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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与优化路径
——基于潮州“茶文化六步调解法”的实践
摘要: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如何以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是当前的重要时代课题。广东省潮州市将独具地方特色的工夫茶文化融入矛盾纠纷化解,创新推出“ 茶文化六步调解法” ,实现了从“ 硬管控” 向“ 软治理” 的深刻转变。本文剖析了“ 茶文化六步调解法” 的运行机理,揭示了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即以文化认同消解对抗情绪、以文化空间重塑交往理性、以文化规范内化道德约束。针对其在推广过程中面临的泛化风险、专业支撑不足及效能边界限制等问题,提出坚持党建引领、强化数智融合、推动人才培育、促进跨界融合等优化路径,以期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地方经验借鉴。
关键词:基层治理;文化赋能;枫桥经验;茶文化六步调解法;潮州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 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并明确提出要“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 枫桥经验’ ” 。基层治理面对的是千头万绪的群众利益诉求和错综复杂的矛盾纠纷,传统的单一行政命令式或刚性法治手段,往往容易陷入“ 案结事不了” 或“ 法理情相割裂” 的困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治理智慧,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基层治理赋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工夫茶文化根植于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近年来,潮州市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巧妙提取工夫茶文化中“ 和、敬、精、乐” 的精神内核,探索出“ 茶文化六步调解法” (即“ 识茶、醒茶、泡茶、斟茶、敬茶、悟茶” ),将一杯清茶化作化解基层矛盾的“ 催化剂” 。这一创新实践不仅丰富了新时代“ 枫桥经验” 的地方表达,也为探讨“ 文化赋能基层治理” 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微观样本。
二、“ 茶文化六步调解法” 的运行机理与地方实践
“ 茶文化六步调解法” 并非简单在调解桌上摆一杯茶,而是将潮州工夫茶的冲泡程式与心理学、法学、社会学的调解规律深度嵌合,形成了一套具有实操性的矛盾化解机制。
一步识茶,即精准把脉,摸清纠纷底数。如同鉴别不同茶种,调解员在介入前通过走访调查,精准识别矛盾的类型(如邻里纠纷、土地争议、婚姻家庭等)、烈度及双方当事人的性格特征,做到“ 底数清、情况明” ,为后续“ 冲泡” 找准茶性。
二步醒茶,即破冰除怨,疏导对立情绪。工夫茶讲究“ 洗茶醒茶” ,意在唤醒茶性、洗去浮尘。调解亦如此,当事人初临调解室往往带着情绪与偏见。调解员通过前期的单独沟通或冷处理,让双方宣泄不满,洗去冲动与“ 火气” ,唤醒理智,为实质性的调解做好心理铺垫。
三步泡茶,即控制火候,营造和解氛围。借用泡茶讲究水温与手法的原理,调解员注重把握介入时机与情绪安抚。通过布置温馨的茶室环境,在“ 关公巡城” “ 韩信点兵” 的从容茶艺中,缓和现场紧绷的神经,降低当事人的防备心理与对抗情绪。
四步斟茶,即倾听诉求,引导换位思考。斟茶讲究均匀平分,所谓“ 茶七分满,酒满敬 人” 。调解员在“ 斟茶” 环节,给予双方平等的发言机会,引导当事人在细啜慢饮中平心静 气地倾诉自身诉求。通过“ 背靠背” 与“ 面对面” 结合,让双方在倾听中体谅对方的难处, 实现换位思考。
五步敬茶,即以茶喻理,引入多元力量。潮州茶俗中有“ 茶薄人情厚” 的说法,敬茶是表达尊重与诚意的核心动作。调解员借敬茶之机,以礼动人,并顺势邀请村干部、乡贤、族老等“ 多手” 介入茶席。大家围绕争议焦点,以茶为媒说理、论法、谈情,在拉锯与协商中寻找双方利益的“ 最大公约数” 。
六步悟茶,即案结事了,修复社会关系。茶有回甘,调解亦求长效。在达成协议后,调解员引导当事人品味“ 茶之余香” ,反思纠纷起因。通过后续的回访督促与交心互动,彻底消除双方心结,实现从“ 解结” 到“ 解心” 的升华,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三、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
从“ 茶文化六步调解法” 的实践看出,文化赋能并非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它通过重塑治理的主体、空间与规则,有效降低了治理成本,提升了治理效能。
(一)以文化认同消解对抗情绪,重塑治理主体关系
基层矛盾往往源于利益冲突下的情绪对立。在传统治理中,基层干部与群众容易形成“ 管理者与被管理者” 的二元对立。潮州茶文化是当地群众高度共享的文化基因,当调解员以“ 敬茶” 开启对话时,实际上是在调用一种天然的“ 文化亲和力” 。这种基于地缘和血缘的文化认同,能够迅速软化刚性权力带来的压迫感,使当事人从“ 防备者” 转变为“ 对话者” ,为主体间的理性协商创造了心理前提。
(二)以文化空间重塑交往理性,降低治理沟通成本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强调,只有在理想的言谈情境下才能达成共识。“ 茶室” 或“ 茶桌” 在潮州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具有强烈“ 和合” 隐喻的文化空间。在这个特定的空间里,遵循着“ 以茶为敬” “ 长幼有序” 的隐性礼仪。这种文化空间剥离了法庭的严肃与冰冷,赋予了解决纠纷一种仪式感,使得激烈的争吵被约束在文明得体的框架内,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的失真率和沟通的摩擦成本。
(三)以文化规范内化道德约束,实现“ 软硬法” 协同
国家法律(硬法)具有强制力,但在基层熟人社会中,有时会面临“ 水土不服” 。而基于传统文化形成的乡规民约、风俗习惯(软法)则具有极强的内生约束力。“ 茶文化六步调解法” 将“ 和为贵” “ 退一步海阔天空” 等传统美德以“ 说茶” 的方式表达出来,实际上是唤醒了群众内心的道德律令。当外在的法治与内在的德治通过茶文化这一载体实现交融时,治理效能便产生了乘数效应。
四、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的效能边界与现实挑战
尽管“ 茶文化六步调解法” 成效显著,但从全面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宏观视野来看,文化赋能仍面临一定的效能边界与现实挑战。
(一)适用场景的边界限制
文化赋能依赖于当事人的文化认同和道德自觉,其优势领域集中在邻里、家事、小额债务等熟人社会内的“ 软性矛盾” 。对于涉及重大利益分割、涉黑涉恶或严重违法犯罪的“ 硬性矛盾” ,文化手段只能作为辅助,不能越俎代庖。
(二)形式主义与“泛文化化”风险
在推广过程中,部分地区可能存在“重形式轻实质”的倾向,如盲目修建高档茶室、采购昂贵茶具,将“茶调解”搞成面子工程;或者将所有调解都生硬地套上“六步法”的帽子,导致机械运作,违背了文化融人的初衷。
(三)专业支撑与人才匮乏的瓶颈
“茶文化六步调解法”要求调解员既要懂法理,又要懂人情,还要精通茶俗。当前基层面临着调解队伍老龄化、专业法律背景不足的问题,“复合型”调解人才的短缺制约了该模式的高质量发展。
(四)现代数字技术与传统茶文化的融合不足
在流动人口增加、边界模糊的现代社会,传统的线下“围炉品茶”受限于时空,如何让茶文化的“软治理”插上数字化的“硬翅膀”,实现线上线下联动,仍需破题。
五、文化赋能基层治理的优化路径
作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创新实践,“茶文化六步调解法”要实现从“地方经验”向“治理常态”的跨越,必须在党建引领、法治保障、数智融合等方面进行系统优化。 ⋅′
(-) 强化党建引领,把准文化赋能的政治方向
文化赋能基层治理,核心在党,关键在人。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文化赋能的全过程,将“茶文化六步调解法”等创新实践纳人基层党建大格局,要发挥党员在化解矛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党员先锋岗”“党建茶室”等形式,确保文化赋能不偏离法治轨道、不脱离群众路线。同时,党组织要肩负起对基层文化资源的甄别与引导,坚决抵制封建迷信等落后文化借壳反弹。
(二)坚持“情理法”交融,筑牢文化赋能的法治根基
文化赋能不是“和稀泥”,更不能以情代法。要明确文化手段的辅助性定位,坚守法律底线。在“论茶”“释茶”等环节,必须引人村居法律顾问、专职律师等力量,将法律条文转化为群众听得懂的“茶话”,实现“法为骨、情为血、茶为皮”。建立健全司法确认绿色通道,赋予茶文化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消除群众对调解结果不确定性的顾虑。t
(三)强化“复合型”队伍建设,提升文化赋能的专业能级
破解人才瓶颈,需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育体系。一方面,挖掘和吸纳当地退休法官、检察官、教师、乡贤等“懂法律、知民情、有威望”的群体加入调解队伍;另一方面,市县两级党校及政法部门应联合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培训课程,将心理干预、法律适用与地方文化习俗纳人培训体系,培养一批既会“泡工夫茶”又会“解千千结”的行家里手。
(四)推动“数智化”转型,拓展文化赋能的时空维度
打破传统茶桌的物理限制,探索“云上茶室”“指尖调解”。依托微信小程序、政务App等平台,开发线上矛盾调处模块。对于外出务工人员或异地当事人,通过视濒连线“云端品茶”,由调解员在线主持,同步引人异地法律工作者协助,打造“线下茶桌暖人心+线上云端解民优”的闭环治理模式,使传统文化在数字时代焕发新活力。t
(五)促进“跨界融合”,构建文化赋能的生态矩阵
将“茶文化六步调解法”从单一的纠纷化解机制,向上游的矛盾排查和下游的社会心理服务延伸。结合潮州非遗文化、祠堂文化、家风文化,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将茶空间与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政协委员工作室、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等物理空间融合,形成多跨协同的基层治理生态矩阵,实现从“事后救火”向“事前防火”的治理升级。 ⋅
六、结语
潮州“ 茶文化六步调解法” 以茶为媒、以和为贵,生动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价值。它启示我们,基层治理不仅有冷冰冰的法条,更可以有热腾腾的茶汤。面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考卷,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找准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的契合点,让“ 软文化” 成为“ 硬支撑” ,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地域特征、时代特点的基层善治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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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M]. 曹卫东,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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