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是推动公安工作现代化、塑造新质战斗力的关键举措。情报工作作为核心驱动，其效能直接决定一体化机制的运行成效。本文系统剖析了当前公安情报工作在体制机制、业务流程、数字技术及人才队伍等方面面临的现实瓶颈，认为其效能提升是一项系统工程，需从体制机制优化、业务流程再造、数字技术赋能和人才队伍培养四个层面协同推进，以期推动情报工作实现从“简单聚合”到“深度融合”的质变，保障情报主导下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高效运转。

关键词：情指行一体化；公安情报工作；效能提升

一、引言

伴随全球社会的深度数字化转型，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在催生新动力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跨界传导、犯罪手段升级与安全威胁复杂多变等严峻挑战。公安机关维护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任务日趋繁重，传统条块分割、被动反应的警务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代要求。在此背景下，公安部党委审时度势，提出构建“专业 + 机制 + 大数据”的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其核心引擎正是“情报、指挥、行动”（以下简称“情指行”）一体化机制。该机制旨在通过情报、指挥、行动三要素的深度耦合与高效协同，打破警种壁垒，重构警务流程，全面提升公安机关的预测预警预防能力与精准打击、高效处置能力。情报工作作为“情指行”的逻辑起点与核心驱动，其效能高低直接关乎指挥决策的科学性与行动处置的精准性。因此，系统探究“情指行”一体化下公安情报工作的效能提升路径，既是回应实战需求的必然选择，亦是深化情报主导警务（Intelligence-Led Policing）理论的内在要求。

二、“情指行”一体化下公安情报工作的功能定位与新要求

（一）“情指行”一体化的内涵演进与实践逻辑

自 2022 年以来，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多次强调，须大力实施改革强警战略，并以“情指行”一体化运行机制改革驱动公安工作的质量、效率与动力变革。在顶层设计的推动下，各地公安机关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有效破解了一系列结构性困难、体制性障碍、机制性缺陷，显著提升了警务运行整体效能[1]。

理论层面，刘鹏（2024）将其界定为一个以情报为核心、覆盖多维空间的指挥控制模型 [2] ；王彬（2022）则强调，其实质是在大数据背景下，依托“情指融合、情勤对接、情行同步”，实现情报、指挥与行动部门高效联动的新型警务模式[3] ；陈笛等（2023）基于浙江实践，进一步归纳出以统一数字平台为支撑，纵向与横向流程整合的合成作战机制 [4]。

实践表明，“情指行”一体化体现为“情报驱动指挥、指挥引导行动、行动反哺情报”的闭环运行模式（图1）。在此闭环中，“情”承担态势感知与风险预判，发挥先导作用；“指”负责指令生成与资源调度，发挥中枢作用；“行”则落实现场处置与结果反馈，体现实效作用。“‘情’‘指’‘行’不是孤立存在，也不是单独作用，而是紧密联系，贯穿公安执法全过程”[5]，凸显了“大情报、小行动”、“先情报、后行动”的主动警务特征，在重大安保、应急处突与犯罪打击中展现出关键价值。

图1 ：“情指行”一体化闭环运行模式

概言之，“情指行”一体化是一种以数据驱动为基础、情报为主导、指挥为枢纽、行动为落脚点的新型警务运行机制，其本质是通过制度、流程与技术的系统性重塑，实现警务运作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的根本性转变。

（二）公安情报工作的职能重构与能力要求

在“情指行”一体化框架下，公安情报工作的职能定位发生了系统性转变。它不再是情报部门内部的孤立生产活动，而是跃升为贯穿警务运行全流程的战略支撑与战术引导核心，发挥着“参谋、耳目、尖兵”的关键作用 [6]。其工作模式转变为以情报指挥中心为枢纽，整合各类警务与社会资源，开展全流程、系统性的情报活动。这一角色演进对情报工作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

一是战略前瞻与风险预判能力。情报工作必须超越事后汇总与被动响应，强化对政治安全、社会稳定、重大风险等领域的前瞻研判，实现对风险隐患的早期识别、动态评估与智能预警，为指挥决策提供精准超前的战略支撑，切实推动警务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二是数据融合与协同治理能力。依托一体化平台，打破警种、区域与部门间的信息壁垒，构建全域覆盖、实时更新的情报资源池，实现多源数据的自动汇聚与深度融合。同时，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与共享机制，形成情报采集、处理与应用的完整闭环，提升基于大数据的协同作战能力。

三是精准服务与实战导向能力。面对差异化的实战场景，情报产品需从“通用型”向“定制化”、“场景化”转型。围绕重大活动安保、重点人员管控、突发事件处置等核心场景，提供差异化、精准化、可视化的情报服务，并建立以用户评价为导向的质量反馈机制，确保情报产品实用、管用。

此外，还需构建快速响应、动态调适的工作机制，并积极应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持续提升情报工作的智能化水平与实战支撑力。

三、制约情报工作效能的多维审视

在“情指行”一体化机制的推进过程中，公安情报工作虽被赋予了核心驱动地位，但其效能发挥仍受到多重现实因素的制约。

（一）体制机制：统筹权威弱化与协同效能不足

在现行体制下，情报指挥中心作为“中枢”的职能定位，与其在实际运行中所能调动的权威与资源之间，尚存在一定落差。其统筹协调职能未能通过充分的制度性赋权予以保障，导致其在横向协调各警种、纵向指挥基层单元时，时常面临权威性不足的困境，“调不动、催不了”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存在 [7]。究其根源，一方面在于各警种部门间的职责界限不够清晰，缺乏具备强制约束力的权责清单与标准化的协同流程，致使在实际工作中容易出现责任交叉或管理真空。另一方面在于情报流转机制尚不健全，情报、指挥与行动三者间的信息交互多呈单向流动性，行动反馈环节相对薄弱，这使得情报闭环难以形成。情报工作的价值评估更多侧重于生产环节，而对其实战效用的追踪与评价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使得情报工作难以摆脱“纸上谈兵”的窠臼。此外，现有的绩效考核体系主要立足于各警种内部，缺乏有效激励跨部门协作的兼容性设计，这也在制度层面削弱了各单元主动参与协同、共享情报资源的内生动力。

（二）业务流程：情报触角缺位与智能研判不足

当前的情报业务流程，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风险时，暴露出两大显著短板。在情报搜集的源头环节，存在对技术手段的过度依赖与对人力情报网络建设的相对忽视之间的不平衡。尽管技术手段便于处理结构化的海量数据，但对于一些隐藏于基层社会、尚未浮出水面的深层矛盾和隐性风险，其感知能力则相对有限。这种“人力”与“技术”的失衡，导致了对诸如“民转刑”等具有隐蔽性、突发性案件的早期预警能力不足。在情报研判的核心环节，尽管各地大数据平台已普遍引入，为研判工作提供了基础支撑，但人工智能技术，特别是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等在犯罪模式自动识别、趋势深度预测等方面的应用，仍处于探索与初步应用阶段。成熟的、可复制推广的分析模型体系尚未建立，这使得研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于研判人员的个人经验与直觉判断，导致研判结果的客观性、稳定性不足。同时，由于缺乏针对基层高频实战场景定制的数据模型与分析工具，情报产品的针对性、实用性有待加强，“研”与“用”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难以完全满足一线单元在瞬息万变的实战环境中对精准、实时情报的迫切需求。

（三）数字技术：数据壁垒坚固与赋能层次肤浅

数据是公安情报工作的命门，情报的生产与应用离不开海量的社会数据[8]。当前公安内部各警种之间、公安与外部政府部门及社会单位之间，“数据烟囱”与“信息孤岛”现象依然存在。数据标准不统一、更新时效不同步、安全管理要求各异以及共享意愿不强等多重因素，共同构成了数据自由流动与深度融合的障碍。体系化的数据治理框架与跨域数据融合机制的缺位，使得海量的数据难以转化为高质量、高价值的情报产品。此外，基层采集端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信息错漏、重复录入、鲜活度不足等问题，也从源头上影响了后续研判分析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在技术赋能层面，现有的大数据、人工智能应用在情报工作中的深度与广度仍有拓展空间。多数应用仍集中于数据的查询、检索与简单统计等基础功能，对于情报平台中大量存在的非结构化、模糊、带有噪声的数据，缺乏高效的实时解析与智能挖掘能力。基于数据与算法的预测预警模型和辅助决策系统的成熟度与实际效能，与实战要求的“精准预警、智能决策”目标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

（四）人才队伍：专业能力短板与复合型人才稀缺

人才是决定情报工作质量的根本。随着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情报工作的专业性要求也日益增强，但当前的人才队伍结构与发展模式尚不能完全适应这一趋势。一方面，公安机关具备专业素养的情报分析人员，特别是在大数据分析、算法建模、数据可视化等领域的专门人才，存在总量不足的问题，这也导致在信息甄别、深度研判等关键环节存在能力短板，从而直接影响情报产品的整体质量与产出效率。另一方面，兼具多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公安情报工作的高度实战性，不仅要精通情报分析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熟悉特定警种的业务逻辑与实战场景，同时要具备数据思维、法律素养和协同管理意识。这种“情报 + 业务 + 技术”的跨界融合能力，在当前的人才培养体系尤为欠缺。特别是在基层公安机关，情报岗位常常面临编制紧张、事务性工作繁重的压力，“人少事多”的矛盾尤为突出，致使情报工作难以超越基础的信息汇总向深度分析研判转型升级[9]。此外，系统化、常态化且贴近实战的培训机制不够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情报工作对骨干民警的个人经验依赖，其工作稳定性和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四、提升效能的系统化路径建构

面对上述多维瓶颈，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从以下四个层面协同发力，构建公安情报工作效能提升的完整路径体系（图2）。

图 2 公安情报工作效能提升路径

（一）制度重构与机制创新：筑牢一体化运行的体制根基

有效的制度供给是“情指行”一体化顺畅运行的基石。首先，通过高位阶制度文件，明确情报指挥中心的中枢地位，赋予其对重大勤务的指挥协调权、考核评价参与权及资源调配建议权，并通过推广由公安机关主要领导兼任情指中心主任的做法，以提升统筹层级。其次，制定并实施统一的《“情指行”一体化警种部门职责清单》，以清单化方式厘清各警种在情报生产、指挥调度和行动处置中的权责边界，实现照单履职、依单问责。再次，构建“警种主战、情指主评”的双向考核体系，将情报响应效率、协同作战成效等核心指标纳入各警种绩效评价，激发协同内生动力，构建职责清晰、激励兼容、运行顺畅的体制机制环境。

（二）流程优化与智能赋能：构建精准敏捷的业务体系

业务流程的深度再造是提升效能的关键。在情报搜集环节，坚持“技术 + 人力”双轮驱动，在强化技术手段应用的同时，重点重建覆盖基层社会单元的人力情报网络，深化“一村（格）一警”机制，将情报触角延伸至社区、行业与企事业单位，提升对社会面风险的敏锐感知能力。在研判环节，积极引入深度学习、大语言模型等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基于实战场景的犯罪预测、线索挖掘等专用模型，推动研判从“经验主导”向“人机协同”转变。同时，建立以一线需求为中心的情报产品生成与反馈机制，推行用户评价制度，倒逼产品质量提升，实现情报服务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的深刻转变，彻底打通赋能实战的“最后一公里”。

（三）数据融合与技术赋能：打造智慧可靠的数字引擎

为实现情报要素的有效应用，数字赋能的“情指行”一体化能够消弭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公安机关同治理实体间情报信息沟通鸿沟 [10]。加快建设统一的公安大数据平台，构建涵盖公安业务数据、政府共享数据、企业合作数据与实时感知数据的“四层”数据资源池，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数据共享过程中的安全溯源与权限管控，破解标准与安全难题。围绕实战急需，开发“重复警情治理”、“异常活动预警”等轻量化、敏捷型数据模型与工具，建立 ^a7×24 小时”数据支撑响应机制，推动数据价值向战斗力高效转化。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情报发现、管理、研判与共享能力 [11]。同时构建全方位、制度化的数据安全防护体系，明确数据分类分级与使用权限，定期开展“红蓝对抗”演练，确保数据共享与赋能过程中安全可控。

（四）人才培育与梯队建设：夯实可持续发展的人才根基

人才队伍是提升情报工作效能的第一资源，必须通过系统化培养打造专业化、复合型情报力量。构建覆盖全员、贴近实战的常态化培训体系，重点加强数据分析、AI 工具应用等技能培训，积极引入案例教学、实战演练等情景化方法，并将培训成效与职务晋升、评优评先挂钩。在复合型人才培养上，通过警种交叉任职、项目制攻坚团队等方式进行针对性培养，并在警察培训基地设立“情指行”一体化专业方向，实现源头培养与系统塑造。此外，还要整合内外部资源组建专家智库，建立“首席情报分析师”制度与专业技术职务晋升通道，为重大研判与战略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最终形成层次清晰、衔接有序、激励有效的人才梯队。

五、结论

提升“情指行”一体化下公安情报工作的效能，是激活新型警务运行模式、锻造公安新质战斗力的核心关键。本文系统剖析了当前情报工作在体制机制、业务流程、数字技术及人才队伍四个维度上面临的现实瓶颈，进而提出一个四维协同的系统化路径框架：以体制机制优化为保障，以业务流程再造为核心，以数字技术赋能为支撑，以人才队伍培养为基础。唯有坚持系统观念，四维协同、持续发力，方能推动情报工作实现从“物理叠加”到“化学反应”的质变，最终将其打造成为提升公安机关新质战斗力、实现公安工作现代化的强大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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