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宋初立时不仅为南朝历代疆域之最，又有长达三十年的“元嘉之治”，社会环境较为安定，但始终存在国家财政用度不足的问题，一度恶化至后废帝元徽年间尚书省舍倾颓不修的程度。本文着重论述刘宋财政困境产生的原因，国家政权对于政府编户掌控能力的低下、内外战事的频繁、皇族的迅速腐化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导致了刘宋国家财政水平的长期困窘。统治者虽颁布了奖励耕作、调整货币政策等措施，但均无法在根本上扭转这一困境，财政艰难的事态更是随着皇帝统治的更迭而不断升级。

关键词：刘宋；财政困境；古代经济史

刘宋后废帝元徽四年（476年）夏五月乙未，尚书右丞虞玩之上呈的一份时事表引人注意。虞玩之对国库空虚之表现极尽描写，在表达臣子个人忧虑的同时揭示出刘宋一代长期存在的财政困境，兹录全文如下：

天府虚散，垂三十年。江、荆诸州，税调本少，自顷以来，军募多乏。其谷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兖、司、徐，开口待哺，西北戎将，裸身求衣。委输京都，盖为寡薄。天府所资，唯有淮、海。民荒财单，不及曩日。而国度弘费，四倍元嘉。二卫台坊人力，五不余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两存。备豫都库，材竹俱尽；东西二，砖瓦双匮。敕令给赐，悉仰交市。尚书省舍，日就倾颓，第宅府署，类多穿毁。视不遑救，知不暇及。寻所入定调，用恒不周，既无储畜，理至空尽。积弊累耗，钟于今日。昔岁奉敕，课以扬、徐众逋，凡入米谷六十万斛，钱五千余万，布绢五万匹，杂物在外，赖此相赡，故得推移。即今所悬转多，兴用渐广，深惧供奉顿阙，军器辍功，将士饥怨，百官骞禄。署府谢雕丽之器，土木停缇紫之容，国戚无以赡，勋求无以给。如愚管所虑，不月则岁矣。

经国远谋，臣所不敢言，朝夕祗勤，心存于匪懈。起伏震遽，事属冒闻。伏愿陛下留须臾之鉴，垂永代之计，发不世之诏，施必行之典。则氓隶齐欢，高卑同泰。1

虞玩之此表陈时事中，围绕着本朝近三十年来入不敷出的财政问题展开，其导致的后果主要有两点，一为军资严重缺乏，甚至到了“西北戎将，裸身求衣”的地步；二为各州郡财政运转普遍困难，以至于都城建康所在的官署都无力修缮，只能任其毁坏。而面对国家财政几乎无以为继的问题，朝廷也只能通过“课以扬、徐众逋”的方法来拖延崩溃的进程。小农经济在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极易受到各种自然或人为的因素影响而产生动荡，这本是常事，但刘宋的经济疲态自宋台初建就已显现，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加重。

刘裕相晋期间多次北伐西征并取得重大胜利，在对外战争方面，先后伐南燕、征谯蜀、灭后秦，其扩展疆域的实质性成果为东晋南朝历代之最。自永嘉以来，挞伐之功，未有能如裕者。2王夫之对于刘宋政权建立的正统性评价极高：“汉之后，唐之前，唯宋氏可以为中国主也。”3刘裕以赫赫战功代晋自立，使得刘宋初期的疆域范围为南朝之最。新生的政权本应生机勃勃，但国家财政问题贯穿刘宋一朝始末，其国力也伴随其内政与外交的动荡而不断衰退。

一、刘宋国家财政困境产生的原因

（一）国家编户控制能力低下

国家政府在户口掌控能力方面的低下是导致刘宋财政收入水平不足的一大原因，而朝廷无力控制户口在编的问题也是魏晋以来汉人政权长期存在的困境。汉末以降，长时期的分裂与战乱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也使得著籍人口数量急剧下降。随后西晋的短暂统一创造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著籍户口的数量略有回升，不过依旧无法与东汉相比。4永嘉之乱后，全国产生了北人南迁的移民潮，但国家记录在册的户口也未见明显增长，至刘宋建立后，户口数量比之西晋太康年间，甚至还有所下降，《宋书·州郡志》“大较以大明八年为正”5，共记载二十二州，总计户数901769，口数5174074，而西晋太康初年时，相当于刘宋辖境范围的户数就有1331305。6虽已有学者指出《州郡志》之断限存在诸多谬误，7但哪怕志中所载的刘宋编户总数与当时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也不至于翻转户口不见显著增长的结论。

由此可见，魏晋以来，诸政权的在编人口数量始终处于一个低水平的位置，与东汉时期相距甚远。在籍户口的大量流失固然有战乱导致死亡与人民流亡的原因，但主要原因仍在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不断发展使得大批人口流向大族，依附于私门，成为不著籍的私家佃客。刘宋历代君主中，仅有刘裕相晋时对藏匿人口的大族成员实施过严厉的惩罚，以示杀鸡儆猴之效：“公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知禁。至是会稽余姚虞亮复藏亡命千余人。公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8但是刘裕的政治魄力与个人威望非其后代所能及，对世族隐匿户口进行惩罚的行为也无法为刘宋伸张有限的皇权所大规模效仿。

东晋南朝时期，庄园经济的发达与封建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相伴生，土地资源不断向世族地主集中，求田问舍成为常态，更进一步发展为侵占山河湖泽。谢灵运“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9并作《山居赋》流传于世，赋中不仅描绘了景色之美，更描述了各种农作物与时鲜的产出。又如孔灵符拥有雄厚家产，“又于永兴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10孔灵符本人虽为有司所纠，因对答不实而免官，但很快又被重新起用，连原任的会稽太守一职都没有发生变化，可见山泽之禁于豪族而言形同虚设。而各族对于山泽如此大面积的占有，其具体繁杂的管理与作物的产出，自然不会也无法由世族子弟个人去承担，而是依靠大量的不著籍依附者去完成。孝武帝大明初年，尚书左丞羊希直接建议更立新制，规定不同官品能够占据的山泽顷数，而对于之前就已占有山泽经营的旧人，无论占顷大小，都不加以追究，“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11，被孝武帝采纳，在法理上承认了对山泽资源的私人占有，反映出山泽私占的泛滥以及刘宋皇权对此的彻底妥协。

此外，刘宋的北部疆域虽在刘裕建宋时尚在河南一带，但在刘裕去世之后，宋魏战事频仍，河南州郡逐渐为北魏所夺。剩余诸州，也只有荆、扬二州较为富饶，而荆州作为军府重镇，其境内又有许多未开化的土民，也很难在赋税上为建康提供足够的支持，可见虞玩之表中“天府所资，唯有淮、海”是具有现实根据的。12在著籍户口已是低水平的基准上，其中又只有一部分能够较为稳定地向朝廷输送财赋，在此前提下，无论如何压榨百姓，也不会有太大效果。

（二）国家内外战事的频繁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刘宋国祚五十九年，其间战争发生频率较高。对内方面，不定期爆发的农民起义大多数不成气候，为当地官吏所平定。农民起义历朝有之，且刘宋一朝并无某场直接动摇统治根基的平民大起义，因此本文不对刘宋的农民起义展开论述，本节论及的对内战争，主要指刘宋中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爆发的军事内乱。对外方面，主要指宋魏间发生的多场战争，从宋文帝经略北伐到宋明帝疲于应付北魏侵边，刘宋在与北魏的军事较量中步步败退，朝廷的大笔财政支出无法以战争获胜红利的形式得到补偿，进而使财政困境一再恶化。

钱穆先生曾总结并评价刘宋政权：“宋诸帝自屠骨肉，诛夷惟恐不尽。宋武九子、四十余孙、六十七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无一有后于世。”13宋文帝杀其弟刘义康，启同室操戈之祸端，之后宗室子弟常常挟州郡军民起兵反叛，内乱不止。元嘉三十年（453年），太子刘劭弑父，宋文帝第三子刘骏率众入讨，南谯王刘义宣时任荆州刺史，一同举兵，刘骏四月即位，是为宋孝武帝，五月克京邑，杀刘劭。孝建元年（454年），刘义宣又联合豫州刺史鲁爽、江州刺史臧质、兖州刺史徐遗宝反刘骏，至六月平息，刘义宣被赐死。宋孝武帝在位十年间，先后除去多名宗室子弟，大明三年（459年）诛杀南兖州刺史刘诞时，甚至辅以屠城之举，“秋七月己巳，克广陵城，斩诞。悉诛城内男丁，以女口为军赏。”14前废帝刘子业被杀后，明帝刘彧即位（466年），江州长史拥立晋安王刘子勋为帝，并演变为一场大规模的以明帝为首的文帝系诸王与以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的统治阶级内战。15而在混战期间，卷入其中的镇将如薛安都等人投降北魏，将淮北地区拱手让给北魏，“于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16。后废帝刘昱即位后，元徽二年（474年）五月壬午，桂阳王刘休范反叛，“率众二万，铁骑数百匹，发自寻阳，昼夜取道”17，兵锋直指建康，在台城外为黄回与张敬儿所杀。虞玩之两年后表中所写的首都窘状，与近年来统治阶级内部的多次战争有着直接关系，在皇室成员无止境的相互倾轧下，战火延烧各地，治下人民蒙受着巨大灾难，国内的生产环境难以长期稳定。

在对魏军事关系上，刘裕生前北伐西征的余威给北魏以强烈的军事威慑，加之北魏在道武帝、明元帝两代的主要战略在于巩固中原地区，暂缓对外扩张的脚步，因此宋台初建的三年内，宋魏间相安无事。永初三年（422年），刘裕去世，少帝刘义符即位，北魏闻风而动，很快就出兵攻打刘裕之前占领的河南地区，“河、洛之地骚然。”18先后占领滑台、金镛、虎牢诸城。宋文帝即位后继承父志，策划北伐之事，宋魏主要在元嘉七年（430年）与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展开两次大规模作战，但均以刘宋的失败告终。元嘉七年七月，宋军曾全面占领河南，但魏军从十月起便进入反攻阶段，洛阳、虎牢被重新攻陷，宋军将领到彦之的决策失误与畏战撤退也导致了滑台孤悬，檀道济救援不及，守城将领朱修之与城中上万守军尽为北魏俘虏，滑台失陷，宋军惨败。从元嘉八年（431年）三月戊申的诏书中，可见此战的财政支出之大，以及此役之败使新生的刘宋政权损失之严重：“自顷军役殷兴，国用增广，资储不给，百度尚繁。宜存简约，以应事实。内外可通共详思，务令节俭。”19之后的二十年间，宋魏双方仍发生过一些军事冲突，但未酿成大战，直至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率领大军侵入刘宋境内，“二十七年，焘自率步骑十万寇汝南。”20一路进军至瓜步，饮马长江，次年退兵。本次大战于北魏而言确实元气大伤，但对刘宋损伤更大：“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春燕归，巢于林木。”21此战成为元嘉之治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刘宋政权从此亦一蹶不振，宋文帝后续的继任者更无力与北方抗衡。纵观宋魏所产生的诸场军事冲突，刘宋在关键战役上的惨败使其无法以战争红利反哺巨大的财政支出，河南一带被北魏收入囊中，江淮地区破坏严重，进一步将刘宋的财政问题拖入深渊。

（三）皇室的迅速腐化

在刘宋的财政收支只能艰难维系平衡的情况下，包括皇帝在内的诸皇室成员在其实际行动上并不见有何危机感，骄奢淫逸之风盛行，难以约束。刘裕出身寒微，平日生活也厉行节约，以身作则，“上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22、“宋台既建，有司奏东西堂施局脚牀、银涂钉，上不许；使用直脚牀，钉用铁。”23，并将自己寒微时所穿衣物传给后代以为训诫。

但正如王永平先生所指出的，刘裕的节俭倡导对于皇室成员的教化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从实际看，其效应则不可夸大。24刘氏子弟在进入上层阶级后迅速腐化堕落，刘裕同辈之中，其异母弟刘道怜就极为贪婪，“高祖虽遣将军佐辅之，而贪纵过甚，畜聚财货，常若不足，去镇之日，府库为之空虚。”25宋文帝虽在其父基础上开创“元嘉之治”，治理民事颇显仁君之风，但本人在赏赐后宫时并不加以节制，“袁氏贫薄，后每就上求钱帛以赡与之，上性节俭，所得不过三五万、三五十匹。后潘淑妃有宠，爱倾后宫，咸言所求无不得，后闻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万钱与家，以观上意，信宿便得。”26由此观之，宋文帝并非如史官所夸赞一般的“性节俭”。元嘉二十三年（446年），宋文帝又拓建华林园，广建亭台楼阁。南朝后续诸帝虽也对华林园有所增饰，但整体而言，华林园的规模大部分是宋文帝时建，27可见文帝在这项工程上之大兴土木。至刘骏即位后，“孝武大明中，坏上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牀头有土鄣，壁上挂葛灯笼、麻绳拂。侍中袁顗盛称上俭素之德。孝武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以为过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业者焉。”28面对祖父遗存的旧室，宋孝武帝无法理解，崇尚节俭的生活已离去皇室子弟许久，使孝武帝倍感陌生。又如少帝刘义符沉湎于宫中游乐，又如江夏王刘义恭任录尚书事时，每年除原有朝廷拨款的二千万，还需要另给钱千万。诸公主也不甘落于人后，山阴公主秩同郡王，仅面首左右就有三十人，府中开支可想而知。高门大族的奢侈之风为刘氏皇室成员迅速消化吸收，也使刘宋的财政负担不断加重。

二、刘宋统治阶级为改善财政采取的措施

（一）鼓励耕作

与积重难返的财政问题相比，统治者的对策十分有限，通过鼓励耕作以恢复与提高社会生产力是刘宋君主常用的政策手段。经过元嘉七年的宋魏战争后，元嘉八年闰月庚子，宋文帝下诏劝课农桑：“自顷农桑惰业，游食者众，荒莱不辟，督课无闻……郡守赋政方畿，县宰亲民之主，宜思奖训，导以良规。咸使肆力，地无遗利，耕蚕树艺，各尽其力。若有力田殊众，岁竟条名列上。”29对耕种成效出众者另行奖励。元嘉二十年十二月壬午，宋文帝又诏劝农事：“自顷在所贫罄，家无宿积……有司其班宣旧条，务尽敦课。游食之徒，咸令附业，考覈勤惰，行其诛赏，观察能殿，严加黜陟。”30元嘉二十一年七月丁酉又劝“凡诸州郡，皆令尽勤地利”31，元嘉二十九年正月甲午再劝。

宋孝武帝即位改元后，第一道诏书仍旧是奖励耕种：“凡诸守位亲民之官，可详申旧条，勤尽地利。力田善蓄者，在所具以名闻。褒甄之科，精为其格。”32后续在位诸帝亦对高行力田者多加奖赏，残暴如后废帝也有“赐力田爵一级；贷贫民粮种”33一类的举措。劝课农桑并奖赏耕作突出者是常规手段，但农民屡遭天灾，每逢打击则赤地千里，刘宋一朝又战事频起，民众难有喘息恢复之机，无力输送 大量财赋，奖励耕作的举措对于财政问题的解决只是杯水车薪。

（二）调整货币政策

当产生经济问题时，刘宋也偶见统治者调整货币政策的史料记载。如元嘉二十四年（447年）六月，出现了货重物轻的情况，刘义恭向宋文帝建议以一大钱当两，何尚之对此建议持反驳意见，指出“夫泉贝之兴，以估货为本，事存交易，岂假数多。数少则币重，数多则物重，多少虽异，济用不殊。况复以一当两，徒崇虚价者邪。”34但宋文帝依旧采纳了制大钱以一当两的建议，造成了豪门对平民的财富掠夺，错误的货币政策施行一年即罢。宋孝武帝孝建以来，曾立钱署铸四铢钱，但钱形又薄又小，民间盗铸者四起，“虽重制严刑，民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民人患苦之。”35前废帝刘子业即位后，甚至铸造质量更粗劣的二铢钱，并开百姓铸钱，导致市面上出现了鹅眼钱、綖环钱一类的劣质钱币，“入水不沉，随手破碎，市井不复料数，十万钱不盈一掬，斗米一万，商货不行。”36造成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面对财政危机时，刘宋统治阶层虽有加以处理的意向，但其最终制定的货币政策往往与现实需求背道而驰，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事态变得更加混乱，财政困境也随着君主的更迭而愈发严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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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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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5]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1.

[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1.

[7]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8]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20.

[9]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

[10]王永平.宋武帝刘裕对节俭的倡导及影响[J].河北学刊， 2010（5）：56-62.

注释：

1.（梁）沈约：《宋书》卷9《后废帝》，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5页。

2.胡阿祥：《六朝疆域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

3.（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1686页。

4.据唐长孺《论魏晋时期的变化》考察统计，曹魏景元四年（263年）户数663423，口数4432881，东汉相当区域内约有户数5648700，口数31371069；孙吴天纪四年（280年）户数523000，口数2300000，东汉相当区域内约有户数2027977，口数8492585；蜀汉炎兴元年（263年）户数280000，口数940000，东汉相当区域内约有户数1525257，口数7242028。若将三国户口数相加，所得总数与东汉永寿三年（157年）相比，三国时期户数下降约86.3%，口数下降约86.4%，损耗严重。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户数2459840，口数16163863，与东汉永寿三年相比，户数下降77%，口数下降71.4%，仍相差甚远。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27页。

5.《宋书》卷35《州郡一》，第1028页。

6.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79页。

7.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

8.《宋书》卷2《武帝中》，第27页。

9.《宋书》卷67《谢灵运》，第1754页。

10.《宋书》卷54《孔季恭》，第1533页。

11.《宋书》卷54《羊玄保》，第1537页。

12.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67页。

13.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69页。

14.《宋书》卷6《孝武帝》，第123页。

15.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68页。

16.《宋书》卷8《明帝》，第159～160页。

17.《宋书》卷79《文五王》，第2046～2047页。

18.《宋书》卷4《少帝》，第64页。

19.《宋书》卷5《文帝》，第80页。

20.《宋书》卷95《索虏》，第2344页。

21.（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6“文帝元嘉二十八年二月”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031页

22.《宋书》卷3《武帝下》，第60页。

23.《宋书》卷3《武帝下》，第60页。

24.王永平：《宋武帝刘裕对节俭的倡导及影响》，《河北学刊》2010年第5期。

25.《宋书》卷51《宗室》，第1462页。

26.《宋书》卷41《后妃》，第1284页。

27.刘淑芬：《六朝的城市与社会》，第53页。

28.《宋书》卷3《武帝下》，第60页。

29.《宋书》卷5《文帝》，第80页。

30.《宋书》卷5《文帝》，第90页。

31.《宋书》卷5《文帝》，第92页。

32.《宋书》卷6《孝武帝》，第114页。

33.《宋书》卷9《后废帝》，第184页。

34.《宋书》卷66《何尚之》，第1735页。

35.《宋书》卷75《颜竣》，第1961页。

36.《宋书》卷75《颜竣》，第19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