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精神基础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道德建设的深层根基。探究中国人精神基础的现代转型，对于回应时代价值迷思、筑牢当代道德根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对比内圣外王与理想信念两种精神范式的特质，分析其在社会结构转型、价值观念变迁背景下的断裂与延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代中国精神基础建构的路径，以期为道德建设提供支撑。

关键词：精神基础；内圣外王；理想信念；嬗变逻辑；当代建构

当代中国道德建设面临深刻追问，即何以行为规范层面的倡导时常遭遇无效困境？何以个体明晰道德规范却难以形成稳定的道德自觉？问题的解答需要超越表层规范分析，深入到精神世界的根基。内圣外王与理想信念分别代表中国传统与现代两种精神范式的典型形态。近代以来，这一范式逐渐让位于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核心的理想信念新范式。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信仰，兼具现实性、科学性、崇高性，为个体道德提供科学的信仰基础。

一、作为精神基础的内圣外王

（一）内圣外王的哲学意蕴与结构

内圣外王一语首见于《庄子·天下篇》，其后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命题，乃至“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就儒家而言，内圣外王构成了一个贯通个体修养与社会治理的完整精神结构。冯友兰先生曾说：“圣人的人格既是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在社会上的功用说。

从思想史脉络来看，孔子以“修己以安百姓”勾勒出由内圣达至外王的进阶之路。孟子以性善论为内圣奠立心性论根基，将内在德性的自然发用与外在王道的实现贯通一体。荀子虽主张性恶，强调化性起伪，但其“隆礼重法”的政治构想仍不离内圣外王的框架，只不过更侧重于外王一面的制度建构。宋明理学家通过《大学》中三纲领八条目的诠释，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归诸内圣之功，将“齐家、治国、平天下”归诸外王之效，明确宣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而使内圣外王的结构获得更为系统的理论表达。

（二）传统精神基础的社会功能

就社会秩序而言，内圣外王将政治统治奠基于道德修养之上，从而赋予政治以伦理的向度与超越的根据。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孟子更明确主张：“以德行仁者王。”这种圣者为王的理念，实质上构成了一种对政治权力的道德规约。蒙培元先生指出，在儒家看来，内圣之德是根本，外王之治是结果，前者是内在根据，后者是外部作用，只有具备圣人之德，才能实现王者之治。这种由内圣开外王的逻辑，使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获得了超越个体意志的终极依据，从而保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与连续。

就个体生命而言，内圣外王为士人阶层提供了一套完整的意义系统与人生理想。对内，它要求个体通过格致诚正的修养功夫，成就内在的德性人格；对外，它激励个体以齐治平为志业，将个人价值实现于家国天下的福祉之中。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名言，正是这种精神追求的生动表达。

二、从内圣外王到理想信念的历史嬗变

（一）近代危机下传统范式的崩解

经过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政治革命和思想文化批判，儒学被迫逐步从孕育滋生它的社会母体中游离出来。余英时先生深刻揭示了这一困境：“现代儒学的困境则远非以往的情况可比。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社会解体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儒学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空前的。

近百余年来，中国的传统制度在一个个地崩溃，而每一个制度的崩溃即意味着儒学在现实社会中失去一个立足点。等到传统社会全面解体，儒学和现实社会之间的连系便也完全断绝了。”约瑟夫·列文森更以“博物馆”比喻儒学的命运：儒学在近代已经衰落，只能作为陈列品放入“博物馆”，代表的是“既不能要求什么，也不能对现实构成威胁的过去”。

（二）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引入与扎根

在传统精神基础崩解的同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新的探索。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感到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这就推动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推动其认真了解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由此，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核心的理想信念新范式逐渐在中国生根发芽。这种新范式不同于传统的内圣外王，它不再以个体的心性修养为基点，而是以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为路径；它不再追求内圣开出外王的个人成德之路，而是追求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人类的解放；它的主体不再是少数圣贤，而是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理论，而且是一种科学的信仰，它具有现实性、科学性和崇高性等特点。

（三）嬗变中的断裂与延续

就断裂而言，传统内圣外王以圣贤为理想人格，将希望寄托于少数德性圆满者，而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则以人民群众为历史主体，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转换意味着精神基础的民主化和平民化，不再是少数精英的修齐治平，而是亿万民众的共同奋斗。精神基础从内倾走向外拓，从心性修养走向社会实践。传统外王的理想社会是三代之治的回归，带有浓厚的复古色彩；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则指向未来，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认识基础上的前瞻性追求。

然而，断裂之中亦有延续。传统儒家强调修齐治平的一体结构，将个人、家庭、国家、天下贯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同样要求将个人命运与民族前途、人类解放相结合，这种超越个体私利、关怀天下苍生的精神气质，与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一脉相承。儒家素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人民立场，使这一传统获得了新的理论形态和实践形式。

三、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双重变迁

（一）从伦理本位到人的全面发展

传统内圣外王的价值目标，是成就圣贤人格，通过心性修养而达到道德的圆满，进而实现家国天下的治理。而马克思主义则将价值目标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正如弗洛姆所言，马克思并不认为获得物质财富就是人的主要动机，他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中解脱出来，以便能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所畅想的未来社会，即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价值目标的位移，意味着精神基础从关注少数人的德性圆满转向关注全体人民的解放与发展，从追求内在的道德完善转向追求外在的社会变革与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长期笼罩在重义轻利的话语体系之中，这种义利之辨将义与利对立起来，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评价标准。然而，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这一价值标准逐渐发生转换。沈瑞英教授指出，当前中国转型社会的利益冲突导致的价值失范是社会最大的风险和危机，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个体化趋势和价值多元化缺乏思想和制度准备，对转型社会的改革还存在观念和意识形态障碍，缺乏机会平等和程序公正原则，并且这种缺失已成为社会价值危机的根源。

（二）从内圣开出新外王到理想信念指引实践

内圣开出新外王是现代新儒家回应西方挑战、谋求儒学现代转化的核心命题。该命题试图证明，通过激活传统内圣之学，可以开出民主与科学的现代新外王。然而，这一命题在学理与实践层面均面临深刻困境。内圣与外王属于不同领域的问题，前者是个人信念和修养问题，后者则需解决客观的社会组织结构问题，包括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等，仅靠个人德性显然无法实现。陈赟先生的研究揭示：内圣外王观念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语境，它应对的是三代以上的治出于一到三代以下的治出于二的结构性转型，即权力与精神的分离、治统与教统的分化。时至今日，王权早已废除，再标榜内圣外王已不符合今日的时代精神。

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困境形成对照，以马克思主义信仰为核心的理想信念话语展现出鲜明的先进性特征。马克思主作为科学理论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它为个体生命提供超越性的精神追求，而且它还体现为现实性与超越性的统一。理想信念既指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具有超越现实的价值引领功能，又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当下社会实践紧密相连，能够直接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将精神力量引向社会实践与革命改造，使精神基础获得了现实性的品格。

四、理想信念作为精神基础的挑战与优势

（一）理想信念面临的多元挑战

随着国家主导体制下的放权，人们的生活出现了从集体主义伦理到个体主义伦理的转型，社会呈现出个体化趋势。当个体从传统的社会联结中脱嵌出来，却又未能建立起新的意义归属时，价值虚无主义便有了滋生的土壤。更为严峻的是，当前部分人陷入了精致的利己主义泥潭，他们并非没有道德意识，而是将道德工具化、功利化，以精巧的计算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己主义比粗鄙的利己主义更具迷惑性，因为它披着理性与成功的外衣，却抽空了理想信念所要求的超越个体私利的精神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上创造性地把理想信念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并深刻指出：“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就会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归根到底是缺少理想信念之‘钙’”。

现代信息技术带来的视听革命，正在深刻重塑人们的精神生活。个体被深度地置入一个读图的信息环境中，对视听媒介的过度依赖和不加引导，极大地切入人的感性接受逻辑和娱乐化体验方式之中，在热闹炫目和舒缓刺激的信息传播和接受环境中，蜕变为一种盲目的快感，进而在由感性升华的境界体验和理性反思两个维度失去生命的深度和广度，难以接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价值魅力、逻辑力度和人生境界，造成融入性紧张。算法推荐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用户被圈定在信息茧房之中，只接触符合自身偏好的信息，逐渐丧失对多元价值的包容与对主流价值的认同。

（二）精神基础转型的伦理意蕴

精神基础的稳固是道德自觉得以生成、持守与升华的内在前提与根本保障。道德身并不具备自足的支撑力量，必须依托更深层、更稳定、更具超越性的精神信仰体系，才能从外在要求转化为内在遵循，从被动约束转化为主动追求。而理想信念之所以能够在当代中国语境下，成为道德建设的深层根基与核心支撑，关键原因就在于它能够为个体道德行为提供超越功利算计、现实得失和短期诉求的持久精神动力，为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注入不可替代的价值灵魂。

当个体在精神世界确立起坚定且稳定的理想信念，其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便会发生根本性转变：道德不再是外部强加的制度约束、社会舆论压力或利益交换条件，而转化为个体安身立命的内在准则与人格自觉。相应地，道德行为也不再是基于利弊权衡、得失计算的理性选择，不再是为了规避惩罚或获取回报的策略性举动，而是理想信念内化之后自然而然的情感流露、意志坚守与实践外化，是一种信仰呈现。

五、铸牢中国人精神基础的路径探索（一）坚持“两个结合”铸牢理论根基

理论建构是精神基础建设的首要环节。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是把握精神基础建构方向的重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内在契合性，这是二者能够结合并实现理论创新的前提。

推进精神基础的当代建构，应在理论层面深化对“两个结合”的研究。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照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之路，提炼其跨越时空的精神内核，如儒家“仁政”思想中的民本内核、道家“天人合一”理念中的生态智慧、墨家“兼爱非攻”主张的和平追求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辩证法框架下得到新的阐释，萃取思想精华。另一方面，要以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滋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革故鼎新、开放包容等智慧，为马克思主义冲破经典文本的局限、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二）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理想信念是由理想和信念两个词组成的完整概念，既不同于理想也不同于信念，它既注重对未来奋斗目标的追求，又注重现实生活中人们应秉持的信念支撑，实现了对理想和信念的超越。理想信念的养成是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因此对其实施教育也是长期的、经常的过程。

青少年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决定着其未来的精神风貌与人生航向。思政课作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的核心阵地，要着力阐明共同理想与远大理想辩证统一的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朝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迈进的关键一步。要引导学生认识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就是在实践中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准备条件，而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则能为当前的奋斗注入更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更明确的前进方向。

（三）在知行合一中彰显理想信念力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理念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观高度契合。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强调真知需以实践验证，真行需以真知指导，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观点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推进精神基础建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行合一理念相结合，引导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在投身伟大实践的过程中坚定理想信念。

实践养成需要多维度展开：不仅要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增强对共同理想的认同。将思政课堂延伸到广阔的社会天地，组织学生深入改革开放前沿、乡村振兴一线、红色教育基地，让他们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共同理想的实践伟力。更重要的是，要在榜样示范中让理想信念可感可触。发挥张桂梅、黄文秀等新时代先进人物的感召作用，让抽象的理想信念具象化为一代代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鲜活故事，激发人们的情感共鸣。

中国人精神基础的古今嬗变，是一部与社会形态变革同频、与价值诉求升级共振的历史演进史。从传统宗法伦理社会中内圣外王范式的成型与延续，到近代社会结构崩解后该范式的式微与转型，再到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新范式的扎根与发展，中国人的精神根基始终在回应时代问题、契合社会需求中完成自我重塑与超越。这一嬗变并非简单的观念更替，而是社会结构、价值诉求与话语系统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其背后彰显的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对时代发展的适应性与创造性，也印证了精神基础作为民族安身立命根本，始终与民族生存发展的现实境遇深度绑定。

精神基础的建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其生命力在于始终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与人民需求同向而行。当代中国的精神基础建构，既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沃土，回应社会转型过程中价值共识凝聚、道德自觉培育的现实问题，也要以宽广的世界视野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在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魅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将不断走向丰富与成熟，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将愈发挺拔，而以精神基础为深层根基的道德建设，也将在回应时代问题、满足人民需求中实现深层推进，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筑牢精神与道德的双重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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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帆（2001-），女，藏族，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