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旨在超越线性接受史描述，聚焦堂吉诃德形象于 17-18 世纪的根本性转折，借助米歇尔·福柯“知识型”理论，剖析其从“疯癫骑士”到“道德楷模”转变的深层动因。研究发现，该形象嬗变不仅受政治、经济、哲学思潮及审美趣味影响，更源于欧洲社会从“古典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的认知范式变革；18 世纪对堂吉诃德“内在动机”的发掘，实则参与了现代道德主体的建构，其接受史堪称欧洲现代认识论发展的“文学传记”。关键词堂吉诃德；知识型；接受史；形象变迁；认知范式

 

引言

“堂吉诃德·德·拉曼却的为人，他醒着的时候是个疯子，睡着了倒像个理性主义者。”塞万提斯笔下的这一人物，自 17 世纪诞生以来，开启了跨越四百年的思想对话。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曾言其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1]，如同镜子般折射出欧洲四个世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变迁，其接受史更成为映照人类自我认知演变的“流动思想史”。17 世纪西班牙语境中，他是供人嬉笑的疯癫骑士；18 世纪欧洲范围内，却蜕变为令人肃然起敬的道德楷模。同一文学形象在不足百年间引发颠覆性解读，既彰显《堂吉诃德》的独特魅力，也为观察文学阐释与时代精神的互动提供了经典案例。

既有研究已勾勒出堂吉诃德形象变迁的基本脉络，肯定其从娱乐对象到道德典范的转向与启蒙思潮的关联，但多停留于宏观时代背景与审美趣味的归因，满足于历时性现象描述，未能揭示支配认知与判断的深层认知范式变革。因此，本文引入米歇尔·福柯“知识型”理论作为核心分析框架。“在某个时期存在于不同科学领域之间的所有关系。科学之间或各部门科学中的不同话语之间的这些关系现象，就构成了福柯所说的一个时期的认识型”[2] ；“认识型特指西方近代以来，在一定认知空间中，各种经验知识被据以构式的结构”[3]。简言之，知识型是特定时代话语实践遵循的深层规则与构成条件，是潜藏的无意识思维基础。欧洲思想史先后经历基于“相似”的文艺复兴知识型、基于“表征、秩序与分类”的古典知识型，以及基于“人的内在深度”的现代知识型。堂吉诃德形象的接受转变，本质是欧洲思想史从古典知识型向现代知识型过渡的典型症候：17 世纪的嘲弄源于其行为对古典认知秩序的触犯，18 世纪的推崇则受新兴现代认知范式驱动，批评家从其荒唐外表下“发掘”出高尚动机与纯洁品德。

18 世纪对堂吉诃德的道德化重构，实为文学批评领域预先发生的现代性事件——积极参与以“内在性”“自律性”为核心的现代道德主体建构。通过这一个案，本文不仅为《堂吉诃德》接受史提供深层解释，更期望展现文学如何能动参与乃至预示哲学观念变革。福柯的“知识型”理论，强调的并非思想内容的变迁，而是支配一个时代认知方式的“无意识结构”。它如同一张看不见的认知网格，决定了哪些话语可以被说出、哪些现象可以被识别、哪些主体可以被建构。因此，运用这一理论审视堂吉诃德的接受史，并非简单地将形象变迁对应于时代背景，而是试图揭示：为何在某一历史时刻，某种解读成为“不可见”的，而另一种解读则成为“理所当然”的？本文正是试图穿越接受史的“可见性”层面，挖掘其下潜藏的认知构型动力，从而将堂吉诃德这一文学形象，提升为观测欧洲现代性发生学的“认知标本”。

一、古典知识型的囚徒——17 世纪作为“分类错误”的堂吉诃德

对《堂吉诃德》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同时代人，文坛主导者洛佩·德·维加“最糟糕诗人”的诋毁，草率为塞万提斯及其作品“定性”，影响持续一个世纪。因此，17 世纪的堂吉诃德被认定为“讽刺骑士小说与社会现实的滑稽角色”。例如，巴利亚达雷斯·德·巴尔德罗马尔直言其“既可笑，又疯癫”，“故其作品对灵魂更有害，也更意味着让读者浪费时间”；作品第二部第四章提及读者期待“再来些堂吉诃德故事吧，只要写堂吉诃德卖命，写桑丘·潘沙多嘴，写出来就行，我们都喜欢”，可见当时这部小说仅被视为逗趣的通俗读物，堂吉诃德则是诙谐的“大众戏子”。

塞万提斯于1605 年创作《堂吉诃德》，1615 年出版第二部，彼时西班牙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衰落：欧洲文艺复兴刚落幕，西班牙腓力二世反动王朝实施残暴统治，封建势力猖獗，人民深陷苦难。《堂吉诃德》真实深刻地描绘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初西班牙社会生活，尖锐讽刺骑士文学与骑士制度，有力揭露和批判封建主义尤其是腓力二世极权统治，饱含对被压迫者的同情，闪耀崇高社会理想光芒。同时，17 世纪文艺复兴运动衰落、人文主义思潮消退，人文主义者虽经两世纪努力实现精神解放，但其追求的理想终未达成。面对封建教会势力的统治与迫害打击的现实，人文主义者从理想回归现实，整个社会也从崇尚理想转向正视现实。此时读者看到堂吉诃德逆历史潮流，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已有火药枪弹的时代，仍试图恢复中世纪骑士道，自然视其为疯癫不可理喻的跳梁小丑，仅作消遣娱乐。西班牙帝国的衰落与古典知识型的兴起，在历史时序上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共振。前者是政治实体在现实中的失序，后者则是认知体系在观念上对秩序的渴求。当一个外部世界趋于混乱和不可控时，在观念世界建立清晰的分类秩序便成为一种代偿性的心理需求。因此，17 世纪读者对堂吉诃德的嘲笑，不仅仅是对一个虚构人物的反应，更是一种文化无意识的排异行为——通过将堂吉诃德标识为“混乱”，来确认和巩固自身所向往的“秩序”。

要理解 17 世纪对堂吉诃德“疯癫”的普遍解读，除时代背景外，还需回归当时的“思想底板”。福柯在《词与物》中将堂吉诃德视为文艺复兴“相似性”认知世界破灭、古典时期“表象与秩序”认知方式降临的标志：“《堂吉诃德》勾勒了对文艺复兴世界的否定；书写不再是世界的散文；相似性与符号解除了它们古老的协定；相似性已让人失望，变成了幻想或妄想；物仍然顽固地处于其令人啼笑皆非的同一性之中：物除了成为自己所是的一切以外，不再成为其他任何东西；词漫无目的地漫游，却没有内容，没有相似性可以填满它们的空白；词不再标记物；而是沉睡在布满灰尘的书本页码中间”[4]。大致 17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末，欧洲思想主导趋势是对秩序、分类与清晰表征的强烈追求，世界被视作待整理排列的巨大图表，知识的最高理想是为万物命名、确定其在图表中的精确位置，确保符号与事物的清晰、透明、稳定对应。在此范式下，任何模糊、错位与混乱都是对理性秩序的威胁，会被指认、隔离或嘲弄，以维护体系纯洁性。

在这一思想底板下，堂吉诃德的“疯癫”具有具体哲学含义：福柯认为疯癫是历史文明进程中的颠倒与错乱，堂吉诃德并非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精神疾病患者，而是彻头彻尾的“表征错误”。“适合、效仿、类推和交感告诉我们，世界必须如何反省自身、复制自身、反映自身或自身形成一个链条，以使物能彼此相似”[5]，堂吉诃德的悲剧在于，他生活在文艺复兴相似性符号构成的认知世界中，将风车“相似于”巨人、客栈“相似于”城堡、羊群“相似于”军队、理发师铜盆“相似于”曼布里诺金盔，试图以 16 世纪骑士的方式破译世界符号、寻找相似性与隐秘含义。然而，他所处的物理世界已是17 世纪古典“表象”世界——17 世纪开启的新时代彻底改变词与物的原有构序，培根、笛卡尔等新科学始祖均批判拒斥相似性，分析取代类推，辨识事物差异取代适应，相似性被边缘化，最终科学取代魔法。在这个新世界中，风车即风车、客栈即客栈，不再是承载神秘意义的符号，而是具有明确、单一、常识性身份的“物”，词与物间无神秘相似性联系，词必须准确对应物。因此，17 世纪读者以理性主义、常识性表格秩序评判堂吉诃德：将其行为与“正常人”行为并置，纳入“理智/疯狂”二元表格比较。正常人的逻辑判断是词与物相符，见风车称“风车”；而堂吉诃德依相似性认知，见风车称“巨人”。基于此认知方式，17 世纪对堂吉诃德的主流认知必然是其为可悲、可笑、脱离现实的疯子。

17 世纪读者与评论家的嘲笑，并非源于残忍或缺乏洞察力与同理心，而是当时知识型运作的必然结果——嘲笑成为将“异常”重新纳入“秩序”的文学性惩戒手段。同时代伟大剧作家洛佩·德·维加在私人信函中轻蔑称《堂吉诃德》为“有趣的书”，将堂吉诃德简单归类为“逗乐的疯子”，关键在于“归类”：他迅速准确地将堂吉诃德置于17 世纪认知图谱的“疯癫”一格，完成识别与处置。此外，17 世纪为《堂吉诃德》创作的大量插图，几乎均聚焦其最狼狈、滑稽的“失败”瞬间——被风车甩向空中、被牧羊人的石块击倒、被桑丘用毯子抛掷。这些图像并非为引发同情或思考，而是强化其行为荒谬性，将其定为理性世界外供人观赏的怪异标本。图像叙事与文本评论形成同谋，将堂吉诃德牢固钉在“表征错误”的耻辱柱上，笑声既确认观众自身的理性与正常，也确认堂吉诃德的非理性与异常。

17 世纪对堂吉诃德“疯癫骑士”的解读绝非偶然，他是古典知识型的囚徒：在被秩序、图表和清晰表征规定的世界中，其基于骑士小说幻想的错位认知系统，注定仅被识别为持续发生的“分类错误”，社会功能是通过引发笑声巩固理性边界。此时，其行为背后的动机、言辞中偶尔闪烁的智慧光芒，因无法纳入当时认知范式而被系统性忽视或排斥，唯有等待新的时代与知识型到来，对他的“救赎”才成为可能。

二、知识型的断裂与过渡——18 世纪“内在性”的发掘

我们首先需要确立的观念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并无“真正”固定的形象，后世并非不断接近和发现他，而是读者持续建构和发明他——堂吉诃德作为认知对象，由知识型“建构”与“发明”。18 世纪的工作，并非更精准“发现”他，而是运用启蒙时代新话语工具，重新组装其符号，“创造”出旧时代无法想象的新形象。

“新版”堂吉诃德告别纯粹“疯癫”，成为“循规蹈矩的绅士”。英国诗人蒲伯称其为“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我们虽然笑他，也敬他爱他，因为我们可以笑自己敬爱的人，不带一点恶意或鄙薄之心”[6] ；撒缪尔·约翰生认为堂吉诃德的疯狂与正常人的理性相去不远；寇尔列支强调其道德观念、理性与想象力；法国作家弗洛利安笔下的堂吉诃德是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此时，堂吉诃德的“疯狂”不再被简单视为精神错乱，而被解读为对美德的偏执追求，代表严肃道德，其骑士道精神被赋予新内涵——对责任、荣誉与个人修养的坚持。这一重塑形象使他成为古典主义价值观的化身，反映启蒙时代对理性与秩序的普遍推崇。

堂吉诃德形象转变的背后，是欧洲思想界一场静默却深刻的革命：福柯揭示的“现代知识型”开始萌芽，核心特征是从对外部秩序的分类狂热，转向对“人”自身内在深度的探寻。“人”首次同时成为知识的客体与主体，其意识、动机和历史性成为亟待探索的新领域。正是在这片新生思想土壤上，堂吉诃德形象经历彻底“平反”与重塑，从古典知识型下的“分类错误”，跃升为现代知识型中“道德主体”的先行典范。

文学批评与大众阅读作为更敏感、直接的文化实践，往往能提前预感并演练即将到来的范式转型，这一转变的标志是批评焦点从“行为”到“动机”的根本性转向：17 世纪评判基于其行为结果与外部现实的荒谬错位，18 世纪批评家则穿透可笑行为表象，探寻背后的心理动机与内在价值。这一从“行为”到“动机”的批评转向，其背后是 18 世纪哲学中“主体性”的觉醒。笛卡尔的“我思”确立了作为思维主体的“我”，而洛克、休谟等人的经验主义哲学则开始深入剖析这个“我”的内在运作机制——观念、情感、欲望。哲学的关注点从“世界是怎样的”逐渐转向“我是如何认识世界的”。在此思想氛围中，堂吉诃德的价值评判标准自然随之内化。他的“我思”——即他对自己骑士身份的坚信及其行为动机的纯洁性——开始超越其“我行”的荒诞结果，成为定义他本质的更重要的维度。英国塞缪尔·约翰逊博士敏锐区分堂吉诃德的“疯狂”与“意图”，指出其疯狂仅局限于骑士道的“施行方式”，而“铲除邪恶、扶助弱小”的意图本身高尚且理性，“高尚的疯狂”概念成为为他正名的关键。小说家亨利·菲尔丁通过文学实践深化这一解读：在《约瑟夫·安德鲁斯》中塑造的亚当斯牧师，作为“英国的堂吉诃德”，迂腐天真引发无数笑料，但仁慈正直的内在品德熠熠生辉。菲尔丁借此论证，人物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外在行为是否成功或世故，而在于内在道德品质的纯洁与坚定。

因此，18 世纪对堂吉诃德道德内涵的全面挖掘，赞誉其诚信、无私、坚韧与忠贞等品质，并非简单“发现”被忽视的真相，更像是基于新世界观的主动“发明”与“建构”。启蒙时代的批评家并非被动看到更真实的堂吉诃德，而是主动运用关注内在性的新兴认知范式，从旧形象中创造出符合新时代精神需求的新楷模。他们迫切需要一个文学形象承载和印证“内在良知”“善良意志”“道德情感”等新哲学理念，而堂吉诃德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恰好提供了绝佳载体。

于是，堂吉诃德形象从纯粹可笑对象，演变为“可敬又可笑”的复杂结合体，悲剧色彩也开始显现：灵魂高尚者因理想实现方式与时代格格不入而屡遭挫败，本身便孕育巨大悲情。这场形象重塑远不止文学趣味变迁，实质是现代性工程的一部分——在文学领域开展的、关于如何定义理想人格、建构基于内在性的现代道德主体的伟大演习。通过重新诠释堂吉诃德，18 世纪的思想家与批评家，为“现代自我”的诞生预先撰写了一篇文学导言。

三、堂吉诃德接受史的思想史价值

18 世纪对堂吉诃德的道德化重塑，并未终结其形象的生命力。进入 19 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在他身上看到了理想主义者在庸俗现实面前的孤独与悲剧，进一步强化其“英雄 - 疯子”的二元张力；而至 20 世纪，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下，堂吉诃德更被解读为对抗虚无、以行动赋予世界意义的荒诞英雄，其“疯癫”成为了对理性本身进行质疑的哲学姿态。这场始于 18 世纪的“内在性”发掘，实际上为后世无穷的阐释打开了大门，使得堂吉诃德永远行走在时代思想的最前沿。

堂吉诃德接受史在 17-18 世纪的剧烈转折，意义远超对单一文学人物评价的变更，指向更具普遍性的思想史命题。堂吉诃德形象的矛盾性与开放性使其能承载丰富阐释可能，而文学批评在思想变革中常扮演先导与演练场角色，率先捕捉并回应认知范式的深层变迁。这一接受历程深刻揭示现代自我观念的形成轨迹——从依据外部规范界定个体价值，转向将内在动机与主体性作为衡量人性的核心尺度。因此，堂吉诃德接受史个案，为我们提供了从文学接受史步入思想史核心地带的独特路径。

并非所有文学形象都能引发如此持久深刻的诠释变迁，堂吉诃德成为思想史“完美样本”的根源，在于塞万提斯赋予其无与伦比的内在矛盾性与阐释开放性。他是庞大的悖论集合体：最荒唐的疯子却常道出最深刻的真理，践行最虚幻梦想却秉持最纯粹理想主义，行动引发一连串失败笑闹却因动机闪耀高尚悲剧光芒。这种深刻矛盾性使其无法被单一固定标签束缚，成为承载无限意义的“容器”，每个时代都能基于自身核心关切，从中找到共鸣与投射对象——17 世纪看到其行为与现实的“不匹配”，18 世纪看到其动机与品德的“超现实”。正是文本提供的丰富潜能，使持续重读与创造性“误读”成为可能，令其接受史成为记录欧洲思想演变的“活化石”。

堂吉诃德案例有力证明，文学及其批评常扮演时代思想先锋角色，预感与参与变革的速度往往快于体系化哲学。18 世纪上半叶，当康德等哲学家仍在构建“道德律令”“善良意志”等庞大哲学体系时，英国约翰逊、菲尔丁等批评家和作家已在实践层面完成道德评判革命：他们通过为堂吉诃德辩护，凭直觉与文学感受，率先将“动机”而非“结果”确立为道德评价的基石。他们并非演绎哲学理论，而是直接从文学形象中感受并提炼符合时代精神的新道德观。这种先锋性表明，重大思想转型并非总是首先发生在高深哲学论文中，也发生在公共领域的文学阅读、批评与讨论中——文学批评成为“实验室”，关于“人”“理性”“道德”的新观念在此以更感性、具体的方式被预先演练、测试和传播。

最终，堂吉诃德形象变迁史，成为观察“现代自我”观念逐步生成的清晰深刻镜子。“现代自我”即指将个人价值核心锚定于内在世界，包括意图、良知、情感和道德感的现代性主体观念。17 世纪的笑声，映射的是仍由外部规则、社会身份和传统权威定义个体的世界，与外部秩序格格不入的自我只能被判定为疯癫；18 世纪的推崇，则清晰映照出一个正在诞生的新世界：个体价值开始向内转，内在动机的纯洁性首次被视作比外在行为合规性更根本。堂吉诃德被重新发现的过程，正是现代自我观念寻找文学化身并确认自身合法性的过程。

追踪堂吉诃德从塞万提斯笔端到启蒙时代的旅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骑士的冒险，更是一幅“现代人”内心世界被逐步探索、认识并赋予至高价值的思想地图。其接受史本质上是一部被文学记录、被批评书写的“现代人”生成预备史，这便是堂吉诃德个案超越文学本身的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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