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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低碳生活方式的社会认同培育研究
摘要:本研究聚焦于乡村振兴战略框架内农村低碳生活方式的社会认同培育问题,旨在从社会学与传播学交叉视角,深入剖析其内在生成机制与外部干预路径。通过对既有理论资源的系统梳理,特别是借鉴社会认同理论、计划行为理论以及可持续性转型理论,构建了一个整合宏观制度环境、中观社区网络与微观个体认知的多层次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居民对低碳生活方式的认知存在结构性偏差,其社会认同的形成深受传统观念、经济理性与社区规范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交织影响,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与情境化特征。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有效的培育路径必须超越单纯的技术推广与政策宣导,转而致力于构建一个融合价值重塑、制度激励、社群示范与文化嵌入的系统性干预体系。通过强化低碳实践与乡土文化价值、社区集体利益以及个体长远福祉的深层联结,能够显著促进低碳规范的内化与集体行动的形成。本研究结论不仅深化了对乡村绿色转型中社会心理维度的理解,也为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推动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型,提供了兼具理论纵深与实践启示的学术参照。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低碳生活方式;社会认同;培育路径;可持续发展
一、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在全球气候变化挑战日益严峻与我国“双碳”目标持续推进的宏观背景下,乡村地区的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关键环节。截至 2026 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已进入深化阶段,乡村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与生活方式正经历深刻变迁。然而,当前乡村发展实践中,对低碳生活方式的倡导多侧重于技术推广与政策宣导,缺乏对其内在社会心理机制,尤其是社会认同形成过程的深入剖析。城乡二元结构的持续影响,以及城市现代文化对乡村传统价值的冲击,导致部分农村居民对自身乡土身份与低碳实践的价值认知存在偏差,这严重制约了低碳生活方式从外部倡导向内部自觉的转化。
本研究旨在从社会学与传播学的交叉视角出发,系统探究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低碳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的培育问题。研究目的聚焦于三个方面:首先,在理论层面,试图整合社会认同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及可持续性转型理论,构建一个贯通宏观制度环境、中观社区网络与微观个体行为的综合分析框架,以深化对乡村绿色转型中社会心理维度的理解。其次,在现状剖析层面,致力于揭示当前农村居民对低碳生活方式的认知现状、态度结构及社会认同形成的复杂机制,特别是识别传统观念、经济理性、社区规范与文化嵌入性等因素的交织影响。最后,在实践路径层面,旨在超越单一的技术或政策干预逻辑,探索构建一个融合价值重塑、制度激励、社群示范与文化再造的系统性培育体系,以促进低碳规范的内化与集体行动的形成。
本研究的意义具有多重性。在理论意义上,它将社会认同理论引入乡村环境行为研究领域,为理解可持续生活方式转型提供了一个整合微观心理与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视角,丰富了乡村社会学与传播学的交叉研究。在实践意义上,研究成果可为政府部门、乡村社区及社会组织设计更具针对性、文化敏感性与可持续性的干预策略提供学理依据,助力推动低碳生活方式真正“落地生根”,成为乡村文化复兴与生态宜居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最终,本研究期望为在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兼具理论纵深与实践启示的学术参照。
二、乡村振兴与低碳发展的理论关联
乡村振兴与低碳发展具有理论互嵌与目标协同性,共同构成乡村转型的复合框架。乡村振兴追求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生态宜居是基础。低碳发展旨在减少化石能源依赖和温室气体排放,实现与自然承载力匹配的可持续发展。在乡村,两者耦合于重构人地关系、生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生态振兴要求统筹生态保护与宜居,摒弃高碳高污染模式,探索绿色低碳路径 [1]。因此,推动乡村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既是响应“双碳”目标,也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选择[2]。
该关联根植于乡村转型深层结构。乡村生态资源和紧凑社区为低碳理念提供自然和社会基础。传统乡村生活的生态智慧为低碳理念本土化提供文化资源。乡村振兴目标如产业融合、人居环境改善等本身蕴含低碳化要求。发展绿色产业、推广节能建筑和清洁能源、倡导绿色消费等实践,可降低环境足迹,提升生活品质和社区凝聚力,实现多重效益。生态产业化与乡村振兴相互强化,协同促进乡村功能协调和区域韧性增强[3]。低碳发展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维度和驱动力。
从理论整合视角,乡村振兴与低碳发展的关联为乡村转型提供整合性分析视角,联结宏观战略、中观路径和微观行为。推动农村低碳生活方式的社会认同培育,不仅是技术或行为改变,更是价值观念重塑、社区规范重构与文化认同再生产的深层社会过程。这需要将低碳实践与乡村文化价值、社区利益和居民福祉深度联结,激发内生转型动力。
三、农村低碳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的现状
基于对多个典型乡村社区的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结合相关文献分析,本研究对当前农村低碳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的现状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揭示了其背后存在的结构性困境。总体而言,农村居民对低碳生活方式的认同呈现出一种矛盾交织的“认知—行为”脱节与“价值—实践”分离的复杂图景。
(一)在认知层面。调研发现,多数农村居民对“低碳”这一概念的认知仍停留在较为模糊和工具化的阶段。部分居民将其简单理解为“节约能源”或“减少开支”,未能充分理解其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实现代际公平等方面的深层社会价值与公共福祉意义 [4]。这种认知的结构性偏差,导致低碳行为往往被视为一种基于经济理性的个体选择,而非一种承载着集体责任与新型身份认同的社会实践。与此同时,城乡文化碰撞进一步加剧了认同困境。城市现代性消费文化的强势渗透,与乡村传统节俭伦理之间形成张力,使得部分居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将践行传统低碳智慧(如物尽其用)视为“落后”的象征,而对城市高碳生活方式则抱有不切实际的向往,这深刻侵蚀了低碳实践的文化自信与价值根基。
(二)在行为实践层面。社会认同的薄弱直接体现为行为的碎片化与情境化。尽管部分低碳实践(如使用太阳能热水器、进行垃圾分类)在政策推动下有所普及,但居民参与多呈现出被动响应外部号召的特征,缺乏内生的、持续的行动动力。例如,在住宅节能改造方面,尽管技术可行且长期效益显著,但由于“建筑节能意识淡薄”以及初期经济成本的考量,多数农村住宅并未进行系统性节能设计,导致资源浪费问题依然突出[5]。这种“知易行难”的现象,揭示了单纯依靠技术推广或经济补贴难以促成行为根本性转变的局限性。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低碳实践尚未与乡村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及社区集体行动逻辑实现有效融合。传统乡村社会基于熟人网络与集体规范的行为约束机制,在现代化进程中有所弱化,而新的、以低碳为导向的社区规范与集体认同尚未成熟建立,使得个体的低碳行为缺乏稳定的社会支持与正向反馈。
(三)进一步分析。当前社会认同培育面临多重交织的制约因素。首先,是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部分农村地区存在的“劳动力老龄化、农民文化程度低”等结构性因素[6],制约了居民对新观念、新技术的接受与学习能力,影响了低碳认知的深化与传播。其次,是制度激励与社区动员机制的缺位。有效的社会认同培育需要将低碳价值与居民切身利益、社区集体福祉进行深度捆绑,然而目前缺乏系统性的“利益—认同”联动设计,未能形成让居民切实感知到参与低碳实践能带来环境改善与收入增加双重红利的稳定预期。最后,是文化衔接的断裂。低碳生活方式的推广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去乡土化”倾向,未能充分挖掘并创造性转化乡村固有的生态智慧与节俭伦理,使其与现代环保理念有机融合,从而难以激发居民基于文化归属与身份自豪的内在认同感。
当前农村低碳生活方式的社会认同尚处于初步萌芽与自发摸索阶段,其培育过程面临认知局限、行为脱节、动力匮乏与文化疏离等多重挑战。这些问题的存在,凸显了超越单一维度干预、转向系统性社会文化建构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四、农村低碳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的培育机制与策略
基于对当前社会认同现状与问题的剖析,有效的培育机制必须超越单一维度的干预,转向一个整合宏观制度环境、中观社区网络与微观个体心理的系统性建构过程。其核心在于,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策略,将低碳实践从外在规范转化为乡村社会内部共享的价值准则与身份标识,从而激发内生、可持续的转型动力。
(一)在宏观制度环境层面。培育机制的关键在于构建强有力的价值引导与制度激励框架。政策设计需超越单纯的技术标准与补贴发放,致力于将低碳发展深度融入乡村振兴的整体叙事与评价体系之中。正如相关研究所强调,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实施系统性的政策措施,例如增强产业竞争力与补充乡村人才 [7]。这意味着,应将低碳生活方式的社会认同培育,与乡村产业绿色升级、人居环境改善、乡风文明建设等核心目标进行战略捆绑。通过将低碳指标纳入“美丽乡村”“文明村镇”等评选体系,并探索建立基于社区的“碳普惠”等利益共享机制,使践行低碳生活的集体与个人不仅能获得社会声誉,更能分享到切实的经济与环境红利,从而形成“价值认同—行为实践—利益回馈”的正向强化循环。
(二)在中观社区网络层面。培育机制的核心是激活并重构社区的社会资本与集体行动逻辑。乡村社会固有的熟人网络与集体规范,是培育社会认同不可替代的载体。应着力发挥农村基层社会组织,如村集体、合作社、妇女组织等的枢纽作用,使其成为低碳理念的传播节点、行为示范单位与集体行动的动员平台。通过组织化的社区活动,如“低碳家庭”评选、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集体项目、社区光伏电站共建等,将个体的低碳行为嵌入到集体协作与邻里互动的社会过程中。这种基于共同参与和相互监督的社区实践,能够有效弥合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潜在断裂,促进村庄集体观念的持续发育[8]。同时,应重视“返乡精英”或社区意见领袖的榜样示范效应,他们能够承接外部资源并以其成功实践,直观展示低碳生活与社区发展、家庭福祉提升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增强低碳生活方式的吸引力与可信度。
(三)在微观个体认知与行为层面。培育策略需聚焦于认知重构、技能赋能与文化衔接。针对居民认知的结构性偏差,宣传倡导应避免空洞说教,转而开发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传播工具与叙事方式。例如,将传统的“惜物”伦理与现代“零废弃”理念相结合,利用短视频、乡村文化节等青年群体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低碳实践与家园守护、健康生活、代际责任相关的本土化故事。此外,需结合乡村实际,提供易于掌握且经济可行的低碳生活技能培训,如家庭节能改造、有机种植、旧物改造等,降低行为转换的门槛。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将抽象的低碳概念,转化为与居民日常生活经验、情感记忆及长远利益深切相关的具体实践,从而促进认知的内化与行为的习惯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低碳生活方式社会认同的培育,是一个多维协同、循序渐进的系统工程。它要求制度设计提供价值导向与利益激励,社区网络提供社会支持与规范约束,个体层面完成认知重构与文化认同。唯有通过这种系统性的机制构建,才能使低碳生活方式真正融入乡村社会的肌理,从外部倡导转化为由内而发的文化自觉与集体行动,最终为实现乡村生态宜居与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展望未来,农村低碳生活方式的社会认同培育从三方面仍需不断深化。在理论层面,需进一步融合环境社会学、文化心理学及传播学的前沿成果,构建更具动态性与解释力的“认同—行为”转化模型,尤其应关注数字媒介时代乡村社会认同建构的新机制与新形态。在实证层面,有必要开展长期的追踪研究与跨区域的比较分析,以更精确地揭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发展阶段下,各类培育策略的实际效能与作用边界,特别是“利益—认同”联动机制的长效性及其潜在风险。在实践层面,随着“双碳”目标的持续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至 2026 年,乡村低碳生活方式的培育应更加注重“智慧化”与“精准化”赋能。例如,探索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手段,开发更贴合农村生活场景的碳足迹监测与反馈工具,实现低碳行为的可视化与社交化激励。同时,应高度重视城乡融合进程中的文化互动与价值协商,推动形成既彰显乡土生态智慧、又吸纳现代绿色理念的复合型认同体系,避免低碳实践沦为新的文化冲突场域。最终,通过持续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推动农村低碳生活方式从政策倡导走向广泛的社会认同与文化自觉,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本土化的乡村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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