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斐洛凡士探案》系列小说是美国作家范达痕（S.S.Van Dine，1888-1939）创作的古典侦探小说代表作，共12部，于1926年至1939年间出版，以其独特的心理分析和科学推理风格著称。20 世纪30 年代，该系列通过中国侦探小说先驱程小青的译介进入中国，成为西方侦探小说在华传播的重要案例。程小青的翻译不仅注重语言转换，更强调通过侦探小说传递科学精神与理性思维，以对抗当时社会中的迷信与玄想。本文系统梳理了该系列在中国的翻译历程及其传播路径，发现程小青的译作在语言风格上兼顾了文学性与科学性，并通过心理分析方法的引入，推动了中国侦探小说的现代化转型。此外，该系列还影响了程小青和孙了红等作家的创作，根据该系列改编的本土电影对影视产业的创新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通过文本分析与历史文献研究，本文揭示了《斐洛凡士探案》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文化适应性与独特性，为理解中西文化互动提供新的视角，丰富翻译史研究。

关键词：《斐洛凡士探案》；侦探小说；翻译；传播；程小青

1. 引言

20 世纪初期，西方侦探小说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类型开始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作家范达痕创作的《斐洛凡士探案》系列小说以其独特的心理分析和科学推理风格，成为中国译介西方侦探小说的重要代表之一。该系列小说不仅丰富了中国的通俗文学市场，还对本土侦探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与福尔摩斯等经典侦探形象相比，斐洛凡士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研究尚未得到充分关注。

范达痕的《斐洛凡士探案》系列诞生于古典侦探小说的“黄金时代”。据约翰·洛赫里（John Loughery）为范达痕所写的传记 Alias S.S. Van Dine 中所述：“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威尔瓦德·亨廷顿·赖特（即范达痕本名）一直是斯克里布纳出版社最畅销的作家之一。他的侦探小说被翻译成 11 种语言，在那个十年结束时已售出超过一百万册。”足以说明该系列小说在美国的畅销程度（John Loughery，1992）。该系列小说主角斐洛凡士以其贵族气质、严谨逻辑和心理分析著称。该系列在中国的译介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主要由程小青完成。他在《斐洛凡士探案》第一部译本《贝森血案》的译序中明确表示，翻译目的是为了“给予读者理智的启示和导入科学的领域”，以对抗迷信与玄想。这种动机与晚清以来“科学救国”的思想一脉相承，体现了译者通过通俗文学实现启蒙的良苦用心。此外，上海沦陷时期，侦探小说因其“非政治性”成为相对安全的文学选择，也促进了该系列的传播。从传播影响来看，《斐洛凡士探案》不仅影响了程小青的《霍桑探案》创作，还影响了孙了红等作家，并催生了本土改编电影如《吸血魔王》，引发社会讨论。鉴于此，本文将以程小青所译的《斐洛凡士探案》系列译本为核心研究对象，系统考察该系列小说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

2.《斐洛凡士探案》系列小说在中国的翻译

范达痕，本名危拉德·赖特 (Willard H. Wright），美国侦探小说家，精通文学、哲学与美学。程小青评论其作品“风靡一时”，因为“细腻紧凑，玄妙的相像，生动的描写”而出人头地，并将行为心理学和美学引入侦探小说，堪称“继先开后的元勋”（程小青，1933）。

最早将范达痕介绍到中国的是程小青。1931 年，他翻译范达痕选辑的《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1932 年至 1941 年，程小青共翻译了范达痕七部小说，包括《贝森血案》《金丝雀》《姊妹花》《黑棋子》《古甲虫》《神秘之犬》《紫色屋》，均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在《贝森血案》序中，程小青指出范达痕的侦探小说偏重于心理分析，“他的心理的演绎和推论，既然是完全根据科学的，所以这作品除了给予读者一种悬疑和惊奇的印象以外，还可以给予读者理智的启示。这就是我介绍这作品的本旨。在现代的我国，一般人的理智，既都被那颓废，迷信和玄想等等深深地压服住了。那么，这种含有启示作用的作品，至少总可当得一种兴奋剂。”（程小青，1932）1932 年 9 月，在《金丝雀》序中，他进一步强调“这种含有启示作用的作品，至少总可当得一种适合这个时代的兴奋剂。”（程小青，1932）程小青译介侦探小说的目的，除了让读者娱乐消遣之外，还可以给读者以理智和科学的启示。可见，程小青的侦探小说翻译带有强烈的现代启蒙意识，而且“程小青以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作为负荷现代思想启蒙理念的载体，较为有效地避免了‘曲高和寡’式启蒙的弊端”，侦探小说的“‘通俗性’如同药丸外的一层糖衣，裹着疗治国民劣根性的良药’”（邓小红，2011）。

上海沦陷时期，范达痕的作品继续被译介。1941至1943年，《花园枪声》连载于《新闻报》副刊《茶话》，1943 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42 至 1943 年，《赌窟奇案》连载于《小说月报》，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42 至 1943，《咖啡馆》连载于《大众》，后由上海世界书局于 1943 年出版。1943 年，《龙池惨剧》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程小青是这一时期范达痕作品的主要译者。程小青（1893—1976）被誉为“中国的柯南道尔”。他因阅读福尔摩斯探案而迷上侦探小说，1914 年以《灯光人影》奠定中国侦探小说开拓者地位。他著译侦探小说的重要目的是“为科学”“为人生”，与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殊途同归。同时，经济因素、个人爱好及沦陷时期的特殊环境也促使其持续翻译。

程小青的译作在语言风格上兼顾了文学性与科学性，并通过心理分析方法的引入，推动了中国侦探小说的现代化转型。例如在翻译《金丝雀》时，原句“All we need now isFavorite of the Harem, a few blackamoors with palm-leaf fans, and some pizzicatomusic.” (Van Dine, 1927: 141) 被 翻 译 为“ 我 想 我 们 最 好 现 在 去 请 一 个 星 相 家 来。”（Cheng, 1941: 111）。程小青对原文中的异国情调意象进行本土化改写，如将“后宫、黑魔、棕榈扇、拨奏音乐”改为“星相家”，既保留幽默效果，又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认知。另一个例子中，原文有一段凡士与女性的对话：“He wanted to paint my portrait…White foxis my favorite fur, too. But, even so, in a revue you’re on in one number andoff in another. When it’s all over, you’re forgotten.”She sighed unhappily. (VanDine, 1927: 135)。程小青翻译为“我若使穿白色的衣服更觉合配。所以我在冬天，也常欢喜穿白色的狐裘。”“凡士又饮了一口咖啡，作赞欢声道：对啊！因此，我觉得你若使加入雷维斯戏中，一定可以生色不少。其实就是你在上星期夜里到戏院中去的打扮，也着实不错啊。”福茜答道：“不见得吧。那晚上他们的电灯光很暗，我穿的衣服，颜色也太深了。”(Cheng,1941:102) 在对白中，程小青简化了凡士对女性的赞美，将其引导至衣着与灯光等可验证细节，使逻辑矛盾更易被读者识破。这些改写体现了程小青作为侦探小说家的创作意识，使情节发展更为清晰。

3.《斐洛凡士探案》系列小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

程小青翻译《斐洛凡士探案》对其自身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程小青从 1932 年开始翻译该系列后，他认识到心理推理的重要性，并将其运用于《霍桑探案》中。例如在《王冕珠》中，霍桑假意检查手指甲中的香炉灰痕迹，使窃贼因心理压力暴露自己。在《两粒珠》中，霍桑根据青春期少年的心理特征分析案件，并通过对两位受珠人不同心理状态的剖析，解释为何一人以假当真、另一人立即识破赝品。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的写作安排既体现了心理推理对拓宽侦探小说逻辑分析的范围的作用，也为侦探小说创作提供的了新思路和新方法（禹玲，2010）。

该系列也影响了其他中国作家创作。“中国唯一的反侦探小说作家”（陈蝶衣，1942）孙了红的创作就受到程小青翻译的《斐洛凡士探案》的影响。“他（孙了红）那张作者、读者、犯罪者、破案者四方面公平占有的宝案上，有的是书。他随便取了一册程小青先生译的斐洛凡士探案《古甲虫》给我。他承认说，他是很受到凡士探案的影响的”（杨真如，1942）。除程小青与孙了红之外，还有其他读者也对该系列小说颇感兴趣，如 20 世纪 40 年代的京剧名旦白玉薇，演戏之余就酷爱阅读各种侦探书刊，1946 年《海涛》杂志上便记录了白玉薇在后台阅读《凡士探案》的场景。白玉薇向记者表示，阅读侦探书刊于她而言只是日常生活的点缀，“可以使人刺激”，此外并无更深层次的目的（无用记者，1946）。在以白玉薇为代表的普通大众的观念里，阅读侦探书刊只是兴趣使然，他们追求更多的只是侦探故事给个体情感带来的刺激。

在影视传播方面，1929 年，《申报》一则“舞女血案”的开映广告，让神秘侦探“斐洛凡士”首次以电影之姿跃入中国观众的视野。随后的十余年间，多家报刊陆续刊登“斐洛凡士探案”系列电影的宣传广告，包括《申报》《大公报（天津）》《时事新报（上海）》等共计 12 种报刊。这些报刊中出现了《舞女血案》《黑棋暗杀案》《黄金碧血》等 11 部电影的广告，都在电影宣传的关键时间节点集中宣传。在这些广告中，“斐洛凡士”系列电影被赋予“风流浪漫社会实事神秘侦探巨片”、“恐怖紧张离奇侦探巨片”、“全部有声对白离奇侦探巨片”、“凶杀离奇曲折巨案”、“侦探奇情巨片之王”、“神秘惊险侦探片”、“科学侦探奇情巨片”、“科学暗杀侦探佳片”、“惊险恐怖巨片”、“妙到绝顶的滑稽侦探巨片”、“极度紧张的国际间谍奇情巨片”等多种标签。其中，由《金丝雀》（The Canary Murder Case）改编的本土电影《吸血魔王》在当时也受到一定的关注，多家报刊陆续刊登该电影的宣传广告，包括《申报》《文汇报（上海）》《东方日报》等 7 种报刊，上映广告共计 92 次。该电影的编剧为沪上青年作家朱雷，他认为该影片是强调“贩毒者死”的铁律，因此称“这张片子的开映，无异是敲起了贩毒者的丧钟。从影片给我们的警惕里，今后我们应该奋起扫荡毒氛，置贩毒者于死地！”（朱雷，1944）有不少观众对该影片给予积极评价。如1944年，署名黄梅的观众在《华影周刊》投稿写道：“这是一部暴露贩毒机关的黑幕，而以消减贩卖鸦片罪魁为題材的偵探片。在禁毒声中，开映这样现实性的的片子，是非常有价值的。”（黄梅，1944）同年，另一位署名小花的观众在《无锡日报》发表感言：“看完了《吸血魔王》后，我得到了一个启示：它说明了烟毒的危害，他们在吸收着民众的血液，而终于给警探擒获。”（小花，1944）这些评论都体现出该片在当时所产生的积极社会影响。

4. 结语

《斐洛凡士探案》系列小说在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不仅是一部西方文学作品在异域文化中的传播史，更是中国现代文学转型期的一个缩影。程小青作为该系列的主要译者，其翻译活动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文化使命。他通过译介斐洛凡士这一科学理性的侦探形象，试图在通俗文学中注入启蒙思想，以对抗当时社会中的迷信与蒙昧。这种翻译动机与晚清以降的“科学救国”思潮一脉相承，体现了知识分子通过文学实践参与社会改造的努力。从翻译策略来看，程小青既注重保留原作的心理分析特色，又通过语言的本土化处理使其更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这种平衡展现了译者高超的文化调适能力。

《斐洛凡士探案》的翻译对中国侦探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程小青在创作《霍桑探案》时，吸收了斐洛凡士系列中的心理推理方法，推动了本土侦探小说从传统公案模式向现代推理叙事的转型。另一方面，该系列还启发了孙了红等作家对“反侦探小说”的探索，丰富了民国时期侦探文学的多样性。从读者接受角度来看，斐洛凡士的科学破案方式虽与中国传统的“青天”形象差异显著，但其理性精神仍受到知识阶层的推崇，成为现代性启蒙的文学载体。此外，该系列的跨媒介改编，特别是本土改编电影如《吸血魔王》的诞生及其引发的社会讨论，进一步扩大了其影响力，使其承载的“禁毒”等社会议题直接介入公共话语，凸显了通俗文化产品的现实关切。最后，该系列的传播也受到上海沦陷时期特殊社会语境的影响。在政治高压下，侦探小说因其非政治性成为相对安全的文学选择，这一现象揭示了文学翻译与历史语境的复杂互动。总之，《斐洛凡士探案》的译介史不仅是一部文学交流的个案，更折射出20 世纪初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图景。

参考文献：

[1]John Loughery. Alias S.S. Van Dine [M].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2:15.

[2]Van Dine, S. S. The “Canary” Murder Case. New York: Armereo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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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邓小红,《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启蒙意识探微》，《殷都学刊》2011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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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杨真如,《凡士探案的探索》，《万象》第2 卷第6 期，1942 年12 月。

[15] 禹玲 . 程小青翻译对其创作活动的影响 [J]. 武汉工程大学学报 ,2010,32(04):78-

[16] 朱雷,《置販毒者於死地！》，《华影周刊》第52 期，1944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