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如果把“中国南方”看作一片广袤而绵长的当代艺术发生地时，它的样貌形态，背后的逻辑与秩序，会是什么样的呢？当“游牧”成为一种当下社会愈发普遍的生存现状时，文化艺术从业者们又是如何去适应这样一种新的创作状态的呢？

对南方艺术生态进行观察、交互和畅想，是本次从深圳坪山美术馆新展“游牧在南方：河流、隧道、湿热、星群”出发的又一次研究性探索。在策展人崔灿灿、坪山美术馆馆长刘晓都、多位参展艺术家和在地观察员对“南方”的阐述中，南方不再是一个强地域指向的说法，而是在探寻一种艺术存在的方法，甚至一种文化的处境。

“游牧在南方”通过历时两年的前期调研与为期5个月的实地走访，协同5位深耕于不同在地的策展人“观察员”，在美术馆内呈现约200多件作品的同时，也一并生成了纪录长片《南方青年》，以及101位南方艺术家的创作档案。这一系列密集的“行动”，正在着力编织着一张新的艺术生态网，捕捉此地此刻，呈现着“中国南方”正在经历和发生着一些什么的微观创作场域。

part 1 “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将南方连接起来”

并不是谁都可以轻易提出“中国当代艺术第一次将南方连接”这样宏大的策展理念的;是多年的在场，高密度的积累，以及与整个大环境足够多同屏共振的成长与“野心”，促成策展人崔灿灿又一次以“暴走”的姿态去介入和呈现中国当代艺术现场。不同于以往如“夜走黑桥”般以爆发性的方式去展出和呈现作品与创作状态，崔灿灿认为“游牧在南方”无论从展览语言还是策展方法上，它更应该是一个“缓慢生长的过程”：“如果过去我们应对艺术、应对现实的方法是一种激烈的、快速的、强力的，那么‘南方’则给了我们另外一种缓慢的、蔓延的、绵长的，完全不同的秩序与生态。”

在开始历时5个月田野调查之前，展览项目组便委托了6位长期进行在地工作的“研究员”，通过他们的认知和眼光，来建立一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评判艺术的标准，来重新寻找“散落”在艺术市场秩序以外的艺术家。“南方”概念的提出，也不仅仅是为了探讨一种艺术在“地方”上的形态，更旨在打破以往与中心进行连接的习惯，重新连接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

崔灿灿：我常年生活在北京，我的视野是极其有限的，而且我能看到的艺术家都是北京、上海的画廊过滤过一遍的艺术家，如果他不在798做展览，如果他没有参加上海在今年（2023年）11月320个展览的其中一个，可能我也无法（对艺术家）有所认知。我所有的信息都是被机构、媒体、美术馆所塑造的，所以我们试图寻找一些新的视角。于是就有了我们的几位观察员。

刘晓都：整体上来说，这么多年来“北漂”已经形成一种定势。相比之下，“南方”就成为了一个相对被忽视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要关注的，正是一些仍然在地方上去做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他们在干什么，他们是怎么生存的？

part 2  展览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生命质感，和缓慢又独处的可能性

五层楼的展览现场，集结了来自八省一市：广东、福建、江西、湖南、重庆、贵州、云南、广西、海南的一百多位青年艺术家和五家长期深耕在地的艺术机构，每层楼以一个独立的主题单元来命名，而不突出强调每位艺术家所居住的地域或城市，更多是从作品的创作语言和主题上来形成某种呼应与连结。在创作现场，“地域”显然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崔灿灿：你会发现在南方有非常多的艺术家，他们是非常自我、非常独立的，甚至某些方面由于他们的自我，他们面对这种强物质性的商业环境，仍然能够保持有多种多样的趣味。

在展览一楼的主展厅，作品数量之多，以一种随性自由的姿态散布在展厅的各个角落：来自艺术系统内但又以不同“生长”姿态示人的机构展区，与艺术作品语言和形式上的多样性并置，这场看起来略显“野生”的展览现场似乎并不关心具体的“作品”本身，旨在编织一个关于艺术对于人的“意义之网”。来自深圳的“打边炉”，在展览现场的展墙上手绘了布满了三面墙的“编辑之网”，来主张艺术写作本身应该是流动的，去中心化的；来自海南的独立艺术家组织“找房团”，展示着唐浩多发起的“无墙幼儿园”项目中小朋友们创作的口述诗，他关注的是中国儿童，尤其是困难儿童成长的社会议题；来自福建厦门的郭国柱，他拍摄城市化过程中逐步消失的“附近”：被遗弃的村落，熟人社会的瓦解，地缘关系的消失，站在城市的对立面，他思考人何去何从的问题；来自贵州的艺术家小组苗文翻译局，他们把“空调”“汽车”“互联网”这些全新的汉语词汇翻译成苗语， 他们关注的是如何用母语表达当代生活。

1.钟刚（打边炉发起人、主编，居住深圳）：打边炉早期有一个工作方法，我们只采访我们认识的人，我们要跟他接触三次之后才会跟他做访谈，我们从来不会委托一个人去认识某一个人，去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跟他产生（纯）工作上的关系。这种自我的发明也是一种“南方性”。

2.唐浩多（“找房团”发起人，艺术家，居住海南）：我觉得现在艺术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和做事的一种方法。艺术当然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是我的目的，而是成为我的个人意志的延伸，一种“义肢”。我内心的某个念想和在意之事，才是我持续做艺术实践的动力。在对内心的回应和行动中，艺术是我最熟悉的方式之一，所以我理所当然会生产艺术。用“创作”这个词来描述我的艺术实践，其实不太恰当，我的实践已经不局限于“创作”，而是行动。从更广的维度来看，我所做的事情，已经延伸到在艺术之外了。同时，我也不希望我自己被“艺术家”这个身份所束缚，我将来可能会尝试做更多的东西。

3.山河跳！（艺术家小组，居住广州）：我一直以来都对命运好奇，这也体现在创作里了。近期在学习心理动力学精神分析，好奇于自身和各群体的心智化。最近我意识到长期参加、主持许多活动多少是出于孤独感。可作为艺术家和一个人很应该学习享受寂静的时光，这点还得向各位学习（黄河）。

4.贺子珂（艺术家，居住贵州）：我感兴趣于环境对事物的塑造，以及它们在更长的时间线中的演变。例如，一段石滩也许即将被大坝蓄水淹没，但在更早以前，这里也曾是一片海洋。

5.啾小组（艺术家小组，居住深圳）：“我觉得艺术它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可以去实现文化上的同质化和异质化之间的这种张力的。（方迪）”

崔灿灿：“南方不仅提供了一种在地经验，它同样提供了一种自然，一种气候，一种人文，对这里的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影响，而这些并不是为了表述南方的重要性，而是为了给我们今天过于单一乏味，无论是在北方或者在其他地方，为我们今天单一乏味的价值观提供更多的出口，提供一种多样性的可能。”

part 3  另一种时空观，既是魔幻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未来的，也是已然发生的

如果说“逃离北上广深”不再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而是一种长期社会结构变化的先兆，那么“游牧在南方”是否也会成为艺术家们反向“逃离”中心的一个发展趋势呢？长期来看，所谓“艺术中心”是否也将面临转移或瓦解？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2023年大城市在恢复“解封”后的正常秩序后，原本在2022年离开一线城市的人口并没有迎来“回潮”，相反加剧逆转。在这些成长于急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当中，折射出了另一种时空观，既是魔幻的，也是现实的；既是未来的，也是已然发生的。

1.解丁泉（艺术家，居住江西）：北京有艺术生态，但是北京没有艺术需要的问题。

2.啾小组：艺术家回到一个更便宜、更适合他创作的地方，我觉得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但是像大的艺术中心城市，可能长远来看都不会转移到南方，不会转移到深圳或者广州这样的城市。它涉及到城市本身的的行政规划，政策上的支持。在这个环境下，它并不能像以前的巴黎，现在的纽约那样，让每个艺术家都认为他们是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或者说这是否是未来的一个愿景，我是没有看到的。（章寅）

3.山河跳：我们的版图在北半球。当我们说“南方”时，是站在哪里的视角呢？在岭南的生存充满了更多的严苛考验，我需要从这些考验里突破很多复杂的人生课题。无论是岭南的民风习俗还是生态环境，我一直在努力磨合，现在更多是旁观。（黄山）我更认同禅宗六祖慧能说的法无东西南北（黄河）。也许对于金星人和天狼星人而言，我们地球是升级打怪用的修炼场。（黄山）”

4.贺子珂：“南方”本身是多面的。有时候它充满了可能性，有时候它在倒退和停滞。它是自由的种子，也是容易采摘和腐坏的果实。我们现在谈论的“南方”是只有当被“中心”观察的时候才出现的“南方”，它的状态是由观察者决定的。

5.唐浩多：在海南岛生活过的人应该都有所体会，这里的生活节奏很慢很松弛，经济收入也不高。我曾到一个海边的村子里走访时听见一位阿姨说：“我们不像你们大陆人（她当时以为我不是本地人），想赚更多的钱，我们赚一天就吃一天，想赚得多烦恼就多，你看我们村里很多人都是活到90岁以上，我们没有什么烦恼。”我觉得这位阿姨的生活观代表了大多数本地岛民的观念，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并不向往所谓的“中心”，也不认同“中心叙事”。我认为“边陲”、“地方”与“中心”是平行的关系，并不存在主次的关系。只能说，它是不同于“中心” 的另一种叙事。我觉得按照自己的节奏去生活和行事才是作为人最舒适的生命状态。

崔灿灿：“在南方，我突然想到了“垮掉的一代人”，我们就该垮掉。我们就应该有另外一种时空观，不然我们在今天满是困境。卷不动，卷不成，卷得很累，结果到最后你发现艺术能提供什么呢？在南方，当我看到那么多艺术家，他们学会的一种独处的方式，他们面对生活有一套自己生活的方式，我问一位福建的艺术家：你卖不掉作品，现在经济上怎么解决？他说穷惯了。你听着很讽刺，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世界观。”

part 4当“游牧”成为艺术家的新日常，如何重建自己的“附近”

“附近的消失”是近年来被反复讨论的一个议题。由人类学家项飙提出的“附近”，不特指物理意义上的近处空间，而是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封闭的产权等城市空间肢解了社会关系，加剧了个体孤立。陌生化会让个体与周围的生活乃至世界产生隔离，而重建“附近”或许可以重新激活维系社会共同体的活力和凝聚力。

面对多样化的社会现实，艺术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着一系列微妙的变化。在艺术市场蓬勃发展的“发达地区”，艺术已然发展为一种功能性的、职业化的追求，这种单一的发展关系使得以艺术来连结现实的方式也充满了“无力感”。艺术世界同样也在面临着一个“附近的消失”的问题。如何重建“附近”，或许就从艺术家如何重新看待做艺术与生存之间的关系开始。

1.苗文翻译局（艺术家小组，居住贵州）：自从经历那段荒唐的封城后，我就不太关心社会议题了，只关心自己的日子（和家人努力生活）和创作问题（如何用母语表达当代生活，如何用各种艺术语汇进行个体叙事）。

2.李有杰（艺术家，居住云南）：人就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谓未来和价值观是相关的，这就得先回到个人，先重新认识个人，再重新认识历史、认识万物。肉身在场，新的可能性就是必然。

3.蔡泽滨（艺术家，居住潮汕）：汕头的生活节奏比较缓慢，也相对悠闲和自由。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内心会更加平静，生活上没有很强物质动机，可以更纯然地观察和理解日常生活。这种状态对我来说可以更好地从日常生活提炼出奇异的感受。

4.郭国柱（艺术家，居住福建）：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在泉州永春的乡下，是真真切切的山；而泉州闻名于“海上丝绸之路”，地地道道的海。山海交汇，是稳定和流动的双重冲刷，可以观看到更多的可能性。泉州作为一座现实意义上“忒修斯之船”般的城市，它带来的信息时刻在我血液里流淌。

5.雷童（艺术家，居住广西）：我今天开始在想，我是不是可以回到桂林，因为我的创作主题和桂林有关系，我总在北京创作桂林有点奇怪。加上这次展览的机会，我更在想我回去我能找到什么？目前我没有答案，我还有一点怀疑能不能找得到（答案）。这种状态其实并不是真正回到桂林，而是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回到我的家乡。

崔灿灿：在南方，你能看到非常多不同类型的艺术家，和艺术创作的价值。在更多样化的现实里，重新找寻艺术和人之间的关系：它可能是一种更平等、更亲近的、而不是一种功能性的、职业化的追求。我们试图通过这次展览，通过这次聚会，让大家认识，让大家连接，让大家可以除了地方之外寻找到它的附近左右，寻找在南方的一些丛星，像星丛一样串联的可能。

part 5 理想的机构没有姿态，也没有边界，仅坚持必要的工作质量

在谈到美术馆作为一个平台是如何通过一个展览来搭建和维系一个上百人如此庞大的艺术家网络来促进交流和连结时，馆长刘晓都给出的答复是，一个100+人的艺术家微信大群，还有在公众号上即将呈现的，完整的、101位艺术家访谈的文献档案。不干涉、不设限，本着一种“生态性”的原则，才可以让人更好地欣赏和理解文化的差异性，以及这种差异性存在的合理性。或许这也是在“南方”体现一个机构公共性的最恰当的一种表达。

作为本次展览的一个重要“衍生品”，雎安奇导演跟随着“游牧在南方”项目组一起走访了9个省市，一路记录了该项目每一位参展艺术家的采访与拍摄，并将呈现为一个90-120分钟长度的长纪录片《南方青年》。作为雎导“当代艺术三部曲”里的一个组成部分，或将在今年内进入更多人的视野里。

崔灿灿：“游牧在南方”，一方面在做我们面对的现实，再把艺术回到人，回到现实，回到不同的领域去寻找艺术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试图不断地在拓展展览的类型和展览实验的可能性。

像“游牧在南方”这种展览，“九层塔”这种展览，只有在坪山美术馆能发生，我们无法想象北京的美术馆会去做这些展览。北京和上海这些美术馆更关心的是重要艺术家的个展，关于中国当代艺术主流历史的回溯，以及西方大牌艺术家引进中国这样的展览。

是晓都馆长的坪山美术馆，让中国当代艺术多了几种类型的展览。就像在你们wallpaper*卷宗之前，没人会把“艺术、建筑、设计”放在一起去谈一样，在九层塔之前也没有人会这样去做。因为它既不（单纯）是美术馆的使命，也不是建筑师的使命，又不是设计事务所的使命。

刘晓都：我觉得一个新的美术馆，要在深圳这样一个很面向未来的城市，它应该也是面向艺术的未来的。它的性格底色应该和当下的社会要合拍。当代艺术一定还是在反映这个时代的一些基本的问题、审美、和观念。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做当代艺术，才是最反映我们深圳最应该去呈现、去发生的‘那件事儿’，而不是一个泛艺术的说法。

自主生产依然是坪山美术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如何形成积累、生产，进而促进创作的意识。我们不仅要做一个有国际水准的、向国际标准靠近的美术馆，我们之所以把坪山美术馆定位为南方地域性特征比较强的一个美术馆，就是希望把地方性的生态做跟多的培养。我也希望这个不是我们唯一的一次展览，也许是这样一个区域性的关注计划的开始。

作者简介：

王珂（1989.04-），女，广东汕头，汉族，硕士研究生，讲师，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研究方向：现代艺术史、视觉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