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持续推进，使得高职院校法治教育在人才培养中日益重要。然而，因课程体系设置、师资力量与学生法律意识不足等多项原因，法制教育成效在高职院校中仍显不足。本文结合职业教育注重实践与专业的特点深入分析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的特殊价值与实际意义，针对课程内容分散、教师能力不足以及实践机会匮乏等问题提出重新设计课程结构、加强教师培训并构建法治实践环境的建议， 旨在培养兼具专业技能与法律素养的技术人才。

关键词：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现实困境；优化路径

1 引言

在深化依法治国的战略背景下，高职学生法治素养直接影响产业转型升级的质量提升。王俊梅 2006 年《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有效性研究》显示，法律测试合格率仅 38.7% ，遇到法律问题主动维权学生比例不足 25%_⨀ 。这是因为法治教育长期被忽视，沦为思政课附属，课程平均不足 30 课时却要覆盖 8 部门法内容，学生只能死记硬背。当前 62% 高职生遭遇网络诈骗，掌握取证流程的仅 12% ，说明学校法律教育与现实需求严重脱节。本文剖析教学问题成因，探索适合高职教育的法治培养路径，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供理论支撑。

2 高职院校法制教育的内涵及独特性

高职院校法治教育是以高职学生为特定对象，通过系统化的教育，主要围绕法律知识普及、法治意识培养和法律能力提升三方面 ，法律知识普及是基础，让高职学生了解我国法律体系框架，如宪法精神、基本法规和行业规范认知，为法治实践打知识基础，需确保知识传递正确；法治意识培养要突破简单记忆模式，建立权利义务对等观念，培养依法办事自觉性；法律能力提升以实际应用为目标，要求学生掌握守法规范，权益受损时用法律手段维权，主动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秩序，实现从理论到行为的全过程衔接。

高职院校法治教育基于独特人才培养定位，虽基础教育阶段主要采用认知性教育模式，但需将法律素养培养与职业发展紧密结合。教学内容要兼顾个人成长需求、行业规则、社会治理法律知识，分析法律文化理念，满足国家对技术人才的法律实践要求。高职院校和普通高校政策上都以培养法律意识为目标，都涉及法学理论、法治实践和经济法规学习，但职业教育更强调实际应用能力，通过融合法律原则、公平理念和道德规范等知识，帮助学生养成守法用法习惯。这种教育方式不同于社会普法的简单知识传授，既体现系统性，又突出实践性。

3 高职院校开展法制教育的意义

高职院校法治教育是国家法治化进程的基础性工程，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战略、教育与社会三个维度：

3.1 服务国家战略发展的必然要求

法治教育在国家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高职学生作为未来经济建设参与者，掌握法律知识有助于规范市场秩序，市场经济运行依赖法律约束企业行为，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使得熟悉贸易规则成为发展关键，法治建设与政治文明紧密相连，完善法律体系能够有效提升治理效能，学校培养具备法律素养的技术人才，这对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3.2 实现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

法治教育是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要内容，全球高等教育发展显示科技进步和社会变化需要多学科知识人才。2005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高职教育承担输送“数以千万计高技能专门人才”的使命，法律素质是职业能力核心构成。高职学生学习法律理论和市场经济法规可完善知识结构、弥补文理分科问题，将遵纪守法观念融入职业道德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求。法治环境保障为技术人才解决后顾之忧，说明创新创业需要法律支持。职业能力建设不仅需要专业技能，更要培养法律素质，如技术研发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商业运营遵守合同规范，体现了近年来相关职业教育改革文件的预见性。不过，法律课程占比不足问题仍存在，需加强实践教学环节。

3.3 维护社会稳定与学生权益的迫切需求

大学生犯罪率已经上升到 17% 并且更多使用技术手段实施犯罪，朱颜娟2009 年和王军梅 2006 年的研究都记录了这种现象，加强法治教育不仅能降低学生侵权和诈骗的可能性，还能改善 62% 高职生网络行为不规范的情况，掌握法律知识有助于职业发展，学生在权益受损时能够采取正确保护措施，明确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助于构建和谐校园环境。

4 高职院校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4.1 现存问题

一是课程体系设计缺陷。高职院校中，法治教育内容主要涵盖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该课程中法律基础部分通常仅分配 10 至 30 学时，在有限课时内需覆盖法理学、宪法学及多部门法基础知识，迫使教师对法制相关教学内容进行大幅压缩，呈现为碎片化条文堆砌。课程内容过度偏重刑法、治安管理条例等具有惩戒性质的法规，对公民权利保障类法律（如行政诉讼法、民法典）涉及甚少，导致学生形成“法律即惩罚工具”的片面认知。尤其是，教学内容与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脱节，未能结合不同专业特点融入行业法规（如医疗法规之于医护专业、商法之于财经专业），学生难以建立法律素养与职业能力的关联性。

二是师资队伍专业化与实践性不足，教师结构存在显著缺陷。超半数院校由思想政治教师或行政人员兼任法治课程教学，其法学理论基础薄弱且缺乏司法实务经验 。部分教师对法治精神理解存在偏差，将法律简单等同于政策宣传工具，教学中过度强调服从意识而忽视权利启蒙。教学方法呈现高度同质化，绝大多数课堂采用单向知识灌输模式，案例教学仅停留于形式化举例，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实践教学因课时与资源限制难以开展。数字化教学能力滞后，未能有效利用虚拟仿真等技术应对网络法治教育新挑战。

三是学生法治素养的结构性缺失。法律知识体系呈现零散化。学生对法律基本原则（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正义）理解存在根本性偏差，常混淆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等基础概念 。法律信仰危机凸显，相当比例学生对司法公正性持怀疑态度，权利主张意识薄弱，遭遇侵权时倾向选择“私了”或信访等非法律途径。数字化生存环境下面临新型法律风险，对《民法典》涉及的隐私权、数据安全等新规认知度低，网络维权能力明显不足。

四是实践平台与社会环境的双重制约。校内法治实践载体严重匮乏。超八成院校未建立模拟法庭、法律协会等实践平台，法律辩论赛、社区普法等课外活动开展频率极低。社会环境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一方面，社会传统观念中“信访不信法”、“权力大于法律”等意识持续向校园渗透；另一方面，网络媒体对司法案件的片面渲染（如“为坏人辩护的律师”），校园周边黑网吧、无证商贩等治理盲区，不断消解法治教育公信力。

4.2 现存问题成因

一是教育定位的制度性偏差。政策层面将法治教育纳入德育范畴，在“两课”体系中被定位为思想政治教育附属内容，致使其丧失学科独立地位。院校实施层面存在目标窄化倾向， 54% 的教师将法治教育简化为“预防学生犯罪”的道德规训，忽视法律思维培养与权利意识启蒙的系统性目标。

二是资源配置的结构性失衡。师资配置存在严重短板。高职院校生师比普遍高于国家规定标准，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专职教师占比不足 10% ，“双师型”教师更是稀缺资源。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法治教育专项经费在院校总预算中占比微乎其微，教学设备更新滞后，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停滞。

三是教学主体认知与学制矛盾。生源法律素养基础薄弱。高职学生在中小学阶段普遍缺乏系统法律启蒙教育，法律认知起点明显低于普通高校学生。学制设计强化功利导向，专业技能课程占据 70% 以上课时，法治类通识课被边缘化为“学分工具”，学生主动学习意愿低迷。

四是社会法治生态的发展迟滞。传统治理文化持续影响。根深蒂固的“人情社会”“权力本位”观念通过家庭、社会向校园传导，削弱现代法治权威的建立。院校治理现代化不足，行政管理中存在“衙门化”倾向，学生申诉机制形同虚设，制度实践与法治教育形成悖反。

5 完善高职院校法治教育的措施

5.1 重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 1 ）独立课程设置与模块化设计

将法治教育从思政课程中剥离，设立独立必修课，保障不低于36 学时 。推行“ 基础模块 + 专业模块”课程结构：基础模块涵盖《民法典》核心条款（如人格权、合同编）、法律程序等通识内容；专业模块结合行业需求，如医护专业融入《医疗纠纷预防条例》、财经专业强化《电子商务法》等实务法规。

（2）教学模式创新

采用“案例贯穿式”教学：选取真实司法案例（如网络侵权、劳动合同纠纷），通过“情境模拟—法律分析—判决推演”三阶段训练法律思维。建立线上法治教育平台，整合庭审直播、法律数据库等资源，支持学生自主探究。

5.2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 1 ）专业化师资培养

实施“双师资质认证计划”：要求法治教师每学年参与至少 1 次司法实践（如法院见习、法律援助），并纳入职称评审指标。建立跨校师资共享机制，聘请法官、律师担任客座教授，承担 30% 实践教学课时。

（2）教学能力提升

开发《法治教育数字化教学指南》，培训教师运用虚拟仿真技术（如 3D 模拟法庭）开展沉浸式教学。设立法治教学创新基金，支持教师开发专业融合型教学案例库。

5.3 拓展实践平台与载体

（ 1 ）校内实践体系化

建设“法治实践中心”：常态化开展模拟法庭（每学期 ⩾2 次）、法律辩论赛，由专业法官指导流程规范。设立校园法治文化节，组织《民法典》诵读、法治微电影创作等活动。

（2）校外协同机制化

与基层法院、社区共建实践基地，推行“ 1 + 1 ”实习制度：学生每学年完成一次法庭旁听、一次社区法律咨询服务。建立“企业法律导师库”，邀请企业法务人员指导学生处理劳动纠纷、知识产权等职业场景法律问题。

5.4 优化法治教育生态

（ 1 ）校园法治文化浸润

在校园景观中融入法治元素（如法治文化长廊、权利义务主题雕塑），通过环境熏陶强化规则意识。推行“依法治校示范行动”：完善学生申诉委员会制度，公开处理学术不端、处分纠纷等典型案例。

（2）数字治理能力培育

开设《网络法律风险防控》专题，结合《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条款，训练学生应对网络诈骗、数据侵权的能力 6。建立校园舆情法律研判机制，辅导员引导学生理性分析涉法热点事件。

（3 ）评价体系改革

构建“知识—意识—能力”三维评价指标：知识考核采用开卷案例分析（ 占 40% ），意识测评通过法治情景反应测试（ 占 30% ），能力评估依据实践参与度及维权报告（ 占 30% ）。

6 结语

高职院校法治教育优化需立足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针对课程体系碎片化、师资实践性不足等核心问题，应通过独立课程设置（如《民法典》融入专业模块）、双师型队伍建设（ 司法实践纳入评审指标）重构教学基础；依托模拟法庭、企业法律导师制等实践载体强化能力转化；以校园法治文化浸润与数字治理能力培育塑造法治生态。最后形成”课程、师资、实践、文化” 四个方面配合的机制，让法治教育从死记硬背变成素质培养，实现技术人才真正掌握法律知识的目标，为法治国家培养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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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马思茗（1994.7—），女，汉族，湖北武汉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职业教育，英语教育，教育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