻实践为例[J].视听，2021（05）：163-164.

[35]郑弘，单丹丹.浅析媒体融合创新的纵深发展之路——以央视新闻融合传播实践为例[J].传媒，2019（11）：69-72.

本文为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语言视角下新闻舆论传播力影响力研究”（项目号YWZX2022013）阶段性成果。

第一作者：王宗华（1978-），男 汉族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语言学 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 河北省语言文化创新发展研究基地 天津300130

第二作者：宣舟，男，汉族，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实务，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北京1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