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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发展与教材运用视角下职业本科英语教育的国家意识培育研究
摘要:职业本科英语教育是培育学生国家意识的关键载体,当前其培育工作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在教材应用环节,存在中国话语融入深度不足、跨文化教学缺乏理性对比分析的问题;在教师层面,则表现为对国家意识的内涵认知不够全面、课程思政理念向教学实践转化的能力有待提升。结合职业本科的办学定位与英语课程的自身特点,应从教材深度开发、教学设计优化、教师研修支持三个关键维度,搭建针对性的实践路径,增强国家意识培育的育人实效。
关键词:职业本科;国家意识培育;教师发展;教材运用
一、引言
职业本科教育是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等政策文件明确要求,强化课程育人功能,培育学生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国务院,2024),这为职业本科英语课程融入国家意识培育提供了现实遵循。
国家意识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指公民对本国历史文化、民族特质的理性认同,对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的自觉遵从(杨枫,2022),体现为对所属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荣誉感和责任担当意识的统一。英语课程是夯实学生语言综合能力和职场沟通能力的重要平台,同时肩负培育学生国际视野和家国认同的育人使命,其教学过程天然具备融入国家意识培育的优势,可以依托技术相关英语文本和跨文化交际内容教学,通过挖掘、优化、整合教材内容,将国家意识培育自然融入课堂过程。但在实际教学实践中,职业本科英语教育中国家意识培育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主要集中在教师发展与教材运用两个关键层面。
二、基于教材运用的国家意识培育困境
教学层面的困境是当前职业本科英语教育中国家意识培育成效不佳的直接体现,主要集中在技术语篇教学与跨文化教学两个核心环节,本质上是教材运用不充分、教学设计不合理导致的育人价值弱化。
1.技术语篇中中国话语融入不足、深度不够,难以引导学生形成清晰的国家身份认同和稳定的文化自信。
职业本科英语教育着眼于培养学生运用英语开展职场技术沟通的能力,因此教材选编、语料输入与话题设计多以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文化生活、技术发展为核心,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学生长期接触西方视角的技术叙事,易形成隐性的文化偏向,难以建立清晰、稳固的国家身份认同。尽管近年来,随着课程思政建设的推进,教材中表达中国元素、本土议题的词汇、语篇占比逐年提升,部分教材还专门增加了中国技术发展、文化成就相关内容,但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对这些中国话语的挖掘多局限于表层认知,未能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国家战略、制度优势与文化内涵,难以实现中国话语与英语教学的深度融合,进而弱化了国家意识培育实效。
以《新时代职业英语 通用英语 1》Unit 5 “Intelligent Vehicles”中的 Reading 板块为例,该板块围绕智能汽车的发展展开,教材本身已经涉及中国智能汽车产业的相关背景知识,为国家意识培育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但在实际课堂教学中,多数教师往往将其单纯处理为训练学生词汇运用、阅读理解能力的工具,重点讲解与智能汽车相关的专业词汇、句式结构,缺少对文本背后价值层面的深度挖掘。从内容取向来看,教师更倾向于讲授西方视角下对智能汽车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围绕个人时间节约、便捷出行、个人安全风险等个人层面的叙事框架展开技术议题的语言教学,忽视了技术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内在关联。
2.跨文化内容的实际教学层面欠缺比较分析的理性维度,易致学生的价值判断模糊,削弱国家意识的培育成效。
职业本科英语教材多设有涵盖中国历史文化、科技成就、生态文明建设、法治文化等丰富的中国文化内容的“特色板块”,比如《新时代职业英语》中的“The Pride of China”(中国骄傲)。本应作为培育学生文化自信和国家意识的重要载体,但多数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将其视为“Vocabulary Focus”词汇板块的附属补充,若时间不充裕便省略不讲,考试内容中也极少涉及。往往被分配大量授课时间的是“Vocabulary Focus”等核心板块,其文本内容聚焦西方文化视角,选用的例句、话题和背景知识多以英美国家为原型。这种时间分配和内容权重的失衡,易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西方文化倾向。此外,教师在处理“The Pride of China”板块时也普遍存在简单化倾向,教学多停留在自主阅读、词汇讲解与句子翻译层面,未能将这一部分内容与单元主题真正结合起来。
以《新时代职业英语》第二册 Unit 1“Looking for Jobs”为例,单元主题聚焦西方求职文化、面试礼仪与职场规范,是重点讲解的内容。而本单元“The Pride of China”板块呈现的“毛遂自荐”则承载中国传统处世理念,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常将其视作普通叙事文本,仅完成语言知识点与故事情节的表层讲解,缺少对文化逻辑与价值立场的深入阐释,容易使学生不自觉地用西方自我推销的观念直接套用、等同理解“毛遂自荐”。二者尽管在行为表现上相近,都体现为主动展现自身能力,但其价值根基截然不同。毛遂自荐以责任为先、藏器待时、顾全大局为内在精神,是典型的集体导向;西方求职文化则更强调个体发展、自我彰显与市场竞争,以个人价值实现为中心。只有对两种文化逻辑进行实质性对比辨析,才能帮助学生跳出表面相似性的误读,真正理解中国传统智慧的精神内核与时代价值,在文化对照中形成理性、稳定的文化自信。
三、基于教师发展的国家意识培育困境
教学层面困境的持续存在,与教师自身的认知水平和能力结构密不可分。教师是国家意识培育从“教材”走向“课堂”的关键枢纽,教师层面的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再好的教材设计也难以发挥实效。
1.职业本科院校多数英语教师对国家意识内涵的理解不够深入,育人实践难以触及本质。
国家意识的内涵结构的划分,基于社会心理学经典态度理论(ABC 模型),由此形成了被广泛采用的三维结构,即情感维度、认知维度和行为维度。荣司平(2014)将国家意识划分为国家认知、国家认同、国家期待。李桂东(2021)也强调国家意识是基于科学认知形成的归属认同,以及思想、情感与行动上的理性实践。事实上,国家意识的形成并非单一维度的发展,而是认知、情感与行为协同推进的过程。它不仅包含朴素的爱国情感,还需要对国家历史、文化、制度、政策的理性认知,最终体现为自觉维护国家利益、践行爱国立场的实际行动。
多数职业本科英语教师能够表达朴素的爱国情感,但是对国家意识的多维结构缺乏完整性与系统性的理解。其认知维度与行为维度的发展水平因人而异,存在不均衡特征,这与教师的知识储备结构密切相关。职业本科英语教师多毕业于英语语言文学、翻译、英语教育等专业,其学术训练和职业发展重心长期聚焦于英美文学文化分析、语言教学法研究、英语语言技能提升等方面。相比之下,对中国国情概况、中国历史与文化、当代中国发展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等内容,教师普遍缺乏系统性学习。这种知识储备的结构性偏差,导致教师难以将国家意识有机融入自身的历史认知与价值体系。
2.职业本科英语教师具备一定的价值引领意愿,但课程思政转化能力不足。
调查研究表明,外语教师的国家意识和思政知识学习倾向均处于较高水平,然而其在国家利益维护方面的执行能力仍有待加强(田晓蕾等,2024)。多数教师并非不愿意在教学中融入国家意识培育内容,而是“想得到”却“做不到”,即具备一定的价值引领意愿,但缺乏将意愿转化为有效教学行为的实操能力。比如不少教师缺乏客观、辩证地引导学生直面价值观差异的同时又不失中国立场的能力。在涉及敏感或差异明显的话题时,部分教师因担心“说错话”,刻意回避引导国家意识的教育内容,仅专注语言知识、技能的传授,实际上放弃了价值引领的育人职责。
能力困境的背后,是教师教育体系中课程思政能力系统性培育的缺失。绝大多数职业本科英语教师在师范教育阶段未接受过价值目标设计、典型案例开发、主流价值话语转化、中外对比思辨式教学活动组织等实操性教学方法的系统指导与训练,入职后的继续教育也鲜少提供这类专项培训。这导致“课程思政”的育人要求与教师实际教学能力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断层。
四、职业本科英语教育中国家意识培育的实践路径
破解教学与教师层面的困境,应结合职业本科教育的办学定位和课程特质,从高质量的教材二次开发、科学的教学设计优化、系统的教师研修支持三个方面展开探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国家意识培育实践路径,切实提升育人实效。
首先,深度开发教材,强化中国话语融入,激活教材育人价值。教材是国家意识培育的基础载体,教材内容从“文本”到“课堂”的转化,并非自然发生的过程,需要教师进行深度开发和优化整合,才能充分挖掘育人元素,实现语言教学与国家意识培育的有机融合。针对技术语篇中中国话语融入不足、深度不够的问题,教师应立足教材已有的技术议题,在语言教学中有机融入与中国技术发展相关的英文叙事文本,如产业政策解读、发展成就报道,将技术议题从个人效用层面提升至国家战略框架,揭示技术发展背后的国家制度支撑与战略布局,让学生在用英语理解和表达中国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自然感受国家意志与制度优势,从而使技术语篇成为培育国家意识的有效载体。当然,单纯的知识补充仍不足以实现育人目标,教师还需要设计有机关联的教学活动,比如课后要求学生撰写“China’s EV Boom”、“5G in Daily Life”等主题的英文微报告并在班级分享,将语言技能训练与国家意识培育深度融合,避免“两张皮”现象。
其次,优化教学设计,构建理性的跨文化比较框架,增强价值引领的针对性。在跨文化内容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比较观念,明确文化比较的意义在于增进理解、尊重差异,而非简单评判优劣。不同文化的形成有其历史与社会基础,只有在客观认识差异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坚定自身文化立场,形成理性的文化自信。教学中可结合单元主题引入中外对比案例,围绕价值观念、行为规范、思维方式等展开讨论,帮助学生看清文化表象背后的深层逻辑。同时,可以运用角色扮演、情境表达等活动,让学生在模拟场景中以中国工程师、文化交流者等身份,用英语讲述中国发展实践与政策理念,在语言运用中强化国家主体意识,学会理性表达中国立场。
最后,构建系统化的研修支持,提升教师的国家意识与教学转化能力。学校应定期组织面向公共课教师的国情教育研修,内容应涵盖: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基本脉络、当代中国发展成就的系统梳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国家重大战略的内涵与意义等。研修形式应避免单向灌输,可采用专家讲座、读书会、主题研讨、案例分析等互动性较强的形式。同时,建立校本研修共同体。学校可以利用校本研修平台,定期组织英语教师与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的联合教研活动,通过集体备课、同课异构、教学观摩等形式,促进经验交流和智慧共享。例如,可以邀请思政课教师参与英语课的集体备课,从价值引领角度提出建议,也可以组织英语教师观摩思政课教师的课堂教学,学习价值内化的教学艺术。
五、结语
国家意识的培育并非短期过程,需要教师在日常课堂、跨文化交流等具体教学环节中,不断明确自身定位,主动承担起传播中国理念、引导学生树立家国认同的责任。只有这样,英语课程才能真正发挥育人作用,更好服务于德技并修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R]. 北京,2024.
[2]杨枫.外语教育国家意识的时代困境、内涵结构与实践路径[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22(2):91-96.
[3]荣司平.国家意识的结构与培育路径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 2014(7):102-107.
[4]李桂东.首届“新时代中国外语教育的国家意识话语体系构建研讨会”综述[J].当代外语研究,2021(3):109-112.
[5]田晓蕾,褚恩宏.高校外语教师国家意识现状分析与建构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4,32(2):54-58.
基金项目: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青年一般项目)“高职课程思政视域下国家意识的培育路径研究”(编号:EJE220117)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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