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新文化发展历程中，皖籍知识分子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一书聚焦于民国初年安徽籍知识分子的文化实践活动，借助对区域性知识分子价值诉求的诠释探讨全国性文化运动的逻辑起因和发展态势。社会学、传播学、修辞学、文体学等跨学科理论知识的运用体现出论著融汇多元文化背景于一体的学科整合意识，为思想研究提供多维的阐释空间和开放的言说体系。

关键词：《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地域视角；学科整合；典范解读

在中国新文化发展历程中，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皖籍知识分子充当了开路先锋的角色，他们携手同行，引领了时代思想的发展路向，在民族忧患岁月奏响了文化救亡的合唱曲。《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一书聚焦于民国初年安徽籍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揭示皖籍知识分子建构五四新文化场域的历史逻辑归因，从地域视角阐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期知识分子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诉求，社会学、传播学、文体学等理论体系的运用体现出鲜明的学科整合意识，对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优秀典范的文化思想进行细致解读是该专著的主体框架。《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在论证上坚持史料钩沉与理论探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真实还原历史现场，借助区域性知识分子的考察探讨全国性文化运动的起因和发展特点，以点带面，深入拓展了地方文化学术史的研究领域。

一、地域视角

1919年，《每周评论》从地域视角梳理近代以来北京大学的学者群，提到从光绪到民国初年，北京大学的教师队伍经历了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福建派到以章氏弟子为代表的浙江派再到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安徽派，倡导的理论从福建派的桐城义法、浙江派的音韵考据发展到安徽派的“主张白话，鼓吹欧风”，报刊明确指出皖籍知识分子的论点“于国民新思想的启发却有大功”“白话文字实有活泼气象。”[1]鉴于北京大学与五四新文化发生之间的密切关联，《每周评论》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的勾勒展现出五四新文化发生初期文化界的地域性特征。在陈独秀、胡适的引领下，安徽籍学者形成了“群聚效应”和“领导叙述”[2]，他们通过校园、社团、报刊抨击为专制政体做保护伞的儒家等级伦理秩序，捍卫白话文体的合法性地位，借助地缘、学缘的情感纽带型塑地方文化共同体，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回归五四新文化发生的源初场域，从时代语境出发追溯皖籍知识分子聚合的情感归因和组织形态，诠释皖籍知识分子文化言说的思想内涵及依托平台，结合地理空间布局全面探讨了作为群体性组织的民初皖籍知识分子的文化革新意识和国族救亡心态。

“安徽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讲求经世致用、向往天下和洽。”[3]经世致用思想表现在治国安民的信念和勇于实践的精神，皖籍知识分子怀抱忧国忧民之志，积极践行文化启蒙之道，他们并未将经世思想停留于肤浅的理论口号的呼喊中，而是以具体的文化实践活动营造公共舆论，提升民众的精神素养进而唤醒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追踪皖籍文化精英的行动轨迹和社会活动，探讨安徽知识分子在公共空间的文化传播策略及在文化论争过程中的信仰坚守，依凭丰富的史料力证皖籍知识分子在国势衰颓之际勇负重任、敢为人先的担当意识。《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以原始史料为支撑，描绘出皖籍知识分子在校园空间与青年学生文化交流的动态图景，概述皖籍同人创建的各种类型的文化社团及开展的社团活动，尤其对工读互助团和平民演讲团的成立缘由、参加人员、活动宗旨、社会效果进行学术化的解读，同时，梳理皖籍文人在民初创办、参与的报刊杂志，运用媒介传播理论剖析报刊的信息表达机制和舆论营造方式，在高度还原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印证了皖籍知识分子以文化实践演绎救国宏愿的思想主旨。论著围绕着经世致用思想对民初皖籍知识分子的文化理念和实践活动进行宏观视野的审美观照，丰富了近代安徽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通过阐述安徽学界在民初公共空间的言行姿态和社会功效重审五四新文化发生期蕴涵的地方性文化因素，为探究地方文化与全国思想的互动关系提供参照体系。

二、学科整合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充分运用社会学、传播学、修辞学、文体学等跨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现出融汇多元文化背景于一体的学科整合意识。“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依据是学科之间的交互渗透。”[4]学科整合意识打破了画地为牢的专业知识壁垒，勾连了宽泛意义的文化分支领域，为学术研究提供多维的阐释空间和开放的言说体系。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被游刃有余地运用到专著的组织脉络中，《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遵循哈贝马斯论证欧洲公共领域的思路线索，获取了对中国近代文化公共领域进行全方位解析的工具性资源。论著在借鉴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言说的理论资源的同时，并未简单、生硬地进行移植，而是立足中国特有国情，结合本民族的文化特征进行有针对性地研究。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阐述建立在欧洲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市民社会是欧洲公共领域的机制平台，它产生于王权体制但在本质上又与国家相抗衡，反观中国的社会结构，市民阶层的缺失导致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呈现出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景观。在传统中国，士绅阶层构成官方意志与民间诉求之间的沟通桥梁，它类似于欧洲的市民阶层，但与市民阶层对国家权力的抵抗性姿态相反，表现出对传统官僚体制的依附和归属，《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从中西文化比较视野指明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独特的结构特征和诞生语境，抽丝剥茧般地厘清士绅阶层转型与中国现代文化变革之间的互渗互融关系，明晰中国近代公共领域所依托的与西方公共领域截然有别的媒介组织及舆论平台，将皖籍知识分子的文化言说置于民族化的公共空间中加以考察，揭示出校园、社团、报刊作为中国近代公共领域的意义表征及身处其中的皖籍知识分子的教育理念、社团活动和营销策略，宏观历史背景的铺排与微观人物行为的发掘赋予文本疏密有致的内在结构，文化比较方法的灵活运用展露出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理论根基。

公共领域理论属于社会学范畴，《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还涉及到传播学、文体学、修辞学的相关理论资源。鉴于皖籍知识分子创办了众多深具影响力的报刊杂志，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新青年》，因此，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有助于理解皖籍文人利用报刊推广新文化的操作方式及其媒介舆论建构的历史效果。论著对大众媒介的议题设置功能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具象的演绎，将之用于探秘《新青年》迎得高度关注的根源，客观还原《新青年》的信息接受渠道和意见表达机制。传播学知识的引入夯实了文本的理论根基，为探寻皖籍知识分子、报刊媒介、阅读公众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观照视域。文体学的理论表现在对皖籍知识分子青睐的文体形式的剖析中，论著着重对随感录、写实戏剧和演讲三种文体进行了学理化释义，“高明的诗人在文体创造中，必须既似旧体，有所继承，又不似旧体，有所创造。”[5]以随感录为例，论著将随感录的历史渊源追溯至先秦散文，捕捉出陈独秀的陈仲甫体对王韬的时政文、梁启超的新文体的精神承继与主题创新，文体比较中渗透出清晰的体裁意识，蕴含着追求思想与形式相契合的内在逻辑，彰显出精巧的结构布局和缜密的认知思路。论著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理论用以分析胡适的文化演讲，从情感诉求、人格诉求、理性诉求三种说服手段论证胡适文化演讲成功的关键性修辞要素，为文化演讲活动的舆论传播提供了功能性的透视立场，理论色彩与人性内涵的交织扩容了论著的文化内涵，有力支撑了文本的逻辑框架和言说体系。

三、典范解读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以安徽籍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为立论基点，展现皖籍知识分子在民国初年的聚合过程和同构理念，对群体性组织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动态的考察和逻辑的诠释。在民初的历史舞台上，陈独秀、胡适无疑是新文化运动发生期皖籍知识分子中举足轻重的舆论领袖，在他们的引领下，皖籍同人早期以安徽公学和《安徽俗话报》为聚合点，随着《新青年》的北移，后期皖籍知识分子汇集于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两次聚合过程和陈独秀、胡适的文化理念、人格魅力及活动区域有紧密的关联，因此，对皖籍知识分子群体性组织的解读必然以对陈独秀、胡适的文化思想剖析为突破口。

陈独秀、胡适堪称民初文化界的典范，他们的文化实践活动代表着时代精神的风向标和舆论传播的导向口。《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分章节论述了陈独秀与胡适的理论思想内涵、文化践行路径及独特历史贡献，以《新青年》和《安徽俗话报》为例探析陈独秀作为报刊舆论把关人的社会角色，运用传播学“把关人”理论对陈独秀的报刊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进行全方位揭示，高度评价自由发抒意见的交互式栏目，论著以翔实的资料、精细的文本对陈独秀在皖籍文人中的精神引领功效及情感纽带作用进行了学理化确认。针对胡适的文化思想和社会活动，《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着重阐述了胡适文化演讲的修辞策略和语体变革的转型意义，充分肯定白话语言观对重塑民族文化共同体和联络社会成员的强化效果，竭力以系统化的言说方式还原胡适在民初文化语境的精神导师身份。群体组织中的典范解读既需将之统摄于宏观的历史背景之下，又要细致的文本信息加以佐证，《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一书对陈独秀、胡适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研究建立在勘查民初社会转型语境的基础上，同时，对二者的文本创作进行了深入的阅读，论著作者具有对近代历史时空整体把控的驾驭能力，又能将微观审视穿插于宏大主题的书写中，文化总览辅之以典范解读的思路严丝合缝地推导出论证主题，呈现出规范严谨的学术思维和收放自如的组织水平。

《民初皖籍知识分子与公共文化领域的建构》作为研究民初皖籍知识分子的学术著作，尝试从公共领域的社会学角度理解皖籍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致力于从地域视角打捞历史记忆、整合文化碎片、解读经典作家，以此为辐射原点，透视民国初年文化演变的社会动因，进而对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机制做出逻辑上的合理解释。

参考文献：

[1]因明.对北京大学的愤言[J].每周评论，1919（19）：7.

[2]汪杨. 皖籍知识分子的五副面孔——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中心的探讨[J].中国现代文学论丛，2018（12）：169.

[3]袁行霈，陈进玉.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14-15.

[4]刘钦荣.文学的对话与变异——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理论建设思考与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9：131.

[5]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49.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皖北区域民俗文化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传承与衍变（SK2017A0475）；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依托安徽地域的社会学概论课程教学研究（2020jyxm2217）；宿州学院校级重点学科：中国语言文学（2019xjzdxk3）。

作者简介：

徐晗（1979-），女，安徽宿州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王泽正（1991-），男，山东枣庄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