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记》在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它成功地写出了许多人物传记，可以说司马迁是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写历史的。他所记载的人物形形色色，众态纷呈，所刻画的人物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这离不开司马迁对人物传记素材的精心提炼。他的主要手段是将“大事”与“轶事”相结合，在文史并重的理念下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地统一起来。

关键词：《史记》人物传记；素材提炼

《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鲁迅曾评价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以往史著不同的是，司马迁是以人物传记为主体来写历史的，整部《史记》可说是以人物为中心展开了对我国约三千年社会历史的记载。梁启超增曾评价：“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之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我们说《史记》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历史，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确立。司马迁不是简单地叙述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人物传记素材进行提炼，虽然也从细碎的生活琐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都在宏伟壮阔的历史活动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大事”和“轶事”两个方面。

司马迁常选择或足以代表人物一生，或足以反映一段历史的大事来写人物传记。如《廉颇蔺相如列传》在刻画廉颇、蔺相如这两个人物形象时，就只选取了三件对廉颇、蔺相如一生都有重大影响的，足以表现他二人性格特征的大事，即“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负荆请罪”。写蔺相如，作者就是紧紧抓住以上三件与之有密切关系的大事来表现的。例如出使前在是否予秦璧的决策上，在出使中奉璧入秦而又能完璧归赵上，在主张赵王赴渑池之会而又能维护赵国的尊严上，都表现了他的有勇有谋、胆识过人。尤其是文章的后面他对廉颇的屈尊避匿，则进一步表现了他的识大体、顾大局、有远见。作者紧紧抓住这三件大事做了详细描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蔺相如的性格风貌。写廉颇，虽只着重在“负荆请罪”一个大事件来描述，但由于选材典型，人物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

此外，司马迁还擅长写矛盾冲突，将历史人物放在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以更好地突出人物个性。激烈的矛盾冲突不仅能集中展现人物一生的脉络和重大经历，而且在重大重合下，通过不同人物、不同心理、不同行为的相互比较，人物的性格会更加突出、鲜明，具体表现在《史记》中就是大场面及大场景的描写。

在《项羽本纪》里，司马迁对于项羽杀宋义救赵、鸿门宴和东城决战等激烈场面的描写非常出色。在第一个场面里，司马迁既表现了项羽出众的才智胆略，又着力表现了他的蛮横；在第二个场面里，司马迁一方面描写项羽、刘邦之间的尖锐矛盾，一方面则以张良的机智和樊哙的勇猛来衬托项羽不杀刘邦的豪爽胸怀与他的率直轻信、优柔寡断；而在第三个场面里，司马迁才竭尽全力，以东城最后一战为背景，集中表现了项羽的那种叱咤风云、莫能与抗的英雄本色，并最终指出了他至死迷信武力的失败根源。尤其鸿门宴一节，写得更是惊心动魄、扣人心弦，使读过《史记》这篇文章的人无不对项羽留下难忘的印象。

《魏其武安侯列传》在矛盾冲突中写人物、记历史的精彩片段体现在使酒骂座和东朝廷辩上。双方的矛盾在使酒骂座中由暗转明，变得明朗化，而在东朝廷辩中则达到了高潮。论辩中，田玢血口喷人，窦婴以理相驳。武帝深知田玢在牵强附会、胡说八道，但碍于田玢有王太后撑腰，他也不便发作，便问大臣们“两人孰是”。汲黯说窦婴有理，郑当时首尾两端，御史大夫韩安国看到武帝赞成窦婴，而王太后袒护田玢，他谁也得罪不起，就先说“魏其言是也”，接着又说“丞相言亦是”，而后“唯明主裁之”把判断权又交给了汉武帝。本来就慑于田玢权势的其余众臣更是“皆莫敢对”，一个都不敢出声。汉武帝本来不满田玢及王太后的专横霸道，正好想借大臣们杀杀他们的气焰，不料大臣们个个噤若寒蝉，所以只好拿郑当时出气“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然后大怒而去。司马迁以“东朝廷辩”这一块石头激起千层浪花，众多人物纠结成错综复杂的矛盾，在这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武帝、田玢、窦婴、韩安国、郑当时众大臣等人物的心理世界得到了细致的描绘，人物的个性都得到了充分展现。

这些大事都是历史上确实曾经发生过的，是以历史真实为基础来进行写作的，体现了司马迁忠于史实的述史态度。但司马迁并没有完全被动地叙述历史，而是对材料进行了选择、概括和提炼，以最能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历史的最本质的东西为选材用材的尺度标准。据此，他在人物传记中不仅用大场面、大手笔来刻画人物，而且善于描写生活中的轶事，扬雄所谓“子长多爱，爱奇也”，擅长从小处突出人物个性，说明大问题。不少篇章就是以轶事开头来引起全文的。这些生活琐事看似不经意的闲笔，实则经过了作者深思熟虑的安排，对人物的言行有预言式的作用，预示了人物个性的发展趋势。

《陈涉世家》开头向我们介绍了陈涉少时的一件小事：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则描写实已暗含了其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质问以及后来轰轰烈烈的反抗大举的思想基础。在全文最后，作者又记述了陈胜称王之后的一些轶事，其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先前的一个穷伙伴在他称王之后来投奔他，好不容易才见着他，却因和别人谈论他以前做雇工时的事令陈胜感到很丢脸而被陈胜杀了。这件事说明了陈胜早已忘记了他早年“苟富贵，无相忘”的誓言，他的思想已经有些变质了。这种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自此之后，“诸陈王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这其实也是他后来被叛徒轻而易举刺杀的原因之一。小故事说明大问题，揭示陈胜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

还有《酷吏列传》中张汤在孩提时代显示出来的老狱吏般的个性气质；《陈丞相世家》中用为乡党均分社肉来显示陈平“宰天下”的远大抱负；《孙子吴起列传》中用斩吴王宠姬以见孙武行令如山的兵法等等都是这种手法的具体运用，达到了“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的效果。这些小故事多位于文章开头，以揭示人物的本质特征为依归，这些采自民间的轶事具有了以小见大、以少胜多的作用，烘托、渲染了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达到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效果。

总之，《史记》的人物传记，以宽广的历史舞台为背景，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其中不少达到了典型化的高度，在传记文学中具有典范作用。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素材提炼，主要将大事和轶事结合起来，其中大事是主体，居于主导地位，轶事是辅助体。这种方式既反映了历史风貌、时代特征，同时也刻画了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达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统一， 是“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结合的完美之作，这种完美结合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不愧是我国传记文学史上的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1]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35.

[2] 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下）[J].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429.

[3] 韩兆琦.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略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