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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口再就业研究综述
摘要:实现低龄老年人再就业能促进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是改善劳动力供给的一项措施。我国低龄老年人退休之后重新回到劳动市场,这将对家庭经济收入、减轻社会压力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梳理目前有关老年人再就业的文献,旨在了解现状,为下一步如何更好地促进老年人再就业研究做好理论上的准备工作,发现目前的研究中关于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因此在探讨老年人口再就业实现机制的同时提出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老年人;再就业;人口价值;政策;影响因素
按照国际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时,将迎来深度老龄化社会。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0%。人口年龄结构持续老化,人口金字塔顶端的老年人比重不断增加,导致了我国即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观认为,劳动是一种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是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与人类社会历史共始终。而老年人则一般被认为是到了退出劳动市场的年纪,不能继续创造价值需要被供养的人群,并且认为继续活跃在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挤占了年轻人的工作机会而排斥老年人再就业,这对于老年人的价值实现与资源获取是一种挫伤。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误解,事实上只要有继续参与的意愿,老年人是可以继续创造价值参与就业的,且因为自身能力区别,与年轻人口所从事的职业不同,因此反而是对年轻人不愿意从事工作的补充。
要提出的是,很多研究是在分析老年人口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因此,本文所提到的的老年人口价值实现,也是指老年人口退休以后的社会参与,即退休后的再就业。为此,笔者将对老年人口价值实现和再就业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分析不同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从认知和实践层面认识和挖掘老年人的劳动力资源,试图为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矛盾、实现老年人的价值与积极老龄化做出一点努力。
一、老年人口价值的基本概念
(一)老年人口价值的界定及分类
早在1999年,姚远就以老年人口的社会价值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为切入点,对该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2000年之后,当中国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学界对老年人价值的探讨以及对老年人口就业问题的关注呈现出了普遍性的特征。伴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重和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学者对老年人口的价值及就业的研究愈发的多起来。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理论层面研究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源作用,还是在实践层面探讨老年人口的就业问题,都必须以我们对老年人口价值的科学理性的理解为基础,因此,围绕着老年人口的价值内涵,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界定。根据胡建成、钟平的定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老年人价值的存在不仅是客观的和现实的,而且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备条件之一”[2]。姜向群则定义为:“所谓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是指老年人对社会的效用性,以及他们的生命及其活动对社会的意义。”并将社会价值分为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等[3]。杨淑芹梳理了国外功能学派的老年价值观、疏隔论或解脱论,冲突学派、交换学派以及社会生物学的老年价值观等,同时也分析了中国社会对老年人的几点认识误区,包括“消费者论”“包袱论”“供养论”“抢饭碗论”等不同观点[4]。作者还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既是价值的主体,也是价值的客体。作为价值客体,人能以其自身的存在和活动来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一切社会价值的载体;作为价值主体,人有其自身的需要,并在与他人的和社会的关系中,获得需要的满足”[4]。彭萧指出:“与一般人一样,老年人的价值也是由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构成,前者指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后者指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5]。曾小五、朱尧耿认为:“所谓老年人的价值是指处于人生暮年的老年人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或者说是老年人所具有的特殊的作用和意义”[6]。陈力、王砾认为:“老年人的价值由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所构成。老年人的社会价值是指作为价值客体的老年个体对社会或主体人的需要和满足;老年人的个人价值是指社会或客体人对作为价值主体的老年人的个体生存和发展需要的尊重和满足”[7]。
(二)老年人口的价值与再就业的关系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研究者均比较注重老年人口的社会价值的继续实现问题,因此,他们都将老年人口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作为实现其价值的重要途径。胡建成、钟平认为,老年人“再就业”、“接受培训、增进自身人力资本”“融入社会、参与发展、继续贡献知识和技能”等权利既是满足老年人自身物质和文化需求的基本方式,更是他们通过劳动为社会增加价值总量的前提条件[2]。曹明倩也认为,只有让城市老年人口继续参与社会劳动,才能使其实现价值。也就是说,老年人的再就业能促进实现老有所为[8]。
总的来说,在对老年人口价值的认识上,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不仅指出老年人口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试图从不同方面对老年人口的价值进行科学细致的分类。总结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归纳和分析,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一概念的深刻理解,即老年人的价值是客观存在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利用和充分发挥老年人口的价值,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当今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为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制定和完善老年再就业政策,特别是为实现老年人口顺利再就业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老年人口的就业政策
(一)我国的老年人口就业政策及其研究
在实践层面,国家是否具有专门的老年人口就业政策并付诸实施,对于推进老年人口实现其价值即就业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有学者就专门探讨了目前我国低龄老年人口就业政策的状况。张水辉、尚宇红指出,我国老年人口就业政策的指导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生命历程理论”;二是“积极老龄化理论”;三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理论”。具体到老年人口就业政策的演进,也是三个基本阶段:一是重视老年人才阶段;二是提倡老年人口社会参与阶段;三是重视老年人口就业阶段。作者强调,以《“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2017年)为标志,我国在老年人口就业方面有了一个极大的政策推进,包括加强老年人口人力资源开发、发展老年人口志愿服务、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创业、对老年人口进行岗前技能培训、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等[9]。吕思慧指出,目前,我国对于老年人口就业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只有《劳动法》和《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当中有一些原则性的提法。这些倡导性条文缺乏操作性,因此老年人口参与社会的效果并不理想[10]。
因此虽然我国的老年人口就业政策在不断发展,但目前存在的缺乏实操性的条文的缺陷导致劳动者一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劳动合同也就随之终止,企业无法与之签订劳动合同。那么超龄老年人哪怕找到了工作,也可能无法参保,一旦出现意外,就会出现“猝死岗位但被拒绝认定工伤”的问题。劳动力市场与社会政策体系对老年人的劳动关系认定存在二元割裂的问题,造成低龄再就业老年人的权利保障缺失,是亟待重视的。
(二)国外老年人口就业政策
不少发达国家已先于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因此他们的政策值得借鉴。日本采用多种机构帮助老年人就业,如推广银色人力资源中心项目,为希望临时、短期或轻度就业等的老年人提供与当地社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作;同时提供教育和信息支持如开设线上远程教育、协助老年人重新设计职业生涯等。韩国则强制部分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优先雇佣老年人、给予雇主和劳动者的政策补助等[11]。德国则提出让老年员工就业形式更加灵活、实行带薪假制度和企业内部实行代际合作型人力资源配置[12]。冰岛现行法律规定可以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为67岁,并立法取消了75岁以上的老年就业者必须领取养老金的最大年龄限制。瑞典在2003年全面推行新的养老金制度。该制度与个人缴费数量和缴费时长挂钩,强调权利和义务的结合,激励人们增加收入和延长缴费时间。2008年,挪威工会联盟和企业联盟达成协议,新协议鼓励老年人延长工作时间,内容包括不会因为老年人继续工作而减少养老金,而且如果越晚提取合同养老金,获得的收入会越多[13]。
虽然目前老年人口就业政策本身还存在覆盖面窄、缺乏实施细则、操作性差、配套制度不完善、执行力弱等问题,但这一指导性政策的提出,还是给老年人就业指出了方向,使得后期的具体政策跟进有了一个比较牢固的基础。与此同时,国外的一些政策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灵感。可以看出,政策发展走过了一个由低到高、由理论到实践的深化过程。由此可见,在全球老龄化日益加深的今日,各国都开始重视解决老年人的再就业问题。而我国在政策层面上鼓励老年人,尤其是有意愿有能力有条件的低龄老年人参与就业创业,营造“老有所为”的社会环境。
三、老年人再就业研究现状
(一)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
从老年人自身角度出发,即从个人角度出发,可以看到:钱鑫等运用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00年的相关数据,对城市老年人口的就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量化研究,指出影响老年人口再就业的主要因素有年龄、性别、经济状况和健康状况[14]。殷俊等依据调查数据(2010年),对湖北省老年群体劳动参与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抽样调查,指出湖北省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有35%的人从事着有收入的劳动,影响因素主要有性别、生活来源、是否享受养老保险等[15]。陈璐璐运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在北京市海淀区组织的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相关数据,分析归纳了愿意就业老年人的比例及其影响因素,对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户口状况、经济自评状况、子女经济状况等因素对于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有显著影响。[16]。郭江等学者对陕西省8个城市的老年人工作状态进行了具体调研,并通过计量模拟分析,得出了影响陕西省城市老年人工作状态的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健康状况、经济水平满意度、居住方式、晚辈关系对老年人的工作状态有显著性影响[17]。曹雅萍等调查研究发现知识型低龄老年人选择就业创业的首要动机是“充实生活”,他们认为从工作中可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从而提高生活幸福感[18]。蒋小仙等通过不同年龄层的群体展开对比研究,发现工作压力同样对老年人的就业创业意愿产生影响[19]。李娜通过对连云港市的调查,解释了老年人口后职业发展的意愿、主要方式和原因,并进一步分析了性别、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受教育水平、经济状况与老年人口后职业发展的相关性,得出老年群体后职业发展受到年龄、身体健康状况及经济条件因素的影响,而受教育程度并无显著关系[20]。
目光转向国外,Kudins研究的结果和拉脱维亚统计数据表明,拉脱维亚老年人就业的快速增长更有可能不是活跃老龄化的指标,而是老年人克服贫困的努力,拉脱维亚60.3%的老年人继续工作是为了增加他们目前的收入,只有10.2%——出于非金融原因,这是欧盟最低的值之一[21]。Kondo的研究提出,从2006年开始,日本政府依法要求雇主提供持续就业,直到提高的养老金资格年龄,但通过比较受政策影响和未受政策影响的群体,作者发现,这种执法只提高了60岁出头男性的就业率[22],因此性别也是重要影响因素。而Justyna的研究数据突出了非物质相关的动机,如追求自主性,自我实现,增强社会联系,获取知识、技能和经验,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价值[23]。一项对德国老年人的研究表明,约一半的受访者打算退休后工作,其首要动机是经济自主;而加拿大的调研数据则显示,大部分老年人想要继续发挥自身的技能优势,从而实现经济独立[24]。Barkov认为俄罗斯老年人就业的主要动机不仅是经济——需要有额外的收入(迫切需要钱、经济独立感、需要帮助孩子),也是社会动机(害怕失去积极主动的生活方式、失去社会地位和保持社交网络的能力)[25]。
从更宏观的社会层面出发,OECD在对自雇和创业者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老年人就业创业有助于实现包容性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6]。Justyna等认为,老年人就业创业不仅使劳动力的选择保持多元化,而且能够延长劳动力的职业生命周期,有助于充分发挥全社会的人力资源价值[27]。可见,老年人再就业与创业不仅能为老年个体带来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价值,同时对社会层面也有长足的积极影响。
在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得到的结论并不相同。国内的研究学者以现有数据库,访谈数据等做分析,设置的控制变量也不尽相同,因此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这可能是因为设想研究因素不同,选取的指标变量不同,或者受到样本数据数量的影响。但有的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因素,学者们则在结论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例如,健康状况、性别对低龄老年人再就业都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低龄老年人越健康,再就业的意愿越强烈,男性比女性的再就业意愿更强烈。而受教育程度这一因素则有不同意见,但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思路。
(二)老年人再就业发展方向
在动机培育方面,一项关于社区老年大学平台的研究发现,职业技能补偿可以丰富老年人职后的选择,提高老年人可雇佣性,对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和促进学习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8]。Stephens等的研究表明,当在重要资源和专业知识方面具有关键优势时,老年人有再就业的意愿[29]。因此,有必要定制相匹配的就业创业信息,并进行针对性的培训。
在就业创业模式方面,Mallett等指出灵活的就业方式可以让老年创业者自行控制工作的强度和节奏,从而实现工作和生活的平衡[30]。英国学者Philip Taylor指出青年人和老年人配合工作可以创造更多价值利益。也有研究显示全职工作挤占了老年人的闲暇时间和参与闲暇活动的机会,对其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31]。武雪莹等不仅关注到了战略层面的政策推动——培育就业创业动机,提升参与意愿;还提出要根据老年人的优势,科学选定就业创业领域;在此基础上构建老年人创业与就业的双轮驱动模式[32]。
在已有就业渠道方面,因为发达国家较早迈入老龄化社会,所以对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开发已有较为先进的经验,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老年再就业创业政策和环境,可以作为参考。美国零工经济发达,BBC报道专门打零工的美国人中有约1/3(31%)是1946年至1965年间出生的老年人群,他们会通过“跑腿兔”(Task Rabbit)和“5美元服务区”(Fiverr)等众包平台兜售自身技能服务[33]。活力里约(Rio Vivido)是里约奥运会期间设置的在线服务平台,老年人通过在家中接待游客和提供导游服务,不仅获得经济收入,同时也在和游客的交流互动中感受到陪伴,更是对城市文化的有益传播[34]。此外,韩国也诞生了一些老年人就业新模式,如将韩国的退休教师与世界各地的学生联系起来,让退休教师重新找到人生价值,也为韩国的文化传播做出贡献。相比之下,我国老年人再就业问题严峻,就业创业渠道匮乏,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当前较为成熟的研究包括,部分城市引入“时间银行”互助养老这一概念,以社区为支点,由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方面的居家养老服务。此外,谢沛面向低龄老年人社区再就业,构建了服务系统和信息平台,由社区人员协助运营与对接[35]。
在老年人就业发展方向,国外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的经验仍然值得结合国情重点关注。而就业渠道方面,我国当前的老年人就业创业的渠道创建并不完善,主要还是基于政府、社区平台的单向资源供给,缺乏内生模式的探讨。因此,也应当学习国外经验,探讨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的可行性路径,构建出可持续的愿景方案[35]。
四、结语
从以上文献可以了解到我国老年人口价值实现、再就业政策发展及老年人再就业的现状与未来方向。目前,尽管国家也在推行积极老龄化,但距离实现真正的“愿就业尽就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以下,结合上述文献对我国老年人再就业的实现机制作尝试性探讨,并为未来在该研究领域可能的研究方向提出一点拙见。
(一)老年人再就业及其实现机制探讨
从再就业动机来看,当前老年人的劳动价值观出现了从生计满足到精神满足的跨越。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对个体行为决策的解释,人类做出某种行为的动机是基于个体的某种需求,这些需求由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只有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开始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且较低层次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对个体行为将不再产生激励作用。结合已有文献,可以看出,目前的劳动价值观具有经济追求与精神追求两种倾向。首先,由于现代发展速度较快而生存压力较大,老人的子女并不能轻松具备抚养与赡养的能力,出于给子女减压与给自己赚养老费用的目的,一部分老人会选择再就业以获得经济来源。而一部分老年人在青壮年时期有足够的积蓄,不仅能供养自己,还有能力为子女减轻压力。这一部分的老年人口再就业则是出于追求精神层面生活的丰富,是出于超出经济层面的因素、为追求实现自身价值而选择再就业。
具备动机的老人不一定能顺利再就业,还需要考量其再就业能力。老年人的再就业能力可以理解为帮助其实现再就业动机的内部的个人资源能力与外部的家庭支持。首先,显而易见的是,老年人的健康资本是保证其具有继续就业的首要条件,这也在多篇文献中得到了证实。其次,从上述的文献也可以看出,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对其再就业没有明确的影响关系,且老年人取得的最高学历大多已经在青年时期形成了固定的人力资本存量。所以,重要的是掌握专业技能,提高其再就业能力和转岗能力。再次,家人的支持态度对老年人再就业有正向效应。但实际的家庭支持,是让老年人摆脱家务负担,实现劳动参与动机。虽然现有研究中对家庭照料的考察只纳入了孙子女照料,但伴随高寿老龄化的发展以及由于青年一代面临越来越多的生活压力,低龄老年人可能面临对高寿父母和未成年孙子女的双重照料负担,从而使其重返劳动力市场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受阻。可见,老年人再就业动机的实现,需要获得其自身的人力资本支持和外部的家庭支持。
从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出发,老年人力资源开发要强调激发老年人的价值追求,帮助有意愿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的老年人实现再就业。当然,也需要尊重倾向于退休的老年人口,不应当以削减这部分老年人口的退休金为手段。而未来可以从推进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加强老年职业培训、完善社会照料服务等方面着手,提高老年人再就业的能力和可行性。
(二)研究展望
纵观这些老年人再就业的研究,当前关于我国老年人再就业的研究文献虽然在数量上较为可观且较为全面,但有关老年人再就业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达成一致性结论。因此,笔者想从这部分入手提出一些未来的研究方向。
首先,从人力资本和教育回报来看,教育水平代表着个人人力资本和经济水平,与个人就业能力、就业机会和就业收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目前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与老年人再就业之间得不出明确的关系。这可能与老年人的年龄背景和受教育制度影响的代际差异有关。因此,在老年人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应重点关注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就业的影响。
其次,从职业生涯理论的角度看,工作经历(如职业变动、晋升、就业类型、工作年限等)对老年人的再就业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国外关于职业因素对老年人再就业的研究较多,但由于数据原因,国内的研究较少。相关老年调查研究项目或许可以考虑纳入职业情况的专题追踪调查。
再次,我国高寿老龄化的发展以及隔代照料的家庭文化影响,使得很多低龄老年人很可能面临对高寿父母与未成年孙子女的双重照料负担。有劳动参与意愿的低龄老年人可能会面临工作—家庭的平衡问题。因此有关老年人家庭照料与再就业的决策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最后,目前我国对老年人再就业的理论应用还不充分。本次所纳入的文献中,多数缺乏理论分析。关于老年人如何做出再就业决策、如何进入劳动力市场,尚没有清晰的机制解释。因此,我们应在总结当前学术界对老年人再就业诸多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合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尝试进一步的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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