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职能拓展和法治社会建设推进，灭火救援领域的司法争议日益凸显。本文以《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战斗条令》为制度依据，结合近年典型司法案例，聚焦出警及时性争议、现场救援程序瑕疵、搜救行为合理性认定等核心矛盾，系统分析灭火救援司法困境的表现形式与成因。研究发现，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法律适用标准模糊、责任认定逻辑冲突、程序规范不完善等问题，既影响消防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公平保护。基于此，本文从立法完善、司法裁判规则统一、执法规范化建设等维度提出破解路径，为构建权责明晰、运行高效的灭火救援司法保障体系提供参考。

关键词：灭火救援；司法困境；责任认定；程序规范

引言

（一）研究背景

2018 年公安消防部队改制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承担着火灾扑救、应急救援等法定职责，成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核心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十七条明确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需承担以抢救人员生命为主的应急救援工作[1]，而《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战斗条令》则对救援程序、装备保障、现场处置等作出了具体规范[2]。然而，灭火救援工作具有突发性、紧急性和高风险性，救援过程中的每一个决策和操作都可能影响救援结果，进而引发法律争议。

近年来，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和行政诉讼立案登记制的实施，涉及消防救援的司法案件数量逐年上升。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出警是否及时、搜救是否彻底、现场救援程序是否规范等方面，如被救援人以出警延误导致损失扩大为由索赔，或认为消防救援机构未履行现场交接义务引发次生灾害等。这些案件的审理不仅考验着司法机关对消防救援专业性的认知，也暴露出当前灭火救援领域法律规范、责任认定、程序执行等方面的诸多问题[3]。如何平衡消防救援机构的法定职责与合理裁量空间，兼顾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成为当前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4]。

（二）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本文通过梳理灭火救援司法争议的典型案例，剖析司法困境的深层成因，能够丰富行政法学在应急救援领域的研究成果，为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提供理论支撑[5]。实践意义：明确灭火救援过程中的司法争议焦点及解决路径，有助于规范消防救援机构的执法行为，提升其法治素养和应急处置能力；同时为司法机关审理此类案件提供裁判思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最终保障灭火救援工作高效有序开展，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与公平正义[6]。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遵循“分析背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采用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消防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战斗条令》等法律法规，厘清消防救援机构的法定职责与执法边界[1][2]；选取近年生效的典型司法案例，提炼争议焦点与司法裁判要点[7]；结合行政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理论，分析当前灭火救援司法困境的表现与成因，最终提出针对性的破解路径[8]。

一、灭火救援司法困境的典型表现——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1.出警及时性争议的司法认定困境

出警速度是影响救援效果的关键因素，也是司法争议中最常见的焦点问题。根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战斗条令》第八十六条规定，消防救援站接到报警后，应立即下达出动命令，首车驶离车库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一分钟[2]。但实践中，出警时间的计算标准、延误原因的归责等问题往往引发激烈争议。

在（2023）鲁 02 行终 158 号案件中，原告亲属因皮划艇侧翻落水，报警人于 16 时 28 分拨打 119 报警，消防救援大队指挥中心于 16 时 31分调派就近救援站出动，该救援站当时正处置其他火险，掉头赶赴现场后于16 时49 分到达。原告认为消防救援机构出警延误导致受害人死亡，诉请确认行政不作为违法并赔偿。法院审理后认为，消防救援机构接到指令后立即调度，救援人员掉头赶赴现场未出现耽搁，出警行为及时适当，最终驳回原告诉讼请求[7]。

类似案例中，司法认定的核心难点在于：一是出警时间的起算点界定不明确，是以报警电话接通时为准，还是以指挥中心下达出动命令时为准；二是对出警延误的免责事由认定标准不一，消防救援机构因处置其他紧急警情、交通拥堵、路况复杂等原因导致出警延迟，是否属于合理抗辩；三是因果关系认定困难，如何区分出警延迟与损害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和间接因果关系[9]。部分当事人简单以“报警后未立即到达”为由主张赔偿，而忽视了消防救援资源调度的复杂性和客观条件限制，给司法裁判带来挑战[3]。

2.搜救行为合理性的司法审查困境

搜救工作的专业性极强，需结合现场环境、救援条件、技术装备等因素综合判断，但当事人往往以“搜救不彻底”为由提起诉讼，导致司法审查陷入困境。但实践中，搜救范围的界定、搜救手段的选择、搜救终止的条件等缺乏明确的法律标准，导致司法审查难以把握[8]。

台湾南投县“驴友失踪案”中，消防局在搜救失踪学生过程中，未及时查访下山驴友、未依据手机定位及时搜救，且未在重点区域加强搜索，法院认定其搜救不力，判决赔偿266 万新台币。该案成为首例因搜救不力被判赔偿的案例，但在大陆司法实践中，类似案件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7]。部分法院强调消防救援的专业性，认为只要救援机构按照法定程序和专业规范开展搜救，即使未达到预期效果，也不应认定为履职不当；另一部分法院则更注重结果公平，若存在明显的程序瑕疵或决策失误，可能认定其存在过错[10]。

此外，搜救终止条件的认定也存在争议。根据消防救援专业规范，当现场已无生命迹象、搜救范围已全覆盖且无新线索时，可终止搜救，但当事人可能坚持认为存在幸存者，要求继续搜救[2]。如某高层建筑火灾事故中，消防救援机构在搜救 36 小时后，经专业检测确认无生命迹象，终止搜救，但受害人家属认为搜救不彻底，诉至法院要求继续履行职责。司法机关需在消防救援的专业性与当事人的合理期待之间寻找平衡，这无疑增加了裁判难度[4]。

3.现场交接程序瑕疵的责任认定困境

灭火救援结束后的现场交接，是防范次生灾害、明确后续责任的重要环节。《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战斗条令》第一百一十条规定，救援任务完成后，消防救援队伍应与相关单位或人员办理现场交接手续，明确现场安全注意事项[2]。但实践中，部分消防救援机构因紧急任务撤离、现场条件限制等原因，未严格履行交接程序，进而引发法律争议[3]。

深圳某小区火灾案中，消防救援人员因消防通道被占用，徒步赶赴15 楼救援，虽成功搜救出被困人员，但火灾扑灭后未与物业公司办理正式交接手续，导致后续现场管理出现疏漏，引发次生损失争议。受害人家属认为消防救援机构未履行交接义务，与损失扩大存在因果关系，而消防救援机构则主张已口头告知现场注意事项，交接程序瑕疵并非主要原因。法院审理后虽未直接认定消防救援机构存在过错，但也指出其应完善现场交接程序[7]。

此类案件的争议焦点在于：一是现场交接的法定形式，口头交接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必须签订书面交接文件；二是交接内容的界定，消防救援机构需告知哪些安全事项，是否需对现场隐患进行全面排查；三是责任划分问题，若因交接程序瑕疵引发次生灾害，消防救援机构应承担全部责任、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9]。当前法律规范对这些问题的规定较为模糊，导致司法裁判标准不一[6]。

4.法律适用与责任划分的冲突困境

灭火救援司法案件涉及行政法、侵权责任法、国家赔偿法等多个法律部门，法律适用的复杂性极易引发冲突[8]。一方面，消防救援行为的法律性质认定存在争议，部分观点认为其属于行政救助行为，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另一部分观点则认为灭火救援具有紧急性和专业性，不属于典型的行政行为，不应接受司法审查[5]。如（2022）鲁 0283 行初169 号案件中，法院明确消防应急救援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实践中仍有法院对类似案件不予受理[7]。

另一方面，责任划分标准存在冲突。《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造成损害的，应承担赔偿责任，但灭火救援过程中，消防救援机构的过错认定往往缺乏明确标准[1]。部分案件中，法院以“结果导向”认定责任，只要出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就推定消防救援机构存在过错；而另一部分案件则坚持“行为导向”，重点审查救援行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和专业规范[10]。这种冲突导致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差异较大，既影响法律的权威性，也给当事人带来困惑[4]。

二、灭火救援司法困境的成因分析

1.法律规范体系不完善

一是核心法律条文模糊。《消防法》虽规定了消防救援机构的法定职责，但对救援程序、责任认定、免责事由等规定较为原则，缺乏可操作性 。如对于出警时间，仅要求“立即出动”，未明确具体的时间标准和延误后的责任承担；对于搜救终止条件，未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导致实践中争议不断[3]。二是配套法规衔接不畅。《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战斗条令》作为部门规章，对救援操作作出了具体规范，但与《行政诉讼法》《侵权责任法》等法律的衔接不够紧密，部分条款缺乏法律效力支撑，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时难以直接适用[2][8]。三是空白领域较多。对于现场交接的具体程序、搜救范围的界定标准、消防救援机构与其他部门的责任划分等问题，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导致司法裁判无据可依[6]。

2.司法裁判规则不统一

一是受案范围认定不一致。由于对消防救援行为的法律性质存在争议，不同法院对同类案件的受案范围认定不同，部分法院予以受理并进行实体审理，部分法院则以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为由驳回起诉[5]。二是裁判标准不统一。对于出警及时性、搜救合理性等核心争议点，缺乏统一的司法审查标准。有的法院侧重审查程序合法性，有的法院侧重审查结果合理性，有的法院则综合考虑专业规范与客观条件，导致类似案件出现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10]。三是因果关系认定困难。灭火救援过程中，损害结果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火灾本身的危险性、当事人自身过错、第三方行为干预等，司法机关难以准确界定消防救援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影响责任划分的公正性[9]

3.消防救援执法规范化不足

一是程序意识淡薄。部分消防救援人员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认为只要完成救援任务即可，忽视了出警记录、搜救方案、现场交接等程序要求[3]。如部分救援人员未及时记录出警时间、现场处置情况，导致诉讼中无法提供有效的证据材料；有的未按规定办理书面交接手续，引发责任争议[7]。二是证据收集与保全能力不足。灭火救援现场混乱复杂，部分消防救援机构未重视证据收集工作，导致关键证据灭失，在诉讼中难以证明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6]。如未及时固定现场照片、视频、证人证言等证据，无法反驳当事人的诉讼主张。三是专业规范执行不到位。《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战斗条令》对救援操作作出了具体规范，但部分消防救援人员因专业素养不足或现场情况紧急，未严格按照规范执行，如未制定科学的搜救方案、未配备必要的专业装备等，进而引发司法争议[2]。

4.各方认知存在偏差

一是当事人对消防救援的专业性认知不足。部分当事人缺乏对灭火救援工作复杂性、风险性的了解，简单以救援结果来评判消防救援机构的履职情况，认为只要出现损失就必然是消防救援机构的过错，忽视了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不可抗力等因素[4]。二是司法人员对消防救援专业知识掌握不够。灭火救援涉及消防工程、应急管理、救援技术等多个专业领域，司法人员若缺乏相关专业知识，难以准确判断消防救援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导致裁判结果可能偏离实际[10]。三是消防救援机构与司法机关的沟通机制不健全。两者之间缺乏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难以获取专业的消防救援意见，消防救援机构也未能及时了解司法裁判标准，进而影响执法与司法的衔接[5]。

三、灭火救援司法困境的破解路径

1.完善相关立法，明确法律适用标准

一是细化《消防法》相关规定。针对出警时间、搜救程序、现场交接等争议焦点，明确具体的法律标准[1]。如规定出警时间的起算点为报警电话接通并核实关键信息后，明确不同区域、不同警情的出警时限；界定搜救范围、搜救手段和终止条件，明确消防救援机构的合理裁量空间[2]。二是加强法规衔接。完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战斗条令》与相关法律的衔接，将条令中的专业规范上升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具体条款，明确其在司法审查中的适用地位[8]。同时，制定专门的《消防救援责任认定条例》，统一责任认定的标准、程序和免责事由[6]。三是填补法律空白。明确现场交接的法定形式、内容和责任，规定消防救援机构必须签订书面交接文件，详细告知现场安全隐患和后续管理要求；界定消防救援机构与物业公司、相关单位的责任划分，避免责任推诿[3]。

2.统一司法裁判规则，规范审理标准

一是明确受案范围。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的形式，明确消防应急救援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同时界定例外情形，如因不可抗力、当事人自身严重过错导致救援效果不佳的，法院可依法驳回起诉[5]。二是统一裁判标准。确立“程序合法 ⋅+^- 专业合理”的双重审查标准，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时，既要审查消防救援机构的行为是否符合《消防法》《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战斗条令》等规定的程序要求[1][2]，也要结合消防救援的专业性，参考行业标准和专业意见，判断其决策和操作是否具有合理性[10]。三是规范因果关系与责任划分。采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综合考虑消防救援行为、当事人行为、客观条件等因素，判断消防救援机构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直接因果关系 ；根据过错程度划分责任，对于消防救援机构已尽到合理注意义务的，减轻或免除其责任[8]。四是发布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应选取典型的灭火救援司法案例，总结裁判规则和经验，为下级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提供参考，实现“同案同判”[7]。

3.推进消防救援执法规范化建设

一是强化程序意识。加强对消防救援人员的法治培训，使其充分认识到程序合法的重要性，严格按照《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执勤战斗条令》的要求，规范出警记录、搜救方案制定、现场交接等程序，确保每一项操作都有据可查[2][6]。二是提升证据收集与保全能力。配备必要的音视频记录设备，对救援全过程进行记录；建立证据保管制度，及时固定现场照片、视频、证人证言、救援方案等证据，避免证据灭失[3]。三是严格执行专业规范。加强消防救援人员的专业培训，提升其应急处置能力和专业素养，确保在救援过程中严格按照行业标准和专业规范开展工作 ；完善装备保障体系，为消防救援机构配备充足的专业装备，为科学救援提供物质支持[4]。四是建立执法质量考评机制。将程序规范、证据收集、现场交接等情况纳入消防救援机构的执法质量考评体系，定期开展检查评估，对存在的问题及时整改，不断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6]。

4.加强多方沟通协作，凝聚共识

一是建立消防救援机构与司法机关的沟通机制。定期召开座谈会、研讨会，交流灭火救援专业知识和司法裁判标准，增进双方的理解与信任[5]；司法机关在审理案件时，可邀请消防救援领域的专家提供专业意见，确保裁判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10]。二是加强普法宣传。通过媒体、社区宣传、消防演练等多种形式，向公众普及消防救援知识，让公众了解灭火救援的复杂性、风险性和专业性，提高对救援结果的合理期待，减少不必要的司法争议[4]。三是完善社会监督机制。建立消防救援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开救援情况、事故原因、责任认定等信息，接受社会监督[6]；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公众反映的问题及时调查处理，回应社会关切[3]。

四、结语

灭火救援作为保障公共安全的重要环节，其司法争议的妥善解决既关系到消防救援机构的执法权威，也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4]。当前，灭火救援过程中面临着出警及时性认定、搜救合理性审查、现场交接责任划分、法律适用冲突等多重司法困境，这些困境的形成是立法不完善、司法裁判不统一、执法不规范、各方认知偏差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5]。

为破解这些困境，需要从多个维度协同发力：在立法层面，完善相关法律规范，明确法律适用标准和责任划分规则 ；在司法层面，统一裁判标准，发布指导性案例，规范审理流程[7][10]；在执法层面，推进消防救援执法规范化建设，提升程序意识和证据收集能力[2][3]；在社会层面，加强多方沟通协作，开展普法宣传，凝聚社会共识[4][5]。通过这些措施，构建权责明晰、运行高效、监督有力的灭火救援司法保障体系，既为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履职提供法律支持，也为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公平保护，最终促进灭火救援工作高质量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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