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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韩两国“一衣带水”，有着相类似的历史经历和文化背景，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经验与问题。朴正熙式威权主义政治体系在韩国经济发展特别是早期阶段中体现出很好的权威性、稳定性和灵活性。学界关于朴正熙模式下韩国经济腾飞中的作用研究成果丰富，本文基于前人研究，对朴正熙领导力类型进行“再定义”，总体把握朴正熙时代韩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内容与路径特征的丰富性，导出朴正熙政府时期韩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辅之韩国国内对朴正熙的“新评价”、梳理“朴正熙模式”给我国经济建设启示，以期为日后相关主题研究者提供参考便利。

关键词：朴正熙;发展指向型权威主义;经济发展

前言

20世纪下半叶，军人出身的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建立了典型的威权主义政权体系，并利用韩日的经济援助，在国内这种威权主义政体和国际环境的有利形势的内外部条件共同作用下，通过3个“五年计划”的实施，韩国经济得到了起飞。经济的腾飞固然离不开美国提供的各种战后援助计划、处于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最前沿、基于儒教的传统文化等各种变量，但分析韩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政府在其中是一个核心变量。研究韩国威权主义发展导向政府对于东亚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经济发展转型期的中国具有一定的比较借鉴意义。

一、对朴正熙式权威主义的再定义

关于朴正熙领导力类型的分类，韩国学界虽存在不同主张，总体上将其归类于权威主义类别，本文参考金一荣（2013）相关主张，将朴正熙领导类型定义为“发展指向型权威主义”。朴正熙的权威主义政治领导力不是单纯的权威主义，而是发展指向型的权威主义，这与单纯的权威主义体制具有差异性。首先，从经验来看，在产业化初期阶段，以发展为导向的权威主义体制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间具有“选择性亲和力”。进入2008年以后，在后发乃至后发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种经济作用较大的国家，经常使用“发展指向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的概念。虽然每个学者定义的方式并不统一，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与单纯的权威主义体制具有差异性。其次，从历史上来看，在权威主义下能够发生经济发展的情况一般是这个国家具备了从社会内的支配-被支配阶级都相当自律、适合谋求发展的政策策及制度能力。因此，本文把具有这种特征的国家称为“发展指向型”。这样的国家运用政策及制度的原则是已经指出的开发主义，即虽然以私有财产制和市场经济为基础，但以实现产业化为目标，只要对实现产业化有所帮助，政府就会从长远角度出发，允许通过产业政策介入市场，这样的政策和制度的具体内容有指定重点产业、产业单独指示计划、促进技术进步、限制价格过度竞争、选择性保护主义请策、补贴政策等相关特征。

不可否认，‘朴正熙模式’为东亚其他后发国家提供了参考。其中，越南政府在推进本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积极将我国‘改革开放’与韩国‘祖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宝贵经验作为自身发展参考，取得了相对快速的经济发展。据韩国《苹果经济》报道，越南经济金融相关部门的精英官僚曾为了学习新村运动和韩国经济发展经验，访问韩国岭南大学国际开发合作院主办的针对越南公务员研修项目。包括越南总理室在内的越南中央银行、胡志明市所属局、科长级公务员等政府主要部门的10名精英级公务员参加了此次研修。他们将在截至23日的9天时间里，以“新村运动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开发”为主题进行研修。截至2016年为止，越来政府派遣公务员队伍数次访问韩国。据《岭南日报》报道，2008年与庆尚北道结为姊妹关系的越南太原（音）省20名领导人从27日开始到下月2日为止，在庆云大学世村华学院学习新村运动。这是越南太原省领导人继2006年18人之后第二次进行三村运动研修。此次越南新村接管团由4名人民议会议长龙五秀安·齐奥普恩郡人民议会议长等人民议会议员、11名太原省及代提郡公务员、2名农民会长、媒体人士等组成。他们上午听取了新村运动的理念·精神·推进原理、新村运动和政府的作用、新村运动和国家发展、新村运动和地区社会开发、新村运动的成功事例等讲座，下午正在现场参观。参观场所包括倡导新村银洞的前总统朴正熙诞生的象毛洞故居、庆尚北道新村驿馆、星州郡香瓜生大学习院、新村运动发祥地清道郡清道新道里、安东市优秀韩牛村、荣州市丰基人参栽培园区、义城郡韩国应用园区等。

二、朴正熙执政时期的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1961年5月16日凌晨，朴正熙为首的军事当局通过发动韩国现代史上著名的“5·16政变”正式上台执政，直到1979年10月26日遇刺身亡，韩国进入了朴正熙执政时期。在朴正熙执掌政权的近20年中，韩国经济增长迅速，经济实现了起飞，基本完成了经济现代化道路。

从外部条件说，韩国的发展离不开美国的经济援助。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始于马歇尔计划，在不同时期，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按照其不同的原则体现出不同的特点。美国对韩国的经济援助也是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从结果上看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对韩国经济的崛起曾经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尽管这与美国的外援主旨存在很大的背离。

从内部因素看，朴正熙执政时期韩国的经济发展得益于政府提出的“经济开发五年计划”。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是韩国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后期实行的经济发展计划。1962-1996年间，韩国政府一共制定和实施了七个五年计划，韩国人均名义GDP从103美元增长到13403美元。其中，第1-4个五年计划称为“经济开发计划”，第5-7个五年计划为体现韩国政府对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同时重视，得名“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前4个五年经济计划有着很强的“指令性”。从第5个五年计划开始，韩国政府开始强调计划的“诱导性”，尽量扩大民间和其它部门的参与。第6个五年计划指出经济计划将在自主与竞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范围下发挥作用。而第7个五年计划除了强调“诱导性”外，还强调计划的“战略性”，由政府和民间共同推进国民经济的战略课题。五年经济计划是韩国政府主导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体现，为韩国摆脱贫穷，实现“汉江奇迹”的经济腾飞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朴正熙执政时期实施的五年计划角度来看，朴正熙执政时期韩国经济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结合上述表格，对朴正熙执政时期的经济发展道路，可做以下具体论述。

第一个阶段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62- 1966）。“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里，从法制安全到政治和经济安全这些最根本的保障中，最紧迫的是经济保障”。朴正熙强调：“‘5·16’军事革命的关键性因素是要实现韩国的工业革命。革命的首要第一目标是实现民族复兴，因此革命也涉及了进行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而我主要关心的则是经济革命。”朴正熙上台执政第一天，就以解决老百姓的疾苦和重建自主经济为目标，实行“经济第一主义”。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人国民生产总值（GNP）达到130.8亿美元，比1961年增长了30%。相比较“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人民几乎不敢想象韩国能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那时候，每当大麦收割以前，许多农民上山剥松树皮以供全家充饥”的状况而言，这一数据有力的说明“一五计划”的实施是颇有成效的，对于经历过“经济崩溃”，被评价为“毫无希望的国家”的韩国来说，这极大的刺激了朴正熙政府和韩国民众的开发欲望和发展野心，看到了韩国经济增长的潜质。“一五计划”的实施标志着韩国经济现代化的起步。同时，“一五计划”制定、修改和实施的经验，也为以后的五年计划的制定提供了借鉴。

第二个阶段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1967-1971）。在“一五计划”还在执行期间，朴正熙政府智囊团——经济企划院诞生。经济企划院”是韩国负责制定和推行五年经济计划的政府机构。经济企划院在1961年成立之初为部级国家机构，后提升半级，由一位副总理兼任其首长。经济企划院雇用有数百名经济、法律、公共管理、教育等方面的专家，下设经济企划局、预算局、物价政策局、经济协力局、调查统计局等，领导财务部、商工部、农林水产部、科技部等中央部门，在韩国经济的统筹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反复调查、评估、比较、平衡论证之后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并将这一计划具体化、操作化。在“二五计划”期间，1967-1971年，韩国经济保持平均递增11.4%，1971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52.1美元。在这一阶段，韩国基本完成了产业结构的现代化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备受瞩目并且还在努力的继续把自立经济向前推进。也可以说，这一阶段是韩国经济真正的起飞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1972-1976）。“三五计划”继续坚持高速增长的开发战略，并把提升产业结构、改善国际收支、开发四大流域和大幅度扩充道路网作为基本方向。尽管在“三五计划”初期，韩国面临农产品和矿产物资的紧缺以及世界石油价格上涨的影响，韩国经济却依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平稳的经济增长。朴正熙政府不计代价奋力加入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宣布“重化学工业为‘维新’体制改革的最优项目，此举保证了重化学工业化程序不可动摇的地位”，使得韩国的重工业得到发展，工业化程度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第四个阶段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前两年（1977-1979）。“第四个五年计划”（1979-1981）期间，为了进一步扩大出口，争取获得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进行投资，韩国在经济结构上更加侧重重工业的发展。朴正熙政府号召加速韩国机械制造业的发展来弥补重工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倡导工业机械“韩国化”，并且大量引进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来保证国家的生存和安全。

三、朴正熙执政时期的经济发展路径特征

朴正熙执政近 20 年时间里，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作出的各种发展战略的选择，可以归因于朴正熙政府也就是韩国威权主义政治的强大的权威性。正是韩国威权政治体制保证了韩国政府当局的权威性，使得朴正熙政府在总的经济发展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能够制定、完善和执行相关的经济发展政策。

（一）通过稳定政局提供经济发展环境

韩国人普遍认为韩国不可能摆脱经济贫困、社会动荡不安的困境。在军政府统治初期的韩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在绝大多数力量不看好韩国的时候，肯尼迪的经济顾问罗斯托（W· Rostovian）却看到了韩国正在发展的新的统治力量——一群年轻而又出身农民的军人的力量。朴正熙的政权，就是由一群年轻能干又颇具野心的、出身军旅的军人通过军事政变而上台掌权的政权。朴正熙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政治，只有首先安定政治局面，复兴民族的大业才能顺利向前发展。也就是说，国家的安全与和平，人民生活的幸福，只有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得以实现。”朴正熙上台后，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人、中央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和核心部门都由军人任职。军旅出身的这些官员们具有严明的管理和纪律意识，讲求效率，严格务实。对于李承晚执政时期的“政党竞争”和所谓的“民主政治”，军人们大多嗤之以鼻，表示厌恶。

朴正熙政权开展强权政治，严厉打击“腐败”的政治家，严格限制政治活动，对文职官员和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学生领袖进行罢免和逮捕，关闭和取消全国的报刊杂志和广播。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朴正熙政权有效的抑制了社会动荡因素的产生，排除了威胁其政权存在的各种异己政治势力，将近乎所有的政治资源都揽入手中，有效的稳定了社会政治秩序。

（二）通过专家治国的方法有效管理经济

朴正熙政权积极推行“科学治国”和“专家治国”。朴正熙认为：“只有治理好不规则的经济结构，我们才能奠定好的生活条件基础。但是，我立即认识到同时达到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建立有效的政府这些目标的困难。在资本主义方式下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钱和物的巨大投资，也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有能力的管理者……，我们组织了一个教授和专家的经济委员会，动员大量专家参加政府管理和政策的制定。”这对于以经济发展为己任，致力于“经济第一主义”的军人政权就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亨廷顿认为：“权威政府通过军人维持秩序，利用专家制定规划主管发展，这种高效有力的权威体制对发展经济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朴正熙上台之初，就成立了以柳原植为委员长的“国家重建最高会议”，并聘请汉城大学教授朴喜范为经济顾问，制定了“内涵型工业化战略”。在随后，又成立组建了最具代表性的被称为“超级部”的经济企划院，来研究制定和执行经济发展计划。

60年代又成立了旨在增强韩国技术开发能力的现代产业研究机构——科学技术研究院（KIST）。通过这一系列机构的设置，朴正熙的威权政治体制不断吸纳受过良好高等教育、具有专门化和体系化知识的技术精英进入国家智囊机构，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现代官僚决策体系。通过这些步骤，朴正熙政府的机构实现了结构细化、功能专业化。这些智囊机构中的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专家，能够独立、自主的、不受政治政党纷争、不受领导人个人偏见和喜好，充分的讨论和批驳各项政策，尤其是能够不盲从于美国的建议，敢于冒着韩美冲突的风险，独立自主的制定政策，保证了国家各项战略和政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纵向看，韩国历届总统对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的重视程度都呈现出了平稳的走高趋势。在此对韩国在不同时期落实科技创新体系政策情况进行总结。20世纪60年代，以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为主，提出“出口第一主义”的口号，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大力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设备;优先发展服装鞋类等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大力发展出口工业，建立商品出口基地等等。这一时期，韩国的企业只要通过引进国外的部件和原材料、利用国外的技术和资金，就可以很容易地不断扩大出口，所以企业对开发自己的技术并没有很强烈的愿望。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韩国除了汉城国立大学等少数几所研究型大学外，企业几乎没有进行R&D活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继续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更加重视发展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提出建立以重化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基础，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出口竞争力。1973年1月朴正熙接受新闻界新年专访时发表了《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宣言》，重化工业确定为战略产业，实施倾斜政策，重点扶持。为配合这一战略实施，韩国的科技政策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即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从引进资金转向引进技术，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政策，如减免税收、金融支持、各种补贴、允许使用外国资本、技术支持，建立工业开发区等等。并在此之前于1972年出台了“技术开发促进法”，1974年在大田市投资筹建大德科学城。20世纪70年代基本完成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为韩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世纪80年代政府在继续发展仍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同时，重工业体制向对外竞争力较强、创汇能力较高的汽车、造船和电子等工业转变，培育第一战略产业群：电子、半导体、情报通信、自动化机械、精细化工;第二战略产业群：能源、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政策的重点是发展重化工业生产体系，致力于提高技术开发能力，向自主性发展，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和竞争力的差距。大规模增加科研经费，R&D投入占GNP的比重由1980年的0.77%上升到1987年的1.87%，同时政府和民间的R&D投入比例也由50：50变为24.7：75.3，形成了以民间为主导的技术开发体系。步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世界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区域集团化趋势日益明显;另一方面，知识经济初见端倪，高新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迅猛，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传统产业进入低谷，逐渐丧失其竞争力。面对这些新的情况，各国都在研究对策，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以适应国际经济领域日趋激烈的竞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韩国经济继续以6%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人均GNP首次突破10000美元。1996年12月，韩国加入了OECD，也加快了韩国经济国际化的步伐。然而，韩国经济发展也遇到了新的问题

（三）通过“经济第一主义”倾力发展经济

在“5·16 政变”的第一天，朴正熙为首的军事政府就把迅速解决社会的“民生疾苦”和重建国家自主经济列入“六项公约”，并立即采取措施稳定物价，冻结金融，发布《农渔村高利贷整理令》等一系列经济秩序的政令和法规。政权更迭后，朴正熙政府就确立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对于迫不及待解决生存和立足问题的韩国来说至关重要。面对内外交困的军政府来说，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是其正确、合理的逻辑选择。从其政权合法性角度来说，推动和追求经济增长可以弥补朴正熙政权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所欠缺的合法性缺陷。

集中精力建设国家经济，避免社会政治局面混乱和政治资源的浪费。朴正熙的独裁统治“强化政府职能，简化甚至抹杀民主程序，运用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政策强制推行或诱导推行经济发展战略”。这与朴正熙的前人张勉政府发展经济同时发展民主政治的“经济第一主义”是不同的。朴正熙执政的威权政治体制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倾尽全力为实现经济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而不断实践。

（四）通过广泛动员推动经济发展

朴正熙上台执政时期，在以政府为主要推动力量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充分带动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调动各种资源来推动社会经济增长。朴正熙政府不仅调动政党组织和情报部门来推动经济发展，更通过对企业家个人、企业家协会以及农村进行广泛的动员。朴正熙政府上台执政之初，面临着在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前提下，如何解决企业发展生存与严惩处罚大企业家的问题。“军政府认为，与其那些涉嫌非法敛财的大企业家釜底抽薪，莫不如采取让他们建设工厂，建成后将股份上缴国家来代替高额罚金。这样做，既可以发挥那些企业家的作用，又可以给他们将功补过的机会。”

成立于 1965 年的“每月出口振兴会议”、经济人协会，既有官方正式的形式来组织沟通，也有双向互动和直接沟通的非正式的形式参与商讨，是一种官民共同参加，根据建议和问题，不断调整策略的方法。“这种官民合作关系，造成了官民一体发展经济的态势”。有学者将韩国这种发展模式称之为“韩国股份有限公司（Korea，Inc.）”。也就是整个韩国这一个国家从上至下仿佛成为了一家公司。在这个“公司”中，政府从国家长期利益出发，制定总体目标，科学研究人员不断开发新的科学技术，而企业家则是不断扩大生产。这样一来，整个国家自上而下全部被动员起来，充满了为经济建设的奋发进取的态势，为了经济起飞、民族复兴的共同目标而不断开拓创新。这种模式有效的贯彻了经济计划，建立起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动员机制。

（五）通过“四外”发展外向型经济

朴正熙政权时期，韩国的经济支柱是所谓的‘四外’，即外援、外资、外债和外贸，它是靠以美国、日本为主的援助，以及它们提供的原料、设备、半成品和债务建立起来的。在 1961 年 6 月 22 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和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就发表《联合声明》，声称日本“对东亚的经济开发援助”表示特别关心，并一致决定日美“两国将在各自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倾注积极的努力”。此后，池田更直截了当地说：“对韩政策就是经济问题。”利用外债主要是指利用朝鲜战争后的对日索赔。《金钟泌—大平正芳备忘录》中确定对日索赔金额是“无偿提供3亿美元，有偿提供2亿美元，借款1亿美元”。

朴正熙政权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的有利形势制定了“出口导向性”战略。这一战略制定与“第一个五年计划”修正过程中，“缩小重化学工业化投资，放弃内涵型工业化战略，选择出口主导型工业化战略;解除对进口和外资的限制，实现市场的部分自由化，依靠外债解决发展所需的资金”。大量外资的引入可以说对韩国经济发展起到了“输血”作用。“1966-1972 年期间，韩国引进外资总计 35 亿美元”。同时，还建立出口商品工业基地，鼓励外国人对韩投资。朴正熙层指出：“要确立一个多边外资导入体制，不仅要致力于量的导入，还要注重质的提高。”引进的外资主要扩充重大主要项目的资本和主干产业的建设。大量的外资投入到产业中，改进了韩国的产品结构，提升了韩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也缩小了韩国工业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四、对朴正熙执政能力的评价趋势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关于对朴正熙的功过评价，韩国人民的态度呈现出一种明显的时代性。韩国对朴正熙的评价一般涉及“5·16政变”、“权力正当性问题”、“经济开发”的功绩和“政治独裁”的过失等内容。80年代受儒教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韩国社会在人物评价问题上以大义名分和民主等价值观成为非常重要的标准，直到80年代中期，韩国对朴正熙的评价大体上都是否定的。

1997年初，随着金融危机，韩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朴正熙综合症”，他被推崇为韩国“近代化之父”;同年12月朴正熙的人气达到顶峰。他被认为是国家的真正救星，而不是独裁者或事大主义者。

进入21世纪后，对朴正熙的评价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实现高度经济增长的总统”、“实现民族中兴的领导人”等肯定性评价并存，这种意见分歧被认为是区分韩国进步主义和保守主义或民主主义、权威主义、民族主义和反共主义等的一个象征。而由于个人恩怨关系和利害关系，目前仍然存在相反的评价，韩国部分媒体还报道了朴正熙的亲日疑惑，再次引发了朴正熙是否是亲日派的争议。

进入2020年代， 我们可以从韩国主流媒体的舆论调查中窥视到朴正熙在历届总统中好感度最高的现象，也就是说朴正熙的历史业绩得到了韩国国民的认可。2015年舆论调查专门企业韩国盖洛普在韩国迎来光复70周年之际，对全国2003名成年人进行了“前任总统中解放后最能领导韩国的总统是谁？”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朴正熙以44%的支持率位居第一。排在第二三位的是卢武铉前总统（24%）、金大中前总统（14%）。而在“8名前任总统整体表现如何？”的问卷中，得到“做得好”此选项最多的也只有朴正熙、金大中、卢武铉3名。认为朴正熙“做得好事多”占67%;“做错事多”占16%，前总统卢武铉“做错事多”占54%;“做错事多”占20%，前总统金大中“做错事多”占50%;“做错事多”占20%。

五、朴正熙执政时期经济发展道路对中国的启示

朴正熙政权选则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指导资本主义”体制，与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导向是背道而驰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将威权主义体制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存在着一种双向性的互动：朴正熙政府的威权主义体制需要经济增长作支撑，反过来经济增长又强化了朴正熙政府的威权主义体制。

（一）继续稳定优化中央政府权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对于处于风云变化、错综复杂国际形势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保证和不断优化政府的权威，是社会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这不仅是朴正熙威权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最基本的经验，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大反腐力度，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保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党的组织结构要体系化和制度化，建立健全党的各级组织。要通过增加党的凝聚力来增强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归根到底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强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艰涩，进而最大限发挥党领导下政府的效力。

（二）继续正确发挥政府在经济现代化中的干预作用

单纯的依靠市场的自发调节和企业的自发调整是远远不够的。中国要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辅之以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不断建立、完善、保护和发展市场经济。这种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多方面的，但并不意味着事无巨细、层层过问，要抓住重点领域和重点对象，抓住事关全局性和战略性的一些重大项目和事项：要大力发展科教事业，培育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应对以科技和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要在充分发挥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下，约束政府的行为，变直接干预为间接调节社会经济活动，防止出现“权力寻租”和“权力腐败”现象，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继续选择适度均衡协调发展的现代化模式

对于政府还是企业或者是劳动者来说，都要向外着眼于世界市场的竞争，向内立足于苦练自身内功，适时抓住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机遇，发挥自身优势，探寻一种新的发展模式，要注重各个领域协调发展。任何一方面的不均衡发展都会使整个发展局面出现失衡，“牵一发而动全身”，会干扰、阻碍发展进程。在引进外资、开展外贸、利用外汇方面，要适时抓住机遇。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快的时代，要富有战略眼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能闭门造车，埋起头来只搞自己的建设。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前提下，积极发展对外合作，在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结合世界经济，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发展道路。

（四）继续正确处理国有企业和私企之间关系

尽管韩国经济在朴正熙威权政治体制下得到了较快发展，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大财团的过度发展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将政策倾斜集中于大企业大财阀中，忽视了中小企业，使得中小企业面临着资金不足、技术滞后以及劳动力匮乏的困境，使得韩国经济也受到了一些不良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那么在公有制主体地位中，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要重点发展国有大中型企业，特别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那些支柱性企业，要给予政策在的竞争力中的不平衡。要认识到中小企业是大企业的必要补充，也是大企业发展的一个促进者。要借鉴韩国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切实保护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对中小企业给予支持和指导，推动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灵活发展上的优惠支持。针对私有制经济中的民营经济，也要适度给予均等的优惠政策，注意消除两者之间存在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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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李克强. （2015）.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 人民日报， 03-17.

作者简介：

1.陈航（1990.04-），男，汉族，四川成都人，研究方向：国别区域研究，韩国政治外交，海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韩国语教育。

2.孙基燮（1965.10-），男，韩国釜山人，研究方向：韩国政治外交，日本政治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