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在上海地区得到了较大发展，舞台作为舶来品也在上海落地生根，成为上海资本家和有钱人的娱乐场所，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关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关系，以及舞厅背后的逻辑资本有着重要的帮助。通过探究民国上海舞厅的产生即其社会功能，可以更好的理解资本主义的扩张对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影响，更加深刻的体会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在当今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舞厅；资本主义；资本逻辑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我国著名的通商口岸和金融中心，自鸦片战争以来，上海成为我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商埠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成为远东地区著名的国际大都市。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文化则是政治和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受西方资本主义最先洗礼的地区，上海的经济、文化都深深打上了西方文明的烙印。娱乐形式作为文化的重要体现，也受到了重要的影响。 舞厅作为上海当时五大娱乐形式之一，可以看作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一、民国时期上海舞厅的产生背景

说书场、戏院、游乐场、电影院和舞厅是民国时期上海的五大娱乐空间，其中说书场和戏院的起源较早，可以称之为本土娱乐场所，而游乐场、电影院和舞厅则是典型的舶来品。生活于城市中的不同阶层分属与不同的消费群体。收入较少、社会地位较低的人群多集中在说书场和戏院，处于社会中上层、收入较高以及外国商人则多偏好游乐场、电影院和舞厅。其中舞厅被看做是体验摩登生活的典型娱乐形式。

上海的交谊舞，本是一个舶来品。虽然中国的舞蹈历史很长，上海也有本地的传统舞，却没有男女成对、相拥相抱的交谊舞。上海开埠之初，外侨人数并不多，他们在经商之余，开始在娱乐方面追求新的形式， 于是在周末或周日，便常举办各种舞会。借此来消遣助兴，排除寂寞，并用来进行一些社交活动。于是西方交谊舞开始登陆上海。不过，在辛亥革命前的上海并没有专门的舞厅。那时西洋人跳交谊舞，都是去饭店或夜总会、俱乐部的舞池。如礼查饭店、英国总会、德国总会、花旗总会、法国总会等，都是西洋人举办舞会和跳舞的场所。至少在1883年前的上海，华人尚不能进入外侨创办总会和俱乐部跳舞。也就是说，那时的舞会和交谊舞，还是清一色的洋人天。直到2O世纪20年代初，上海滩上才开始有了中国人自己开办的交谊舞厅，也就是华人经营的专业舞厅。

从较小的视域来看，舞厅的出现是上海外贸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然而从更宏观的背景来看，上海的舞厅业乃至整个上海的经济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链条上的一环。到了20世纪初期，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西方列强对落后国家的奴役和剥削已经从单一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为主、商品输出为辅的形式 ，这种转变使得剥削形式更加隐蔽和合法化。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破坏也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资产阶级不愿看到但又无法避免的“边际效益”。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冲击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向世界文明融入，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资产阶级正在按照他们的意愿来改变着世界。“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而上海舞厅的出现正是所谓资产阶级文明生活的一部分。

二、 对人际交往和社会心理的影响

脱离中国传统社交场合的任何特征根基，以进入的姿态而火爆上海的舞厅，通过其提供的独特场景、氛围、运行机制和心理暗示，对人际交往和社会心理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首先，舞厅促成上海社会空间的拓展和人际心理承受距离的拉伸。在家与职场之外，上海市民在舞厅里寻得了一种室内的空间扩展。传统社会里的人情—人伦—人缘关系链将人锁定在家庭与家族生活之中，而作为“重商主义思潮东方标本” 的上海，靠货币的力量，把人们拉离了家与家庭生活的禁锢，任其在商场、工厂或政界打拼漂泊，使人们特别是男性的社会空间有了质的扩展，从庭院之内到没有围墙的社会，而舞厅则给上海市民在家与职场之外，又铺设了一个位于室内，暂时的休憩、娱乐、交游的处所，使处于紧张生活节奏中的上海人多了一个空间来排解心中的苦恼、不满、愤怒与身体的疲惫。

女性活动空间的拓展。传统社会里女性活动的空间是狭小的，出嫁前囿于香闺之中，婚后也不能参与到社会所提供的数量极其有限的公众生活空间，如茶馆、酒楼、戏院，而仍旧围着家的庭院转悠。西方男女平等观念使上海不少女性走上了职场，“但职业妇女在上海妇女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还不大，大部分妇女仍未走出家门，未获得从事社会职业的权利”社会显示出男性化的单性特征。舞厅则在家庭与为数不多的职场之外，为上海女性开辟了一块宝贵的活动空间，不管是少数由舞客自带的女性舞伴，还是为数更多的专职伴舞的舞女，都在舞池里获得了难得的自由。在这里，她们可以尽情摇曳自己婀娜的身姿，畅意向舞客倾吐心中的不快，或贪婪搜寻她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总之，她们在舞场里获得了活动的自由。尽管女性的活动空间扩展落实在舞厅这男性视野的天地，有些悲剧色调，但它毕竟为社会空间由过去的单性向双性转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也为人们心理承受能力的延展展现了一个物化的世界。

舞场的物化世界，使人际的心理距离得到拉伸与放大。舞厅里人际的物理距离是狭近的，这种近使得人们心理承受力不断增强。

舞厅提供的场景是昏暗的灯光，闪烁的霓虹，紧挨的座位，人们在有些迷幻的氛围中，互不相识，或坐在台子里谈笑风生，或相拥舞池翩翩起舞。人们之间虽进行的是社交活动，但其物理距离却远远打破了社交距离的界限，而进入彼此的个人距离，但这并未构成对他人的侵犯与威胁，相反人们彼此坦然起来，对陌生人也是如此。舞厅和舞池用这种压缩的方式使人际的心理距离不断拉伸，容量增加，从而让社交活动中的提防陌生人的紧张情绪融解在这爵士乐和霓虹灯造成的舒缓里，彼此接受和泊近，消除紧张疲倦的感觉，远离相互算计的无奈。

其次，舞厅延续了男女两性自我印象整饰的激情，使上海人体味到生存的另类价值。“印象整饰”概念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他沿用莎士比亚“人生是个大舞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有如演员演戏”的观点，认为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人们总是通过言行来表现自己以便给人留下自己的印象，“印象整饰”就是人们社会互动过程中是如何在他人心目中创造出一个恰当印象的，或者说，运用哪些技巧能够使自己做出某种行为来让他人产生一种自己希望他人产生的印象，因而印象整饰直接涉及对他人印象的控制。上海舞厅延续了人们印象整饰的激情。在舞场这难脱暧昧的地方，不管男女，都希望博得对方的好感，如此方可建立一种相对持久的物质、情感与心灵交流，达致内心的某些愿望。如此一来，舞女与舞客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外表、着装、言谈、举止和风度给对方留下良好的印象，即通过印象整饰来博取对方的好感，而为达到自己的愿望提供方便。舞女获得舞客的好感与欢心，可受到捧戴，被叫“坐台子”，这样舞女既有大把的财富装入口袋，又抬高了自己的声望和身价 。在舞客中，当然也有真心爱慕舞女者，俯首甘为“拖车” ，或者为了满足虚荣心，想每次光临皆受到厚遇，或欲独占某女芳心，每晚能相守舞场一隅，倾诉呢喃，耳鬓厮磨，则必须通过绅士的言谈、阔绰的出手和温雅的行为来打动舞女，舞女也必须精心修饰自己，增强自身的魅力而使舞客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边。正是在印象整饰的激情中，上海男女调动了自身的潜能，使跳舞“焕发体内的力量”，超出“自然行为”，成为“公民”活动而“有效的吸引异性”  ，在对方目光与表情的肯定、赞许中获得被重视的感觉和人生的快乐与满足，体味到人生的另类价值与幸福，有效地驱除追名逐利重压下的“生活无趣”的厌世感。

三、“歌舞升平”背后的资本逻辑

舞厅的出现在改变人际交往关系和社会心理的同时，也给外界造成了某种假象。在民国年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一提到上海，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繁荣的经济、宽阔的马路、拥挤的人群，上海仿佛就是东方的人间天国。但是上海“歌舞升平”的背后仍然是资本的胜利，具体而言就是，这种繁荣不过是少数人的特权，更确切地说是少数有钱人的特权，绝大多数的人群不过是繁荣背后的烟云，只有金钱和资本才能享有这种繁华与荣耀，尤其是男性资本家是最重要的人群。

首先，舞厅主要是男性视野中的乐园，满足了男性的欲望作为声色场所的舞厅，主要是供男性掏钱约请舞女消费的，而部分钱财终又落到舞女腰包，这种消费模式和财富走向多少映射着上海舞厅的男性中心和男性意志的力量。上海男人将自己的欲望投射到舞女身上，并欲寻求得到安慰与满足，因而男性舞客中虽有自带舞伴者，但以找寻舞女伴舞者居多。从表面上。看舞女有着充分的人身自由权利，她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舞伴，也可以拒绝别人的邀请，但是实际生活中，她们所有用的自由选择权不过是被这个资本家支配还是那个资本家所支配，舞女本身始终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其次，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不仅仅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是包括的生活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的非人道时也着重指出了资产阶级生活的腐朽与堕落，而且这一点在上海舞厅里更加明显。仅仅是舞厅里的香艳氛围，就足以撩拨男性的欲望。尤其在为数更多的小舞场里，“跳起来是分外的感觉有着肉的弹力，可以不整你的脚步的搬动，你喜欢就随你的心吧！在这小的舞场里，跳舞时间的长是比大舞场里有时会长上两倍，而很稀淡的几对红绿紫灯，却会很多次关着。这是要你更热心一些啊，因为你可以去摸舞女的奶，吻舞女的颊，甚至香舞女的嘴”。男性去舞厅的“肉趣”跃然纸上，人性的贪婪和堕落在灯红酒绿的舞厅中彰显的更加明显。

除此之外，男性贪婪的目光还伸到当时上海的畅销报纸、流行杂志和卡通画册上。这些媒体最常用的）形象是跳舞的一男一女。男的或老、或年轻，穿中式长袍或者西装，但女人却无一例外地穿旗袍。这肖像无意中暴露了性别的偏见：女人永远是各个阶层男人的固定欲望对象，她的旗袍展示着她身体的轮廓。换言之，这一对对舞者题材都取自舞厅，表现了舞女和她们的各色顾客。这些在报刊文章中也被印证了，作者们描写那些舞女，发表评论，感叹女人肉体作为商品的魅惑力以吸引更多的顾客。

总而言之，民国时期上海舞厅的出现上海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侧影，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在看到这种繁华的同时更应该注意资本逻辑背后的种种不平等与非人道，而共产主义所追求的恰恰是人人平等基础上所有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从这点来看，探讨民国时期上海舞厅的产生与功能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

[2]孙琴安《百乐门往事——民国时期的上海舞厅漫谈》，社会观察，2010年第4期

[3]苏全有，张超《对近代中国娱乐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河南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 年7 月

[4]胡俊修《近代上海舞厅的社会功能-以20世纪30年代_申报_广告为主体的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5]马军，白华山《两界三方管理下的上海舞厅业-以1927至1943年为主要时段的考察》，社会科学 2007 年第8 期

[6]丁告白《话小舞场》时代漫画，1934年

作者简介：

闫贝妮（1989-），女，汉族，北京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戏剧与影视学2020级博士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传媒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