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政治主要是为解决当时各种矛盾而产生的，与当时进行的各种财政、监察改革息息相关，本文根据酷吏政治在汉武帝时期的产生和发展乃至最后的消亡历程，对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政治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并对酷吏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作简要阐释。

关键词：酷吏政治；汉武帝；皇权政治

西汉武帝时期是酷吏政治大发展时期，学界对此进行的探讨集中在打击地方豪强，收归地方权力、维护国家统一等方面，但是对于武帝时期酷吏政治的变化发展论述较少，酷吏政治从兴盛到衰落的变化缘由仍然值得我们探究。

酷吏这一语词的来源是《史记》，酷吏往往是被认为办事严峻酷烈官吏。所谓的酷吏的政治不是指的酷吏成为了官场的主体，而是意指酷吏行政所带来的政治恐惧，他是一种制造恐怖的政治手段，其特点是人人自危，畏之如虎。可以说皇帝创造了酷吏，而酷吏又改变了皇权政治，加剧了皇权政治的恐怖与斗争性，对于官僚政治生态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一、汉武帝酷吏政治的由来

公元前一四零年，西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也趋于安定，政治统一。当时的官方之学是黄老，虽然说他对于西汉国家财富的积累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导致了地方行政的不作为和中央行政权力的涣散。同时社会财富在积累的同时，也因为财富分配的不公为社会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此时，若继续沿用黄老之学，则会进一步加剧地方和豪强势力。

好在建元六年（前135）窦氏死后，儒家势力崛起，为酷吏政治的出现打下了官方思想上的基础。由于不治儒家经书的博士均被废罢，只剩下儒家的“五经博士”，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因此确立。

其次，在汉武帝时期，官场多腐败，大小贵族官吏利用手中的特权侵吞百姓的土地。如当时的灌夫，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陂池田园，宗族宾客为权利，横于颍川。另外贵族、官僚在侵吞百姓田宅的同时，还内外勾结、代公为私、索贿受贿，既盘剥小民，又侵吞国家财产。

还有当时的官场行贿之风愈演愈烈，像田蚡和主父偃两人就是贪官的典型，还有司法腐败越来越严重，一些执法之吏出现贪赃之事，像杜周，此人为廷吏时晚年家产巨万，而他初为廷吏时非常贫穷。另外由于汉武帝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想盐铁官营，算缗告缗，这些都为官员们创造了侵夺财产的机会，所以为了惩治贪腐，汉武帝不惜任用一批酷吏。

当然，汉武帝时期酷吏的产生也与立法有关，为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央权力的集中，法律制度开始逐渐增加了许多新的罪名、刑名，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和上面所讲到的出现吏治腐败、地方势力过大有着密切的联系，而这些法律制度的实行最终还是要倚靠官吏。

最后，汉武帝时期重用酷吏与其个人性格和所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息息相关。在汉武帝时期，时常有战争的爆发，长期战争的耗费使得国库十分空虚，汉武帝于是推行盐铁官营，货币改革等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有计划地向那些商贾豪强进行掠夺，这就需要酷吏来具体实行。另外，汉武帝重用酷吏也是为了削弱外戚势力的需要，当时外戚群体严重地影响了朝廷的决策，避免外戚干政是汉武帝重用酷吏的又一原因。

可见，酷吏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是一种必然，而非是一种偶然的历史现象，他的产生一直都和汉武帝在其执政时期所要解决问题而采取的一系列强化封建皇权的措施息息相关。总的说来酷吏之所以能在西汉中期集中出现，独开严酷之风，归根到底是因为它适应了统治者“强干弱枝”的政治需要，满足了汉武帝“一统乎天子”的集权欲望。

二、汉武帝时期酷吏政治的发展

汉武帝时期酷吏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分别是兴起、鼎盛、衰落。在兴起时期，汉武帝主要对文景之治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解决，酷吏由此兴起。之后，随着矛盾的加剧和新矛盾的出现，还有汉武帝个人宏图大略的展开，酷吏政治进一步繁荣，更重大改革被推行，酷吏政治达到顶峰。最后随着汉武帝各项改革的完成，酷吏政治最终走向衰落。

（一）酷吏政治的兴起

汉武帝在刚即位之时，西汉社会表面看似歌舞升平，但是却面临着三大问题，首先就是七国之乱的教训尚未远去，分裂势力仍然存在，那些在政治上享受特权，经济上具有实力的诸侯王和中央的矛盾只是有所缓和，但是并没有完全解决。

第二由于一直主张黄老政治，萧规曹随导致官吏日益增多，且政策越来越老旧，不能适应新形式的变化，吏治问题日益严重。其三就是当时内部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地方豪强兴起，豪强们巧法使假，对当时的经济运行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使得财政压力增大，财政问题日趋严重。

在面对着地方势力割据的问题，酷吏们积极参与对其消灭的斗争。在面对元狩元年淮南衡山王谋反时，酷吏张汤和咸宣处理了此案，“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史记·酷吏列传》）对于吏治的危机，汉武帝任用酷吏，将察举制确立下来，又选用大量的博士子弟，同时酷吏们还推荐了一大批的文学之士，如王温舒、尹齐、杜周，这些务实能干的新生酷吏慢慢地成为了酷吏政治的主力军。

在面对地方豪强和财政问题的时候，汉武帝先是增派酷吏去地方任职，开始对地方的豪强进行全方面的打击。从建元以来到元狩期间，在地方任职的酷吏便有六位，并且酷吏们对于当地的豪强打击可谓是史无前例的，并且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史记》中记载王温舒任广平都尉“齐赵之郊盗贼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为了解决由于战事而带来的财政危机，同时进一步整顿吏治，元光五年，汉武帝分别任命酷吏赵禹和张汤为太中大夫，主持修订律令，同时又对监察和司法体制进行完善，这是对当时存在的种种问题从法律上进行解决的尝试，酷吏是贯彻这一政策的主力军。

元朔年间，更多的酷吏开始担任御史一职，仅有史料记载明确的就有王温舒、尹齐、咸宣、杜周，在司法系统中，自元朔三年到太初二年凡二十三年之间，酷吏控制廷尉一职长达十六年。可以说，这一时期酷吏已经掌握了监察与司法重权，对吏治进行了整顿。

（二）酷吏政治的兴盛

于元狩中后期，新的征战再次导致了财政危机，《平准书》就记载：“大农陈藏钱经秏，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而这一年，酷吏赵禹开始担任少府一职。面对着这更加严重的财政危机，长期以来的财政政策显然已经不适用了，汉武帝便着手开始了财政改革，其中以张汤为代表的酷吏在其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张汤总揽了改革指挥的职责，他请造白金及五铢钱，又笼络天下盐铁，排斥大富商商贾，出台了告缗令，锄去豪强并兼之家，提出了改革的总方针。但是在张汤总领下的财政改革也引发了空前的盗铸浪潮，同时，吏治的问题更暴露无遗，有的地方官吏监守自盗，私自盗铸者不可胜数，又因为汉武帝推行的告缗政策，地方豪强带头引起在地方的骚乱不断。

为了处理上述问题，确保财政收入，在中央已经掌握了帝国监察系统和司法系统大权的酷吏被大量地派往地方，在众多的酷吏巡查下，大量的不法官吏被免，同时对于骚乱的平息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出现了秀衣直指，他们也被派往各地进行平息骚乱，设置直指是武帝临时赋予御史大权的特殊措施，直指的设置使御史在特殊时期掌握了司法权和一定的军权，御史因此变成了移动的监察司法机构，这时候，大量担任御史的酷吏们可谓是在监察司法系统内权势达到了顶峰。

（三）酷吏政治的衰落

作为汉武帝的工具，酷吏的酷吏政治的衰落是与个人专制皇权的喜好密切相关的，同时，这些酷吏们也是根据汉武帝的喜好来行事，像杜周基本上就是以武帝的意旨治狱，凡是汉武帝想从重处罚的，他便对此进行诬陷，要是汉武帝想进行宽容开释的，他便进行拖延审理。所以看上去酷吏是依照法律办事，其实这些传统的具有客观性的法律不过是汉武帝旨意的条理化。

但是当汉武帝逐渐步入晚年，皇权已经大加稳固，他也失却雄心壮志之时，汉武帝的专制皇权权威已不再需要酷吏们进行强化，这时，酷吏的地位衰落也逐渐成为一种必然。另外由于酷吏抱着宁可杀错，不可放过的原则，不仅对于宗室贵族官僚豪强们进行严厉打击，也错杀了一些无辜百姓，这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阶级矛盾。所以这个时候拿酷吏开刀来缓和阶级之间的矛盾也成为了一个理所当然的选择。

酷吏政治的衰落是以张汤之死为开端的，这与财政改革的成功与阶级矛盾的逐渐凸显息息相关，在酷吏政治的后期，酷吏们最终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和替罪羔羊。元鼎二年十一月，张汤被迫自杀，之后酷吏在财政部门中权势不断下降，张汤的死标志着酷吏对财政改革主导权的结束，到了元鼎年间，只有杜周、咸宣尚且还任御史中丞，元鼎以后，在史籍记载中，在监察系统中的酷吏越来越少，酷吏在监察系统中的权势也不断衰退。

三、酷吏政治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政治在当时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影响。首先，在抗匈平乱的战争中，酷吏态度鲜明，身体力行，为稳定祖国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贡献。武帝元鼎五年，南越王吕嘉起兵反汉，汉武帝任命酷吏杨仆为楼船将军前往讨伐，成功平定叛乱。次年，东越王余善又起兵乱汉，酷吏杨仆、王温舒率兵出征大破之。

其次，在打击诸藩、排商抑贾的斗争中，酷吏有胆有识，有效地促进了中央的集权和统一。像盐铁官营、告缗之举，这些措施是汉武帝打击工商奴隶主的重要措施，虽然不是那些酷吏首创，但是正是这些酷吏的积极支持与执行，所以财政才能支出对外征战的巨大费用。

一般认为，酷吏的行政能力较强，并且毋庸置疑，所以往往酷吏更容易受到皇帝的宠爱，仕途上晋升也更加快速，这就让酷吏政治慢慢地成为一种官场风气。酷吏们大开杀戒的行为成为众多官吏的效法对象，所谓酷吏政治，就在于它已经造成了官僚政治生态的严重变异，从而导致官民关系高度紧张，官民冲突日趋激烈。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最能体现出酷吏所造成的影响还在于其对于豪强的打击，酷吏往往将除暴安良作为其重要的社会职责。像王温舒在任广平都尉时，已经知晓河内的豪奸之家，等到他上任时，即部署人进行捕捉，同时连坐的达到千余家。

酷吏虽然受到当时皇权的十分重视，并且在治理地方时权力较大，但是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却很少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派别势力，分析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就是酷吏是直接受皇帝管辖和任命的，他们本就是皇权为了打击诸侯、豪强权力的工具，要是他们结党营私则成为打击的对象。其二就是酷吏之间虽然有一定的交集，但是他们往往因为各自理念和出仕背景以及阶层的不同，很难形成派系。第三，当时的社会环境也不允许他们进行结党营私，因为他们得罪了太多的豪强贵族，一旦出现拉帮结派的行为很容易引火上身。

酷吏与豪强之间的关系并非是打击与被打击之间那么简单，事实上部分酷吏在打击豪族的同时会任用一部分的豪族为其爪牙，如义纵“平氏朱强、杜衍杜周为纵爪牙之吏，任用迁为廷尉史”，还有一些酷吏通过手中权力反倒是也成为了豪强中的一员，如王温舒年轻时盗墓，为官善事有权势者，数年后家中资产累计千金。还有一些酷吏则争权夺利，依照自己的喜好或包庇一些豪强，或打击一些豪强，如周阳由和王温舒等一方面打击豪强，一方面又任用豪敢恶吏，包庇其罪行。

这样酷吏为社会带来的结局就是地方社会治安在短时间内大幅提升，许多酷吏也因此而得到升迁，王温舒治理广平“以故齐赵之郊盗不敢近广平，广平声为道不拾遗。上闻，迁为河内太守。”从社会秩序稳定的方面考察，可以看出酷吏治域下的社会秩序良好，大多豪滑之民也得以规范。

另外，从史料可知酷吏一般治理的是郡级及以上的行政单位，而西汉的基层管理缺乏制度上的监察，并且西汉社会县级及以下基层的监察和任官由郡守（太守）掌握，这就给了酷吏极大的权力，同时也将基层的百姓排除于皇权监察管理的直接范围内，正因如此，地方的豪族大姓才不断强大。

总的说来，酷吏政治并没有真正地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酷吏主要的本质的作用是在巩固皇权的统治，短暂的社会严酷治理仅仅只是掩盖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深层次矛盾，从短时间看，道不拾遗，长时间看则吏民乱败，轻视违法犯罪，各地的盗贼四起。因为矛盾最终仍然无法解决，所以最后才会出现大范围的农民起义。观《酷吏传》，构成汉武帝时期酷吏全部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督盗贼”，这个盗贼显然包括了当时起义的民众。

另外，汉武帝大量起用酷吏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打击地方豪族势力，所以大量的酷吏都在治理着关东地区，但是西汉的一部分豪族却未因此而衰败，反而是更加壮大。“西汉豪强大族的一部分，经济势力日益巩固，又得为儒学世家，由通经入仕，而使自己政治地位上升，遂成为东汉的世家大族。”豪族凭借其实力占有了地方基层社会的官僚权力，不断世官化，事实上是培植了地方豪强的权威性。

四、对于酷吏政治的评价

任何时代必将有与之相适应的事物产生。酷吏的产生自始至终都伴随着皇权，汉武帝时期的特定历史背景为其提供了生存的土壤。但是司马迁作为记述者，其在治国方面仍然是主张德治，反对残酷的统治。对于司马迁来讲，他认为在一定的形式条件下，酷吏酷法仍然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中央统治较为薄弱的时候，要制止那些豪强地主，避免他们在地方上互作非为，不用酷法治之便无法奏效。

当然，许多酷吏并非完全按照皇权的意志办事，事实上许多酷吏在执行汉武帝的命令和政策时，多滥用自己的职权。酷吏们多有处事偏执，好走极端的性格，所以总是秉着宁可错杀，不可漏网的原则，他们往往量刑过重，导致惩治扩大化，致使许多无辜的民众受到了牵连。另一方面，酷吏往往得罪了大量的皇亲贵族，所以必要时也被皇权拿出来做替罪羊和牺牲品。正因为这样，所以酷吏的下场往往也比较残酷，被斩和弃市的都有，还有像王温舒五族俱灭。

学界对于酷吏政治往往有多种看法，有较为正面的评价，也有较为负面的论述。负面的评价主要是针对的是酷吏对于当时普通百姓的欺压，如孟祥才的《论西汉的酷吏》，这也有史实可以证实，汉武帝后期统治时出现了较多的起义，而政府对于这些大量的农民起义又越发力不从心无法掌控，这时汉武帝便提出了“沉命法”，规定太守以下的大小官吏对辖区内的农民起义不能及时发觉镇压者处死。“沉命法”的出现使大量的基层百姓处于酷吏严酷的镇压之下，正所谓因酷吏而起，因酷吏而结束。学界主流的观点是认为酷吏值得肯定，因为酷吏的主要镇压对象是宗室和豪强。另外还有一种观点是从演进过程来看，各有肯定和否定之处。

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开篇引用了孔子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又在《循吏列传》中讲：“法令所以导民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可以看到，相比于酷吏，司马迁更偏向于循吏。虽然说酷吏对于收归地方权力，填补国库，打击豪强势力等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其本质仍然是封建皇权的私人统治工具，至于循吏则是奉公守法，从国家层面执行各项政策，两者的根本区别便在于此。事实也正是这样，在汉武帝之后，虽然权力更为集中，但是政治却更加混乱了，这不得不说是成也酷吏，败也酷吏。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政治告诉我们，绝对的权力会带来绝对的腐化，这是人性与生俱来的特点，法制完善的同时，也需道德建设的加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也是法治胜过人治的地方，但是很多时候，德治往往能规戒法治无法触及到的领域，而法治对于道德无力约束的领域，又能以强制的措施给予人引导和惩戒。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作者简介：缪如炜（1995-），男，汉族，浙江杭州人，硕士研究生，重庆大学，研究：中国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