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医药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医药事业与革命实践深度融合的产物，承载着深厚的爱国精神与民族基因。梳理其近现代历史演进轨迹，深度挖掘“救亡图存的使命担当”“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守正创新的文化自觉”三重核心内涵，从精神传承、文化认同、实践育人三个维度剖析其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独特价值。构建“历史叙事- 价值阐释- 实践转化”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通过课程建设、资源开发、传播创新等路径，将中医药红色文化有机融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为培育具有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新人提供文化载体与实践范式。

作者简介：（1981.11-），女，法学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学生思政。

* 通讯作者（1973.5-）女，硕士，教授。研究方向：中医药文化，学生思政。

[ 基金项目]2024 年度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近现代中医药红色文化与爱国教育研究（编号：24H238（Z））。

关键词：中医药；红色文化；爱国主义教育；文化传承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自近代以来，中医药事业始终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在革命战争年代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逐渐形成了以“救死扶伤、服务人民、守正创新”为核心的中医药红色文化。这一独特文化形态，不仅承载着中医药守护民族健康的历史使命，更凝聚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民团结、共克时艰的爱国情怀。在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深入挖掘中医药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探究其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实践路径，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近现代中医药红色文化的历史脉络与核心内涵

2.1 历史脉络：从革命救亡到文化自信的实践建构

2.1.1 革命战争时期：中医药红色文化的萌芽与奠基（1921-1949）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医药在苏区、抗日根据地及解放区的医疗卫生保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立“卫生材料厂”，组织中医采集草药、研制“红色药材”，有效缓解了军民药品短缺困境。当时的中医骨干如傅连暲（后成为新中国卫生部副部长），原本是福建长汀的知名中医，他放弃了优渥的私人诊所待遇，带领医护人员在苏区建立中央红色医院，首创“中西医结合救治模式”，用针灸缓解伤员术后疼痛，用金银花、板蓝根等草药预防伤口感染，极大降低了死亡率。据史料记载，仅1933 年，该医院就救治伤员超8000 人次，当地群众称赞“傅医生的银针比洋药还管用”。

长征途中，红军卫生员凭借针灸、草药等传统疗法救治伤员，创造了“一根银针治百病，一把草药救红军”的传奇。例如，贵州遵义籍卫生员杨文局，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向当地老中医学习“草药止血方”，用仙鹤草、茜草等配伍制成药膏，成功为数十名伤员止血包扎。当地百姓目睹红军军医“看病不收钱，还帮老乡挑水”，纷纷主动带路采集草药，甚至连夜赶制草药包送给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藏族群众将珍藏的冬虫夏草、川贝母等药材捐给红军，说“红军是我们的亲人，这些药能救他们的命”。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团结中医，共同克服困难”的号召，晋察冀边区成立“中医救国联合会”，中医药成为敌后战场医疗保障的重要力量。该联合会会长李墨林是河北当地的老中医，他带领 200余名中医组建“战地医疗队”，独创“游击诊疗法”——在山洞里设立临时诊疗点，白天隐蔽，夜晚出诊，用“麻沸散”改良配方为伤员做截肢手术，成功率高达 70%。群众为保护医疗队，常以“走亲戚”为暗号传递敌情，甚至在日军“扫荡”时将药材藏在柴房、地窖中。这种“医生舍命救军民，百姓冒死护药材”的鱼水深情，成为中医药红色文化最生动的注脚。

此阶段，中医药与革命实践的深度结合，孕育了“服务人民、艰苦奋斗、军民同心”的红色基因，为中医药红色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

2.1.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医药红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1949-2012）

1950 年代，血吸虫病在长江流域肆虐，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中医药工作者深入疫区，筛选出南瓜子、槟榔等有效药材，创新“中药驱虫疗法”：将南瓜子仁炒香后配伍槟榔煎剂，既降低了西药锑剂的毒性，又提高了治愈率。江苏昆山中医钱惪带领团队在当地试点，3 个月内治愈患者1200 余人，群众称之为“救命药”。至 1958 年，全国血吸虫病患者治愈率较 1949 年提升 60%，中医药功不可没。

1956 年石家庄乙脑救治中，中医郭可明运用“白虎汤”加减方，使病死率从 50% 降至 10%，开创了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先河。而 1972 年，屠呦呦团队受《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水二升渍”的启发，历经 380 多次实验，从青蒿中提取出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攻克了疟疾防治的世界难题。屠呦呦在研发笔记中写道：“我们不是在做普通的科研，是为了让非洲人民不再被疟疾折磨，为了给祖国争光。”青蒿素的研发过程中，团队成员不顾自身安危试服药物，最终使该药成为全球抗疟的“中国方案”，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体现了中医药“守正创新”的时代精神。

在“非典”战役中，中医药工作者运用“清肺排毒汤”等方剂，降低了重症转化率。广大中医药工作者秉持“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信念，深入边疆、农村开展义诊与科研工作，形成了“扎根基层、无私奉献、守正创新”的精神品格，推动中医药红色文化在新时代条件下不断传承发展。

2.1.3 新时代：中医药红色文化的弘扬与升华（2012 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事业被纳入“健康中国”战略与文化强国建设整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中医药全程参与救治，“三药三方”（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发挥关键作用，彰显了中医药的独特优势与文化自信[2]。据统计，武汉方舱医院采用中医药干预后，轻症转重症率下降28%，中医药总有效率达 90% 以上。

中医药红色文化从历史记忆转化为新时代爱国奋斗的实践动力，成为连接传统智慧与现代价值的精神桥梁。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院士黄璐琦带领团队第一时间驰援武汉，在方舱医院推行“针灸 + 汤药”联合疗法，他说：“前辈们用草药支援革命，今天我们用中医药抗击疫情，都是为了守护人民健康。”这种精神传承，使中医药红色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升华其时代内涵。

2.2 核心内涵：三重维度的文化解构

2.2.1 救亡图存的使命担当：民族复兴的文化自

中医药红色文化的形成，本质上是近代民族危机与文化觉醒的产物。面对“废止中医案”等文化冲击，中医药界同仁以“保种救国”为己任，在革命战争中凭借显著疗效证明中医药的独特价值，体现了强烈的“文化自强”爱国底色。例如，1929 年“废止中医案”引发全国中医界抗议，上海中医公会会长余云岫联合各地中医组建“医药救亡请愿团”，赴南京国民政府请愿，提出“中医若废，民族健康无依”的口号。这种将个人理想与民族复兴伟业紧密结合的精神，成为爱国主义教育中培育民族责任感的核心要素。

2.2.2 军民同心的鱼水深情：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

从苏区时期群众为红军种植草药、保护中医，到抗疫期间中医药人逆行出征，中医药红色文化始终以“服务人民”为根本宗旨。革命年代，中医药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共同谱写了军民团结的壮丽篇章；和平时期，中医药工作者扎根基层、守护民生，生动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初心使命，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鲜活教材。

2.2.3 守正创新的实践品格：传统智慧的现代传承

中医药红色文化既坚守“辨证施治”“天人合一”等传统精髓，又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发展。苏区时期，将草药加工技术与现代制剂方法结合；抗疫过程中，推动中医药标准化、国际化进程，均体现了“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科学精神。这种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实践品格，为新时代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了重要的价值范式。如广东中医药大学团队将 AI 技术引入舌诊，开发“智能辨证系统”，但核心算法仍基于《伤寒论》的辨证逻辑，实现了“传统智慧 + 现代科技”的融合。

三、中医药红色文化的爱国教育价值

3.1 精神传承：厚植家国情怀的文化基因

中医药红色文化中，恽铁樵、陆渊雷等中医界爱国人士“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担当精神，以及抗疫中医师群体“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构成了家国情怀的具象化表达。恽铁樵在民国时期面对西医冲击，以“发扬国粹，挽救民族”为己任，创办中医函授学校培养人才；陆渊雷则将《伤寒论》与现代医学结合，著书立说证明中医药的科学性。通过讲述这些中医药人在民族危亡时刻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奋斗故事，能够引导青年学生深刻认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联系，培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厚植家国情怀的文化根基。

3.2 文化认同：增强民族自信的重要载体

在西方文化冲击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医药红色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结合的典范，其“整体观”“治未病”等理念蕴含着中华文明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弘扬中医药红色文化，有助于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让青年学生充分认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与优越性[3]。例如，通过对比中医药“辨证施治”与西医“对症治疗”的差异，展现东方哲学的智慧，从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筑牢文化认同的精神根基。

3.3 实践育人：培育奋斗精神的行动范式

中医药红色文化始终以实践为导向，革命时期在物资匮乏中创新疗法，和平时期在基层一线服务群众，新时代在科技攻关中突破瓶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实践品格。针对当代青年可能存在的“娇、懒、散”等问题，中医药红色文化提供了有效的“教育药方”，引导青年学生在实践中磨砺意志、锤炼品格，在服务奉献中实现人生价值，培育勇于担当、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4]。

四、中医药红色文化融入爱国教育的实践路径

4.1 构建“历史叙事- 价值阐释”的课程体

4.1.1 挖掘史料资源，开发特色课程

整合《中国中医药通史》《红色医疗档案》等文献资料，组织编写《中医药红色文化简明教程》，系统梳理中医药在革命、建设、改革各历史时期的重要贡献与典型案例[5]。开设“中医药与爱国主义”通识课程，通过“苏区中医药如何打破敌人封锁”“青蒿素研发中的家国情怀”等具体案例教学，深入解析中医药红色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增强课程的针对性与实效性。例如，在课程中设置“红色药材辨识”实践环节，让学生认识当年红军常用的草药，理解其背后的历史意义。

4.1.2 创新教学方法，激活情感共鸣

采用情景模拟、沉浸式体验、角色扮演等多样化教学方法，将静态的历史史料转化为生动可感的教育素材。可邀请老中医讲述红色故事：92 岁的山东老中医王德芝，1947 年曾是胶东军区医疗队的学徒，她回忆道：“师傅要求我们‘三练’——练认药（蒙眼摸药辨品种）、练针灸（在自己手臂上试针）、练负重（背着 30 斤药箱翻山越岭）。有次为救治伤员，师傅在雪地里跪了 3 小时施针，冻僵了还说‘伤员的命比我的腿重要’。”通过这些亲身经历，让青年学生深刻感受老一辈中医“苦练技能为人民”的精神。

4.2 打造“线上线下- 虚实融合”的教育矩阵

4.2.1 线下资源整合：构建红色实践地图

依托中医药院校与红色地标，如胶东红色药房遗址、江西井冈山红军中医药遗址、陕西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旧址等，建立“中医药红色文化实践基地”。组织学生开展田野调查、义诊服务、史料整理等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亲身体验中医药红色文化的历史底蕴与精神内涵，感悟中医药人“服务人民、甘于奉献”的初心使命。

4.2.2 线上平台建设与校园环境打造

利用 VR 技术还原革命时期中医药工作场景，制作《草药长征》《抗疫先锋》等“红色中医药微纪录片”，通过抖音、B 站等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搭建“中医药红色文化数据库”，整合文献、影像、口述史等多类型资料，为教育教学、学术研究提供丰富的数字化资源，拓展中医药红色文化的传播渠道与影响力。

同时，打造沉浸式校园文化环境：在校园主干道设立“中医药红色人物长廊”，展示傅连暲、屠呦呦等人物的事迹与名言；在实验楼前开辟“红色药圃”，种植红军常用草药并悬挂历史解说牌；在图书馆设立“红色医书专区”，陈列《战时中医验方集》等珍贵文献的复刻本。定期举办“中医药红色文化节”，通过情景剧、草药标本展、老中医座谈会等形式，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教育。

4.3 推动“学术研究- 社会服务”的协同创新

4.3.1 深化理论研究，夯实教育根基

开展“中医药红色文化内涵与教育规律”专项研究，深入探讨其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为教育实践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挖掘地域特色中医药红色专项课题研究，如胶东地区的“大众医院”“胶东中医进修学校”等红色医疗机构，胶东根据地中医代表戴岐参与编写《战时中医验方集》等历史事件与人物事迹的研究，丰富中医药红色文化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与独特性。

4.3.2 拓展社会服务，强化价值践行

组织中医药院校师生成立“红色义诊队”，深入革命老区开展健康咨询、疾病诊疗等服务活动，将爱国情怀转化为服务人民的实际行动。结合“乡村振兴”战略，推广老区中药材种植技术，助力当地中医药产业发展，让青年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深刻体会“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深刻内涵，在服务社会中强化责任担当。

结语

近现代中医药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精神丰碑，其蕴含的爱国基因、文化自信与实践品格，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独特的资源优势。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需以历史为根基、以文化为桥梁、以实践为路径，将中医药红色文化的精神力量转化为青年一代的价值认同与行动自觉。通过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教育体系，让“红色中医药”的故事成为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生动教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的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全国中医药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2019-10-26（1-3）.

[2] 黄璐琦。中医药抗疫——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03）：269-275.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R].2017 ：12-15.

[4]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意见[R].2020 ：7-9.

[5] 王振国，柳长华。中医药文化教程[M].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4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