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民族地区开展工作的一条主线，是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黔南州作为民族地区，在治理现代化实践中，由于民族性和地区性的双重特征，使得黔南民族地区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因此，为提升黔南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水平，提出加强政治保障，强化人人参与共建的政治认同；坚持党建引领，增强党群连心的思想基础；加快经济建设，务实民族地区经济基础等实践路径。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拥抱在一起，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1]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可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民族工作的“纲”，是所有工作根本遵循。这就意味着除了需要加强讲求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外，还需要以高质量发展为着力点，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强化保障，提升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水平。

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是国家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这不仅关系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也关系到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但民族地区现代化治理过程同时也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选取黔南的民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黔南民族地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及面对的现实困境，进一步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面临的困境

（一）社会治理新格局融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

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对于民族地区来说，乡村治理现代化第一要务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关键是不断强化党的建设。”[2]

村级社会治理是基层治理的最末端，治理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基层治理水平的高低。调研发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实践过程以村域主体自治的实践成为村域治理的重要抓手，而法治、德治两种治理手段在村域治理实践中与自治融合度不高，融合机制尚未建立健全。如法治宣传进村寨活动开展方式不够创新、群众对法治知识的了解不够深入以及村规民约的作用发挥不够明显，群众参与村规民约制定的积极性不高等，这些都直接导致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融合程度不高，也体现了三者融合机制不够健全。究其原因主要是黔南民族地区群众受教育层次较低，对政策的知晓度与参与度不高，增加了治理难度。此外，复杂的民族及宗族关系也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障碍，主要体现在法治和人治的冲突。民族地区大都是以血缘和地缘关系组成的大杂居和小聚居群体，传统的宗族观念和乡规民约仍制约着当地村民的行为思想方式，以至于遇到事情还是去寻求寨老或者族长来主持公正，而不是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如何在熟人社会中摒弃人情的束缚坚守住公平正义的法治底线，是实现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同时，基层自治不足，基层党组织职责与功能弱化，党员发挥作用不明显以及缺乏村域治理能人等也成为三者相融合的障碍。

（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高

黔南州作为民族地区，民族性和地方性的双重特征成为制约民族地区发展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教育医疗文化建设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供给不均衡。经过脱贫攻坚，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各县市发展水平呈现均衡式增长，基础设施短板弱项明显改善。由于地区发展差异性，使得各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高。如教育服务方面，偏远民族地区，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关于基础教育水平提升的相关文件和政策支持，但是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差异依然存在，农村基础教育师资力量、硬件设施建设等资源配置不足仍然影响着农村基础教育水平，加之大部分外出务工人员将子女一同带到教育条件较好的务工地接受教育，这也导致了流出地的生源不足问题；医疗服务方面，农村医疗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广大群众积极参加农村合作医疗，享受医疗政策服务，这是农村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建立健全的重要成果，但是农村医疗服务机构依然存在医疗人员、药品供给、医疗技术等供给不足等短板问题，使得农村医疗服务水平不高，无法满足农村医疗服务的基本需求。

（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着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总量布局是否均衡，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化水平是极其重要一环。近年来，通过以政府主导的“项目下村”，使得农村地区经济结构发生深刻转型，项目嵌入乡村经济改变了原有的经济结构和模式，发展壮大了农村经济，提升了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然而，因各地发展的差异性，“项目下村”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上呈现出不平衡的现状。黔南民族地区脱贫人口基数大、幅员广，很多帮扶项目嵌入乡村落地后，无法实现本土化适应，经济产出效益和带动群众致富成效不明显，且由于交通区位、地理资源、市场环境等要素影响，临近交通要道、行政中心腹地的地区经济发展有着先天优势，直接形成了与交通不便或者资源薄弱地区的经济差异。同时，民族地区乡村也日趋呈现“空壳化”、“老龄化”趋势，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涌入城镇寻找高薪就业机会，老弱病残群体则留守家中照看幼童和从事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进而也拉大了留守人员与外出务工人员的经济差距。

（四）民族文化资源挖掘利用不够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因此，保护好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使其得到转化利用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举措。“坚持持续加强乡村文化建设，以文化振兴构建乡村文明新体系，传承文化根脉、有序社会互动，不断发挥文化治理影响力。”[3]黔南州是多民族聚居地，有汉、布依、苗、水等37个民族，多民族共同缔造了黔南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在传承保护和利用方面，丰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优势资源，集中凸显着民族文化资源的潜力，如三都水族文化、贵定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长衫龙民间舞蹈、惠水布依族文化、荔波瑶族文化等共同构成了以好花红为品牌的黔南州民族文化特色。

近年来，黔南州通过文旅融合发展模式，民族文化资源借助旅游展演的方式在各类旅游活动平台得到有效利用，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推动着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和旅游发展。虽然黔南州民族文化资源逐渐构建起以“好花红”为特色的民族文化品牌，但依然存在品牌效应不够突出，文化资源挖掘不够深入，区域性的民族文化特色不够凸显等因素制约黔南民族文化资源的传承保护和开发利用。

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一）坚持党建引领，增强党群连心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必须坚持的首要原则。因此，民族地区的治理现代化过程离不开党的领导。“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意义不仅赋予它在党的建设中以重要性，而且赋予它在乡村治理中以重要性。”[4]为此，铸牢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要强化各民族对党执政的认同，充分发挥党建引领在民族地区现代化治理中的关键作用。

黔南州是以苗族和布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要实现黔南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需要提高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坚持党建引领，增强党群连心的思想基础。一是需要强化各级党组织的组织职责与功能，发挥党建引领的主体作用，维护州域秩序和协调好各民族各地区的利益纠纷，协调各县市资源，助力各地方在稳定的基础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二是加强党组织队伍能力建设，提高现代化治理思维。目前各级党组织尤其基层党组织中尚存在党员理论素质待提高，缺乏现代化管理和实操技能的现象，需要加大对其进行业务培训、实践指导和下沉基层锻炼，以提高整体党组织成员的现代化治理思维。

（二）加强政治保障，强化人人参与共建的政治认同

民族地区因自然环境，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因素，导致其社会治理会存在一定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健全村民参与的表达性机制、协调性机制和保障性机制，增强村民作为自治主体的自我认同感，最大限度提升各族农牧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5]这要求地方政府在当地的社会治理过程中要注意做好民族团结工作，提高民族凝聚力，引导民众对自身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才能更好的为当地现代化治理提供政治基础。

黔南州作为民族自治州，根据当地的社会发展、地方治理状况和民族构成等特殊性，社会治理需要从多角度齐头并进，才能产生共振效应。一是要深化法治保障，更加注重公平正义。黔南州民众对政府管理的认同度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在民族地区存在以血缘、人情维系的社会结构和以往的地方治理经验。要实现治理方式的转变，需要给予民族群众更多的关注，特别是在各项公共事务管理中要更加注重公平正义。这需要以法治护航，从上至下严格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建立更加完善的法治政府，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在各项民生工程和社会治理中考虑民族群众的利益和诉求，畅通民意反馈渠道，更加注重解决民族群众的现实问题。二是创新治理方式，建立多方联动机制。第一，探索科学、民主、共治的地区治理方法，强化地方政府地主导作用，发展符合地方实际和特色地协商民主形式，更好保障各层各级尤其基层和社区自治权。第二，可多方齐头并进，拓宽民主聚道，在重大项目和问题方面多征求民族群众意见和建议，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多层面保障民族平等、民主、自由权利，提高政治参与度，提高治理方式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如支持和倡导组建社会志愿者组织、行业协会、成立临时专项自治小组等，发挥社会组织的力量，协同化解各项民生问题和纠纷，使之和政府的治理相补充，更好地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第三，整合社会资源，推动民主自治。黔南民族地区在社会治理中重视传统道德的作用发挥，将德治、自治、法治三者有效结合起来，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三）加快经济建设，务实民族地区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水平是实现现代化治理的物质基础，也是能否筑牢民族共同体的核心。黔南州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但其发展速度和质量还不能适应现代化进程的需求。因此，需加快经济建设，夯实民族地区的经济基础，为黔南民族地区现代化治理提供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首先，需要加快黔南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黔南州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和得天独厚的矿产、水能、农业、旅游资源，可科学、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其资源，大力推进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加快产业招商引资，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一是谋划布局，服务好招商基础工作，相关部门制定出产业招商方案，在各类平台网站发布招商宣传片。同时，围绕黔南州各大产业园区及其产业发展定位制定出投资指南，以方便有意向的投资方进行了解。此外，采取领导牵头，专人负责搜集、整理招商信息，精确定位产业招商项目与投资方进行匹配。二是创新招商方式。充分利用茶博会、物流峰会等各类活动平台开展招商推介活动，并依托黔南州落地企业的信息渠道、商务渠道、人脉资源进行招商引资。三是扩大执行力抓实效。政府领导要更加关心招商引资项目的开展情况，对于已经引进的项目，注重项目落地、开工、进度等，跟进建设实效。最后，加快城镇化建设，利用区域优势发展经济。黔南州有很多的优势产业可以通过城乡的互补发展和区位优势的发挥来实现经济发展更上一台阶。黔南州的茶叶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均可以实现该种生产方式，其生产和加工可以在农村原产地进行，而销售和售后可以放在其他大城市，这样做的不仅能节省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能促进农村的就业，提高其经济收入。根据黔南州的经济发展情况，其具备充沛的劳动力资源和生产加工资源，发达城市的其他企业可以把生产加工厂设置在黔南州，从而实现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配置，产生更好的经济效益。通过以上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快黔南州的经济建设，为当地的现代化治理提供经济基础和更持久的支持。

（四）加强文化建设，提升多元文化共生的文化认同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而思想受文化的影响和支配，并对社会治理模式的认同产生相应的影响。因此，要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加强文化建设，提升多元文化共生的文化认同。

黔南作为民族自治州，在社会治理和文化建设方面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各民族同胞的认同。一是加大地区教育投入和政策宣传，提高整体素质和文化认同度。现代化治理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强化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认同，而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是一种精神理念和价值认同，其形成需要和教育相结合，要加大文化建设政策支持力度，加大教育资源的投入、倾斜和政策宣传，开展理想信念、历史观、价值观、民族观、文化观教育，提高民族民众的思想认知水平和政治辨别能力，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而更加坚定党的执政路线，有力推动党的各项政策落地执行，为现代化治理提供精神动力。此外，也可将民族优秀文化加以创意继承和宣传，向学校、社区、企业进行宣传教育，开设专项课程和文体活动，多渠道撒播民族团结的种子，使之生根发芽，并和新时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形势相适应，提高国民、民族认同度和凝聚力，为社会治理提供施教沃土。二是创建网络媒体新传播阵地，实现社会文化的包容式发展。搭建新网络媒体和加强平台技术研发，为积极向上和具有良好精神面貌的新网络文化提供环境支持，使之形成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文化氛围。如抖音、快手、B站等新型媒体的出现，将不同传统文化、民族文化、草根文化、网络文化推向大众，实现不同文化的交融、互助式和补充式发展，也为现代化治理拓展更多的空间。

这样，可以让不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和价值观念得以在更广泛的空间时间上进行传播。再如，黔南还可以利用秦汉影视城在拍摄不同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嵌入当地的民族文化和特色文化加以宣传，如饮食文化、节日文化、社会习俗可以通过新型传播媒介让更多的人了解，不仅能够加大宣传的广度和效果，而且能使之在长期的传播与宣传中获得更多的认同，进而形成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环境。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民族地区的治理现代化又是关键环节。民族地区因其特殊因素，导致在研究治理问题的过程中既要体现国家意志，也要考虑到“民族特点”。在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治、德治、法治”乡村治理体系中，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有效的培育和构建多元治理架构，明确目标，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同心协力助力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gov.cn/xinwen/2019-09/27/content_5434024.htm.[2019-9-27].引用日期[2022-11-1].

[2]闪兰靖，徐雨祥. 党的建设与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J]. 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8（04）.

[3]李三辉. 乡村治理现代化：基本内涵、发展困境与推进路径[J]. 中州学刊，2021，（03）：75-81.

[4]王浦劬.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取向、核心议题和基本路径[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61（01）.

[5]陈蒙. 新时代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现代化瓶颈及对策[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0（05）.

作者简介：

余伟（1990-），男，苗族，贵州镇远，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

刘景兰（1988-），女，河南商丘人，中共三都水族自治县委党校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民族文化。

基金项目：2021年度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联合课题）“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村寨组织建设研究”（GZLCLH-2021-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