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基建是扩大内需的重要驱动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也是国家安全的物质基础。顺利推进新基建各项工作的前提是准确把握新基建的内涵特征；推动力来源于新基建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安全发展的战略意义；实践层面要求统筹好新基建和传统基建、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技术引进与人才引进、国际分工与独立自主四大关系。

关键词：新基建；经济发展；安全；高质量

我国经济已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型产业与高效能产业发展是重要的特征。自2020年后中央密集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稳住经济大盘注入了动力，赋能生产、消费、社会治理等多领域，助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放在2023年重点工作的首位。消费和投资共同构成内需。作为投资的重要组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逆周期”调节作用突出。

一、新基建的内涵特征

新基建主要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三方面，涵盖了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个重大领域。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相比，两者都具有公共性、通用性、基础性的共同点。但两者的区别也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基建内涵不同。传统基建指的是物理状态的国家基础设施，如矿井、公路、铁路、桥梁、机场、社会公用事业、农田水利等基本设施建设，消耗的是大量的钢材、水泥等建材。经过连续多年大规模投资，交通、能源、水利等传统基建领域的存量基数已经较高，与之相反，面向未来的“新基建”却是刚刚起步、空间巨大。此轮新基建认真吸取了之前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期间的投资经验，绝非2008年“4万亿”等投资举措的简单重复。从基建内涵上看，“新基建”多为数字型基础设施，发力于科技端，有助于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强调的是与新经济、新技术发展前沿——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开发与运用紧密结合的基础设施建设。

其次是投资方式不同。传统基建的投资主体主要是财政预算资金和国有企业投入。新基建涉及的领域专业技术性强、成长前景空间大、发展速度快，所以未来收益预期也较高。这是传统基建不可比拟的优势。相对于传统基建，新基建投资主体更加市场化，激发的社会资本参与热情将会有较大的提升。政府债务资金、产业引导基金等会跟PPP等机制创新相结合，投融资模式将会不断创新。

第三是作用重点不同。首先，新基建偏重于技术含量。新型基础设施在推动人、机、物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过程中，需要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进技术的支撑。技术不断创新，标准不断提升，衍生出新的内容和形式，呈现持续快速迭代升级的趋势。从投融资角度看，在技术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持续引入增量资金提供支持。其次，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偏重于质量的提升。传统基建如铁路、公路、水利设施建设，偏重于硬件、偏重于有形物的数量的增加，而新基金与传统基建相比偏重于软件建设，如信息基础设施、科技基础设施的投入。

二、新基建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举措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基建是党中央深刻洞察和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当代中国现实，审时度势作出的长远战略部署，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举措。

（一）新基建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传统基建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属于生产和生活性服务业，但它对科技进步、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不大，而新基建偏重于信息化，通过数字经济和高端科技的快速发展为我国提供新一轮工业和科技革命的重要基础。2020年5月22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属于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5G网络基站、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核心就是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它能推动传统产业向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通过对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业和新型现代服务业的大力投入，能够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加速我国经济的结构优化，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创新和持久的动力，还能够大幅提高我国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养老和环保等领域的规模和质量，更好地服务于消费升级，更好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二）新基建是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的需要

当前世界经济出现衰退迹象。国际贸易投资萎缩，国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波动加剧；国内消费、投资、出口下滑，经济下行的压力明显。在出口和消费下滑、传统基建投资拉动经济的边际效用和收益递减的情况下，“新基建”成为当前稳增长、稳就业、优结构、挖潜力的重要途径。中央密集部署“新基建”，将拉动需求，促进就业，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以5G行业为例，中国5G产业每投入1个单位，将带动6个单位的经济产出。据预测，单是5G网络，到2025年的建设投资便将累计达到1.2万亿元。随着中央对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加大，全国各地正全力培育“数字土壤”。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单志广认为，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增长0.5%至0.62%。新基建借助线上与线下、软件与硬件、制造与服务、产品与服务、流量与数据、场景与内容相结合，把条块分割的技术张力、企业边界、商业疆域、产业界限贯通起来，能够形成产业跨界融合、企业互联融通、商业结构再造、技术集成应用的发展态势，进而衍生出全新的产业、业态、商业模式，实现产业经济从线性增长到指数增长的升级。

（三）新基建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的需要

所谓经济安全就是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稳定与持续，免于供给中断或价格剧烈波动而产生的突然打击，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市场和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威胁。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信息安全、金融风险、贸易问题、民族工业保护问题、石油供应、重要矿产资源保障、粮食供应、就业问题，而产业安全乃是经济安全的核心。进入信息时代，由于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互联网向物流、消费领域渗透，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掌控以及网络安全已经成为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核心问题。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发达国家在一些关键技术与核心产品上对我实施出口管制，我国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互联网、高端生产装备、新材料等多个领域都存在产业安全风险隐患，相关制造业不仅面临低端锁定困境，产业链安全和供应链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在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中，大量使用进口的芯片、软件和控制系统，“掐脖子”将会给我国产业安全、经济安全带来严重后果。而新基建的5G、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建设将会形成强大的市场支撑，特别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助于我们逐步解决新兴产业核心技术“掐脖子”问题。

而信息安全问题是未来产业发展必须重视解决的问题。在产业互联网时代，数据将成为产业互联网时代的全新生产要素。数据在产业链中的采集、挖掘和使用关系到国家安全、企业商业利益和个人信息保护，一旦出现安全问题，将构成极大损失。如5G和工业互联网带来“触网”终端数量与种类爆发式增长，现有的以用户为视角的安全观已无法满足需要；数据的无限流动，也会给安全防护带来巨大挑战。尤其在政务数字化、制造业创新、银行数字化转型、城市智能化等产业趋势下，实现从网络安全到产业安全的快速升维，建立产业安全战略观，推动安全主体从以人为中心向以产业为中心转变、安全思维从被动防御向主动规划转变、安全形态从合规导向的集成安全向数字资产的原生安全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新基建的发展将会增加安全思维、推动安全管理系统、安全技术储备、安全人员培养、安全生态建设，使我们获得人才、资金和技术积累，逐步解决数据安全、网络安全、信息安全问题。

（四）新基建是积极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战略需要

新基建是我国积极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抓手。世界工业历史上已经经历过三次工业革命，目前正在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迈进。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于18世纪60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使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英国是发起国，法国、美国、德国是参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电的发明使用为标志使得工业生产进入电气时代，发生在十九世纪中期，主要参与国美、德、英、法、日、俄。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为代表，主要发起国为美国。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石墨烯、基因、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应用、可控核聚变技术为突破口的工业革命。主要参与国为美国、中国、日本及英德法等欧洲国家。我们不难看出，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美国都是积极参与者，第三次工业革命美国是主导者。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是核能技术由可控核裂变向可控核聚变转变，信息技术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数字技术向互联技术、物联技术、智能技术转变，新材料技术、基因技术的发现和使用，而在材料技术、基因技术、芯片技术方面美欧日拥有一定优势。我国在通信设备、高铁、核电等领域有了一定发展，特别是在通讯领域，2G时代我国企业几乎不掌握核心技术，只能被动跟随；3G时代我国提出的TD-SCDMA成为重要的国际标准，实现了核心技术从无到有的重大突破；4G时代我国推出的TD-LTE成为全球两大主流标准之一，基本实现了与国外企业并跑。毫无疑问，5G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中国在通讯、核能、高铁方面的成就表明中国已经从第一、二、三次工业革命的追随者转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我们与美欧日在材料、芯片、操作系统、基因技术方面还存在一些差距，而新基建的战略投入将以巨大的市场以及人才、技术方面的支持促进我们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方面的差距，为我们积极参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创造人才、技术和产业条件。

三、推进新基建需统筹处理好四个方面关系

新基建在推进过程中须统筹规划、循序渐进，在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的基础上，逐渐释放出巨大的创新效应、驱动效应。

（一）正确处理好新基建与传统基建的关系

“新基建”和“老基建”是互为条件、互为支撑的。老基建是新基建的发展基础，“老基建”需要“新基建”为其注入新内涵、新活力和新应用场景，“新基建”则需要“老基建”的基础设施、工程队伍的有力支撑和广泛参与。新基建由于注入了科技元素，以信息化为核心，体现了科技兴国的战略部署。新基建借助线上与线下、软件与硬件、制造与服务、产品与服务、流量与数据、场景与内容相结合，把条块分割的技术张力、企业边界、商业疆域、产业界限贯通起来，能够形成产业跨界融合、企业互联融通、商业结构再造、技术集成应用的发展态势，进而衍生出全新的产业、业态、商业模式，实现产业经济从线性增长到指数增长的升级。当前互联网产品用户量激增、渗透率提升，云办公、云课堂、云视频、云带货的需求不断增加，未来自动驾驶、人工智能、智慧医疗将会得到更多应用，云消费、云办公、云会议、云娱乐将会得到更快发展，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将使制造业向云制造方向发展。这就要求我们两手抓，采用“老基建”托底，“新基建”加力的双轮驱动模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认真处理好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的关系

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原则是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无论传统基建还是新基建都具有基础性、公共性、通用性特征，它们的投入、运营、监管都离不开政府政策引领、规划的布局统筹。政府部门要认真研究国内外科技发展动态，密切关注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重视基建领域顶层设计。新基建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鼓励不同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开展合作，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力、敏锐把握市场和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政府在坚持“市场主导、企业先行”的原则下，要加强政务服务和制度保障，不断探索创新投融资机制和监管方式。与此同时，要研究新形势下促进新基建、信息产业发展的新思路，一方面要坚持市场经济原则，另一方面在政府采购、在政府招标中要向关系产业安全、网络安全、经济安全的国产化产品倾斜，努力为5G产业、为工业互联网建设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

（三）妥善处理好技术引进与人才引进的关系

高新技术产业是知识与技术密集且创新投入巨大的产业，技术创新是其发展的核心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民企的华为、中兴、腾讯、海尔、美的、OPPO，国企的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在行业核心技术的研发方面都取得了喜人的进步，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芯片设计生产、操作系统、发动机技术、材料技术、生物医药等核心技术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我们要坚持引进与自主创新相结合，难以引进的要走自主创新之路，行业自主创新起步较晚的或者与国外核心技术代差较大的可通过人才引进来缩短距离。我们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改善人才创新创业环境，完善科技人才引进和考核标准，一方面做好外籍高端人才的引进工作，另一方面要做好高端产业急需人才的留学生归国工作。

（四）科学处理好国际分工与独立自主的关系

国际分工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当前国际分工中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以现代技术、工艺为主导，产业部门间的分工逐步发展为部门内分工，水平型分工多于垂直型分工。中国入世之初被作为劳动密集型国家，但近20年来我国的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有了明显的进步，技术密集型国家产业垄断利润受到威胁，华为遭受的“技术围剿”一方面表明改革开放后我们的产业发展已经打破了昔日的国际分工的平衡，另一方面表明国际贸易中的“逆全球化”思潮已经变成了实际行动。对此，我们要坚决表明坚持“全球化”的方向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坚决反对技术壁垒、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战略，根据国际分工的新特点和自身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优势，做强做精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和服务，在高新技术领域，以新基建为契机，加大基础理论研究投入力度，重视应用型科技研究开发，特别是在产业核心技术的研发应用上，彻底摒弃以市场换技术的幻想，坚持市场主导、财政资金支持的方针，推动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努力实现高端产业核心技术的突破，解决产业发展中的“掐脖子”问题，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奠定技术和产业基础。

作者简介：

汤丽娟（1977-），江苏南通人，南通市行政学院市情研究室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