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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能源安全对经济发展、政治稳定、人民幸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从当前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总体稳定，但能源安全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也面临着诸多潜在威胁。本文分析了当前时期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能源科学技术水平发展不够充分、对可能发生的“能源战”抵御力不足等问题，并针对能源技术、油气行业、国家战略这三个层面分别提出了改善我国能源安全状态的措施。

关键词：能源安全；“双循环”发展

引言

维持能源高度安全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支撑作用，当前时期，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对我国能源安全造成威胁的现象开始抬头。正确研判我国能源安全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引导能源行业助力“双循环”发展格局形成，对改善我国能源安全状态具有重大意义。

一、能源安全的定义与重要性

能源安全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14年，但直到上世纪70至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能源安全才真正出现。美国学者托马斯（Raju G.C.Thomas）认为，能源安全问题涉及经济、政治、战略和军事各领域的安全。所谓经济安全就是国家资源充足，也意味着该国有能力在世界市场上获取商品和服务；政治安全即维持国内稳定；战略和军事安全，是指发觉威胁并保持应对威胁的军事能力[1]。按照国际组织的定义，能源安全指的是在合理的价格下确保能源需求的有效供给，具体到油气安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油气供给不能中断或者严重短缺，二是油气价格不能超出可承受的范围[2]。

与传统能源安全不同，在新时期的世界能源格局下，能源安全不仅依赖于军事、金融、外交等传统手段，能源技术将会成为各国布局世界能源版图，保障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3]。

能源的金融属性也是在研究能源安全时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能源衍生出的金融产品不仅占领了传统化石能源领域（原油、煤炭、天然气的期货与期权），更在碳交易与碳金融、能源效率市场、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投融资等领域蓬勃发展。自石油与美元挂钩以来，一般来说石油价格与美元价值成反向关系，油价不仅受供求关系影响，还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影响。从供需双方保障资金安全的角度来讲，能源安全就是金融安全[4]。

二、我国能源安全现状

（一）能源行业供需矛盾突出

目前我国油气需求尚处于增长期，油气对外依存度还保持在较高水平。石油需求方面，国内庞大的炼化产能已形成，从国内各地规划情况看，“十四五”时期炼化产能可能达到10亿吨。

在能源生产方面，2019年我国原油产量扭转了连续几年下降的势头，但从供需方面看，自1992年起中国能源消费总量就超过了能源生产总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5年来，中国一次能源生产依然不能满足能源消费需求，供需矛盾突出已经成为中国能源安全的最主要问题[5]。

（二）能源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

中国天然气、石油的进口数量持续攀升，已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预计未来油气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攀升[6]。我国化石能源消耗量全球第一，且自给率较低，对进口有很强的依赖性。能源对外依存度高企使得我国能源安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和敏感性。

根据《2018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自2010年起一直呈上升趋势，2017年突破70%。

而以《2020年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中数据来看，我国石油（以桶计量）、天然气（以亿立方米计量）、煤炭（以艾焦耳计量）消费总量中净进口量占比自2015年起迅猛上升，2019年，石油消费总量中净进口量占比达到84.13%之多，远远超过天然气（27.58%）与煤炭（7.83%），我国石油的自给能力相较于其他主要化石能源来看严重不足。

（三）能源技术水平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我国目前在低碳、清洁、可再生能源领域已基本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甚至某些特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许多关键环节的技术研发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是在大型或尖端能源装备、材料以及新的能源系统关键环节技术等方面，与先进国家相比仍存在差距，例如，重型燃气轮机、新型高效光伏技术及装备、大型风电装备、承压或耐高温特种材料等，需要从国外引进或购买[7]。

（四）国际能源合作方兴未艾

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与国际能源变革论坛贺信中强调：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就能源合作领域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流、凝聚共识，推动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全球能源安全[8]。会议中，中国与土耳其、阿尔及利亚等18个国家共同发布《联合宣言》，明确于2019年正式建立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历经两次筹备磋商会议，伙伴国就合作目标、原则、务实行动等重要事项达成共识，在此期间，伙伴国数量不断增加[9]。“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正式成立当天，“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就取得了首个成果，即中国与马耳他签署了《深化能源与水利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10]。

三、当前时期我国能源安全受到的影响

（一）中美之间能源博弈形势日益复杂

1、中美能源利益取向发生根本性转变

当前，美国试图通过全方位极限施压疯狂遏制中国的和平崛起，从贸易战、金融战到能源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称：“油气行业将与特朗普政府一起合作，为美国对外政策和利益服务，特别是在亚洲和欧洲，惩罚那些世界舞台上的‘坏角色’国家。”利用石油给中国制造麻烦，已成为美国的战略选择[11]。美国对原油生产、运输通道、石油金融、地区稳定和国际政治格局都具有强大的控制力；美国页岩油气大发展进一步加大了其话语权，中美油价利益上发生了根本反转，美国有条件、有能力发起能源战，推高油价遏制中国发展[12]。

2、中美能源合作在贸易低潮中存在极大潜力

美国一直以来都是煤炭净出口国，在2019年更是成为了石油、天然气以及能源的净出口国，而中国长期以来都是石油、天然气、煤炭的净进口国。因此，中美双方在能源贸易上互为供需，中美能源合作具备一定的潜在空间。另外，面对气候、环境变化的全人类挑战，中美双方优势互补，且同时为碳排放大国，在实现能源转型上具有相当的合作潜力。[13]

（二）我国能源行业步入“双循环”发展新格局

“十四五”规划建议文件中明确指出：要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14]。我国的油气需求非常庞大，且油气需求预计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增长态势。由于煤改气工程等政策的影响，我国天然气需求在未来也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据预测，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由当前的3.7万亿立方米增长至5亿立方米，新增长的1.3万亿立方米天然气需求中有5000亿立方米来自中国[15]。当前时期，中国日益增长的油气需求将成为促进全球油气行业恢复发展的关键动力。

四、当前时期如何确保我国能源安全

（一）能源技术层面

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化利用和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将相辅相成，为了实现能源转型的平滑过渡，需要建立完善多能互补的协同安全保障机制。同时，应通过完善能源技术创新体制鼓励能源企业进行科技创新。集中科研力量对自主化水平较低的储能、氢能等关键技术进行重点突破。对于创新性技术具备一定应用基础的领域，要积极促进“产-学-研”之间的高效协作与转化，推动技术发展与产业发展的迭代升级[9]。

（二）油气行业层面

1、借鉴西方石油公司“逆油价周期”经验

石油供给长期依赖对外进口是我国能源安全问题的关键症结，应该充分借鉴西方石油公司“逆油价周期”经营的宝贵成功经验，促进海外油气供给来源多样化，提升我国油气市场供给的稳定性。面对供给量化宽松以及贸易摩擦的冲击下国际原油价格低位运行的市场环境，中国企业应把握有利机遇期，坚持国际合作，统筹考虑资源、生产、运输和市场，科学谋划和布局境外生产基地，实现开放条件下的能源安全[16]。

2、充分利用买方市场赋予我国的话语权

中期来看，随着国际油气市场逐渐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作为能源消费大国，我国的话语权迅速上升。应积极提高我国在中外油气合作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长期来看，世界已经进入经济低增长、石油消费低增长和长期供大于求的局面，首先应对未来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以及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调整进行深入思考、做到合理布局[17]。

（三）国家战略层面

1、在中美能源博弈中求共赢

尽管当前中美能源博弈加剧，但在以能源贸易和清洁能源技术为代表的合作领域中仍存在较大的合作基础。长期来看，中美作为全球能源大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传统能源枯竭，共同推进能源转型是必经之路。既要努力推进对美能源合作特别是能源技术合作，又要为维护中国平等利用世界能源资源的权利、世界贸易规则赋予的权利而展开必要的斗争，进行必要的布局[18]。

2、构建能源安全共同体

安全共同体概念最早由理查德·瓦根伦（Richard Van Wagenen）提出，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等人从理论和实证上进行全面论述。根据他们的观点，安全共同体是实现“一体化”的人的集团，是指一个地域内的全体居民形成一种相当强烈和足够普遍的对“和平变化”的可靠预期，长时间确信的“共同体感”和制度与惯例；是一种“一体化”的政治共同体状态，其成员确信彼此之间不进行物质上的争夺，而是用其他方式解决争端[19]。

未来，我国应立足于“一带一路”的基本框架，积极建设具有实际约束力的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推动形成维护全球能源安全格局的能源共同体。

参考文献：

[1]庞昌伟. 美国霸权与中俄能源安全合作动力[J]. 人民论坛，2020（34）：112.

[2]赵硕刚. “十四五”时期全球油气格局变化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响及对策建议[J]. 发展研究，2020（04）：40.

[3]殷雄. 能源安全：复杂多变形势下的中国政策选择[J]. 能源，2020（01）：90.

[4]胡爱清. 东盟能源安全合作研究：区域公共产品视角[D]. 广东：暨南大学，2014：133.

[5]黄昶生，刘晓春. 缓和并非结束：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启示[J]. 价格月刊，2020（08）：86.

[6]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 2018年国内外油气行业发展报告[R]. 2019-01-18：27.

[7]王蕾，裴庆冰. 能源技术视角下的能源安全问题探讨[J]. 中国能源，2019，41（10）：41，43.

[8]新华社. 习近平向“一带一路”能源部长会议和国际能源变革论坛致贺信[EB/OL].http：//www.gov.cn/xinwen/2018-10/18/content_5332014.htm，2018-10-18.

[9]余晓钟，罗霞. “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内涵与推进策略[J]. 亚太经济，2020（04）：06.

[10]国家能源局. 首届“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论坛在京开幕[EB/OL]. http：//www.nea.gov.cn/2019-12/20/c_138646509.htm，2019-12-20.

[11]万宏，陆如泉，单卫国，等. 从“剑桥能源周”看未来能源战略走势[J]. 石油科技论坛，2018（04）：55-61.

[12]冯志强，褚王涛，等. 当前低油价环境下的国家能源安全——基于国际原油价格周期性宽幅波动的分析[J]. 国际石油经济，2020（08）：77.

[13]罗振兴. 贸易战背景下的中美能源博弈与合作[J]. 现代国际关系，2020（02）：51.

[14]新华社. 中共中央：畅通国内大循环，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EB/O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2333674595570865&wfr=spider&for=pc，2020-11-03.

[15]卫民. “双循环”卡在哪[J]. 中国石油石化，2020（17）：39，41

[16]冯志强，孔祥宇，褚王涛. 中国油气供应安全面临新挑战——新形势下中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发展战略思考[J]. 国际石油经济，2019，27（10）：8-15.

[17]冯玉军. 低油价时代的能源安全新思路[N]. 中国科学报，2020-04-01.

[18]王海运. 世界能源格局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0（06）：09.

[19]郑先武. 新区域主义理论：渊源、发展与综合化趋势[J]. 欧洲研究，2006（01）：40.

作者简介：李雨轩（1997.06-），男，汉，四川省成都市，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金融财贸研究所，学历：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绿色金融，能源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