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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艺术乡建”的实践探索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其实不管是建设美丽乡村,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都有相关的艺术介入。在乡村建设中艺术乡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艺术乡建起到了驱动作用。在艺术乡建这一方面,中国相较于欧美及日韩等国家是起步较晚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开始通过振兴产业的手段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制定和实施的背景下,由政府、企业、专家、社区精英等多元角色引导或参与的乡村建设活动日益频繁,艺术家或艺术团队也通过人居环境改造、驻场社会实践、引导艺术产业发展等方式积极参与乡村的建设与发展,多种形式的“艺术乡建”实践活动与项目在我国广大乡村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曾莉、齐君:《环境、文化、产业——论艺术乡建历程上的三个主要范式》,《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0年第2期。]
一、艺术乡建的实践个案——以成都的艺术乡建为例
艺术介入社会的传统以及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从博伊斯的“社会雕塑”到伯瑞奥德的“关系美学”,都是强调艺术家在介入社会的具体实践中,身体力行地投入日常生活的建构中去[ 〔法〕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关系美学》,黄建宏译,金城出版社,2013年,第3,第5页。]。也有很多学者在当代依然从事着这方面的研究,例如,陈研然针对乡村公共艺术的“在地性”进行理论研究,并结合具体地域提出了相关实施方案[ 陈研然:《乡村公共艺术的在地性探索——以休宁县黄村为例》,《艺术与设计(理论)》2019年第9期。]。赵一静等人选取较完善的公共艺术作品的桂峰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研考察,分析其乡村社区营造中的公共艺术作品现状,并从“选址特征”“风格特征”“材料特征”“受众特征”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赵一静,管幸生.三明尤溪桂峰村乡村社区营造中公共艺术的特征解析[J].艺术与设计(理论),2020,2(01):125-126..]。方李莉等在基于中国乡村百年之痛以及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反思上,提出艺术乡建主要从“生态性”“治理性”和“美好性”三个层面对乡村建设做出新的规划与构建[ 方李莉,向丽.中国艺术乡建的实践与未来:与方李莉的对话[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4(04):118-125.]。
(一)文创引导下成都市蒲江县明月村的发展模式
2015年12月,蒲江县明月村被评为四川省第一批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之一。2018年9月,明月村成功入选了成都市首批文创产业园。明月村创建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成为乡村振兴与乡村发展的典范。明月村以文创为引导,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发展道路。明月村的发展之路不仅实现了经济、文化、社会、生态4个维度的协调发展,坚持文创引导,培养乡村发展的内生能力迎合了成都市建设西部文创中心的政策背景,也符合习近平对农村发展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要求;坚持政府领导,加强乡村发展的制度保障,成都市人民政府在2018年2月出台了《成都市促进西部文创中心建设若干政策》的文件;坚持因地制宜,实现文旅互动与产业融合。
(二)公园城市乡村模式下的成都市特色小镇郫都区战旗村发展模式
2018年,习总书记访问四川,对战旗村进行了实地考察,习总书记对战旗村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乡村的文化面貌都给予高度肯定。郫都区高度重视、按照打造乡村振兴“战旗模式、郫都实践、成都特色、四川样本、全国示范”的要求,以绿色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引领经济发展,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战旗村在特色小镇的建设中突出区域特色,充分挖掘文化内涵,因地制宜选择发展优势特色产业、积极打造品牌效应,是现代城市和美丽乡村交相辉映、是与美丽田园的有机融合,也深刻的诠释了公园城市乡村的表达。
(三)基于客体感知的生态乡村模式下的成都三圣花乡
作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成都市三圣花乡“五朵金花"乡村旅游项目是四川省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案例,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重要的是,在乡村旅游中的游客感知。游客感知价值已成为目前国内外旅游目的地研究中的热点。在四川省首届花博期间成都市郊的三圣乡把握住这个机会并起步发展,在经过了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三圣乡逐渐完成了从资源花乡向花乡旅游产品的转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三圣花乡充分利用其花乡资源并挖掘其花卉文化,分别打造了“荷塘月色”“幸福梅林”“花香农居”“江家菜地”“东篱菊园”等五个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观光地,即所谓的“五朵金花”。也因此在三年后即被评为国家4A级乡村旅游景区。基于客体感知模式下,三圣花乡的项目价值、社会价值、精神价值、服务价值、景观价值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历经10余年的发展,三圣花乡已发展成为全国知名的乡村旅游圣地,每年稳定接待游客近千万人。
二、艺术乡建的实践路径探索
艺术乡建是一项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的系统工程,乡村发展对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不仅要利用好各种政策﹑产业手段,还要做好艺术的介入,让艺术成为农村群众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王文丽,徐向龙.乡村振兴背景下艺术乡建的社交媒体表达探索——基于发展传播学的视角[J].百色学院学报,2020,33(5》 :123-127.]。通过挖掘乡村当地的文化与精神内涵,为群众提供丰富的艺术内容,让农村群众在欣赏、创作艺术的同时,提高审美能力,满足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求是推进艺术乡建发展的重要目标。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可以从情感性、文化性、视觉性三个方面入手,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振兴建设。
(一)艺术乡建的情感路径实践
艺术乡建是基于情感判断,而不是理性判断,这有助于打破原有被过度强化的理性观念,使之丧失“自明性”,解除原有固化的公共想象和思想与行为的自我设限,打破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条,积极介入乡村振兴与发展,实现“放眼世界,在地行动”[ 王南溟.乡建、艺术乡建与城乡互动中的几种理论视角[J].美术观察,2019(01):24-26.]。为增强艺术乡建的情感性,就要发展体验经济。“体验就是企业以服务为舞台,以商品为道具,以消费者为中心,创造能够使消费者参与值得消费者回忆的活动。其中的商品是有形的,服务是无形的,而创造出的体验定令人难忘的。”那么,如何让民众体验到这种难忘?重点是在体验的过程中,勾起民众的“回忆”以及情感体验。B.约瑟夫·派恩与詹姆斯H·吉尔摩认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工业、服务业之后新的经济增长点,他们说道:“体验正是我们要谈论的第四种经济产出,……当我们购买服务时,我们买的是商业为我们提供的一套无形活动,但如果我们购买的是体验﹐我们花钱享受的是商家为我们准备的一场难忘回忆。它就像一场戏剧演出﹐以完全个人的方式让我们参与其中。”
(二)艺术乡建的文化路径实践
云南大学教授向丽认为,艺术乡建是一场持续进行的文化盛事,是历史和当代相结合的一种实践,其类型包括艺术家介入、政府介入、企业介入及村民的觉醒。布尔迪厄在其著作《资本的形式》中提出,资本是一种劳动积累,进而他将资本划分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他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可积累、可转化、可再生的资本,即文化作为资本的一部分可以创造经济利益。“艺术乡建”不仅源自乡村自身乡土文化修复、公共文化营造的需要,更是我国艺术家寻求新的创作场景、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结果。有学者从文化自信视角阐述到,把握好乡村公共文化艺术,融入时代的新动向,可以全面提升农村人民对文化遗产的审美和鉴赏能力,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也提升了他们对当地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意识[ 王一川:《文化自信视角下公共艺术教育的三重维度》、《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Ⅰ期。]。
(三)艺术乡建的视觉路径实践
艺术乡建不仅是一场文化盛宴,也是一场视觉审美体验。视觉体验经济建基于体验经济而产生,强调由视觉引发的感受对于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法国学者居伊·德波认为“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即“景观社会”。而当今阶段的“景观社会”更多地被赋予了审美的元素。对民众而言,“消费行为或消费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视觉文化的表意实践”。个体的“意向性”体验巧妙地利用并融入了视觉体验经济,实现了审美现实的“同一性”与体验维度的“差异性”相融合,体现了不同个体对空间情感体察与审美的不同解读。视觉体验经济意味着“视觉横穿了原本被视为非视觉的整个文化领域﹐从而改变了雷蒙·威廉斯所谓的‘特定的生活方式’。这些过程以文化审美披着价值链和经济流的外衣的形式大规模存在着”[ Anders Michelsen.The Visual Experience Economy: What Kind of Economics ?On the Topologies of Aesthetic Capitalism.Aesthetic Capitalism edited by Peter Murphy and Eduardo de la Fuente Leiden eds. Boston:Brill,2014. p65.]。“视觉体验经济”的典范当中“星巴克”以打造舒适、休闲、浪漫的环境为出发点,充分运用视觉元素,将咖啡馆的氛围与顾客的视觉体验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致力于为顾客渲染一种独特的情怀。所以,人们常说,去星巴克喝的不仅仅是咖啡,更是一种氛围与生活方式。
三、小结
在艺术乡建实践过程中无论是艺术工作者、知识分子还是地方精英,都需要到当地社会正在发生着的公共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积极参与,体会他们隐藏在生活逻辑中独特的视觉审美。随着近些年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满足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明和艺术追求的重要性不断增加。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对于艺术乡建的建设极其重要,群众要积极参与,促进相关产业与乡村振兴的合理融合,“多主体”共同参与艺术乡建实践,才能在多变和复杂的乡村建设中进行持续的对话与交流,在动态的协商过程中调整自己的行动策略。促进艺术乡建发展,唱好美丽乡村的中国之声。
参考文献:
[1]曾莉、齐君:《环境、文化、产业——论艺术乡建历程上的三个主要范式》,《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20年第2期。
[2]〔法〕尼古拉斯·伯瑞奥德《关系美学》,黄建宏译,金城出版社,2013年,第3,第5页。
[3]陈研然:《乡村公共艺术的在地性探索——以休宁县黄村为例》,《艺术与设计(理论)》2019年第9期。
[4]赵一静,管幸生.三明尤溪桂峰村乡村社区营造中公共艺术的特征解析[J].艺术与设计(理论),2020,2(01):125-126..
[5]方李莉,向丽.中国艺术乡建的实践与未来:与方李莉的对话[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4(04):118-125.
[6]王文丽,徐向龙.乡村振兴背景下艺术乡建的社交媒体表达探索——基于发展传播学的视角[J].百色学院学报,2020,33(5》 :123-127.
[7]王南溟.乡建、艺术乡建与城乡互动中的几种理论视角[J].美术观察,2019(01):24-26.
[8]王一川:《文化自信视角下公共艺术教育的三重维度》、《天津社会科学》2018年第Ⅰ期。
[9]Anders Michelsen.The Visual Experience Economy: What Kind of Economics ?On the Topologies of Aesthetic Capitalism.Aesthetic Capitalism edited by Peter Murphy and Eduardo de la Fuente Leiden eds. Boston:Brill,2014.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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