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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乔伊斯《死者》中的成长主题分析 An Analysis of Initiation Theme in James Joyce’s The Dead
摘要:《都柏林人》是二十世纪初著名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久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集,置景于二三十年代的都柏林,刻画中下层人民生活的景象,描写了都柏林人在道德上、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麻木状态,宛若一幅印象主义的绘画,被公认为是反映都柏林生活的一面镜子。《都柏林人》所描写的是各行各业爱尔兰人的成长,其中《死者》是乔伊斯将其现代性锋芒隐藏得颇为成功的一部作品,作者用舒缓的口吻叙述了一场家宴及宴会后关于爱情的略显悲伤的故事,以及主人公加布里埃尔的精神层面变化与成长,并最终赋予读者以思考和情怀。因此,本文从成长主题角度来分析《死者》,解析成长主题的内涵,以探求成长主题在《死者》中所具有的理论以及现实意义。
关键词:成长主题;顿悟;逃离;精神瘫痪;民族文化
一、成长主题概述
在西方文学中,成长故事的定义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依照传统,成长小说着重描写主人公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往往会有固定的模式,即主人公年幼离家,经历个人成长以及与社会抗争的各个阶段,在和周围环境相接触、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主人公的自我意识和个性在不断形成,也在不断变化[6]。在饱受危机和考验后,主人公最终会形成独特的思想和信念并找到发挥自己特殊才能的最佳位置,而以往的许多愚蠢错误和痛苦经历也会随之消失[3]。
从这方面看,《死者》并不是一篇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但从宽泛层面上来说,成长除了肉体上的成熟外,也意味着精神层面从天真走向成熟这一孤独而艰巨的历程。《死者》中的主人公加布里埃尔的成长则就是后者,也就是灵魂走向成熟。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强调学习过程,一般是从挫折中学习,学会现实地看待世界,学会与人相处,与社会融合,完成个人的定位等[1]。但同样的,这个学习的过程也是被社会塑造的过程,可以十分漫长,需要一辈子来完成;也可以十分突然,即出现“顿悟”,达到认识上的某种飞跃,乔伊斯便这样巧妙地在《死者》中描绘了加布里埃尔的成长过程。
加布里埃尔虽然在生理上已经是个成年人,但是他的教育背景和职业决定了他的心智仍然处于儿童时期且涉世未深。加布里埃尔是个拥有学士学位的大学教授,日常除了教书工作就是为杂志撰稿,每日接触到的不过是书本和文字,对于外界事物知之甚少。因而他对于社会、世界和人的看法仅限于自己的想当然,而非其真实的个人经历。这些也导致了他没有自己独立而成熟的世界观、民族观甚至是感情观。在他个人的思想里,他仿佛不知人间疾苦,认为社会是像书中所描述的样子,但在经历了成长过程之后,加布里埃尔开始认识到成人世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获得了对人生、对社会、对自我以及对民族的重新认识。
二、成长困境成因
(一)社会的普遍瘫痪状态
成长的首要困境是社会的普遍瘫痪状态。乔伊斯所处的时代,爱尔兰正遭受英国的殖民统治,因此殖民给都柏林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精神瘫痪作为一种症状广泛存在于被殖民的社会中,都柏林中的大多数人都处于麻痹状态,浑浑噩噩地生活着[2]。
《死者》描写了一场家宴的热闹与丰盛,似乎营造了一派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然而这个家族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这样的宴会,宴会中似乎处处暗藏着压抑的、死亡的气息。这些看似热闹的人们没有思想,没有灵魂,他们只是重复对往年活动的刻板遵循。“死者”在这里不仅指已经去世的迈克尔,也指快要老去的朱丽亚姨妈,更是指精神上、行动上都陷于瘫痪的都柏林人[10]。
(二)宗教和文化的死亡导致的信仰缺失
其次是宗教和文化的死亡导致的信仰缺失。爱尔兰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经过外部入侵、宗教冲突以及英国殖民等。1922年独立之前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宗教上一直是天主教占主导地位[4]。
《死者》中主人公加布里埃尔身上充满了矛盾性和不确定性,他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爱尔兰知识分子,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大学当老师,也因此更多地受到了殖民者所带来的那些来自英国和欧洲的所谓的先进文化。所以小说一开始,加布里埃尔给读者的印象便是殖民话语的代言人一般,他走进莫肯小姐的房子,就像是一个殖民者在入侵爱尔兰这个殖民地一样。
《死者》所塑造的加布里埃尔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同胞不了解,却对宗主国的殖民权利表现出了认同。殖民国家宗教文化的渗透导致许许多多像加布里埃尔这样的人成为了社会的边缘人,既丢失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信仰,变得与普通的爱尔兰民众格格不入,又成为殖民者维护殖民统治的工具,从而远离了自己的人民。
(三)个人的爱无能
最后一个成因是个人的爱无能。在《都柏林人》所有的故事中,人物几乎都不具备与他人真正交流的能力。他们孤独而寂寞地生活,无法进人朋友、爱人或家人的精神和情感世界,无法建立和享受亲密的人际关系。每个都柏林人都被一种深深的孤独折磨着,不敢投身于生活,这种恐惧甚至使他们走向了精神上的死亡。
《死者》中加布里埃尔与妻子的爱无法共情,直到故事结束,他才明白多年来他所以为的夫妻恩爱却一直都是同床异梦,他从未拥有过妻子的爱,自己也从来没有对任何女人产生过这种爱的情感。爱的主题在这里体现为爱的无力,没有浪漫美好的爱情故事,有的只是精神瘫痪下都柏林人普遍的爱无能。
三、成长的引路人
在关于情感、利益、人际等问题上,每个人面对的困境不同,结果也不同,有的人未能从困境中突围,继续浑浑噩噩的生活,不知不觉间被社会同化;有的人成长被阻滞,心智难以成熟,甚至中途不幸身亡,蜕变终止;还有一些人,他们相对幸运,在困境中有所觉悟,像被指引一般拨开迷雾,全面地审视自己然后选择正确的道路。《死者》中这短短一夜的晚宴,乔伊斯安排了三个身份各异的人来充当加布里埃尔成长中重要的引路人,分别是看楼人的女儿莉莉、同事艾弗丝小姐和妻子格莉塔[8]。
(一)社会现实引路人——莉莉
年轻女孩莉莉在小说中的形象是下层人的代表,她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没上过多少学,在家中也是整日忙碌操劳,而加布里埃尔是社会上流人士,他们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很远,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对社会特别是对社会阴暗面的认识却远远多于加布里埃尔,并给他上了很好的一课。
在加布里埃尔看来,莉莉还是那个坐在台阶上抱着布娃娃的小女孩,但在交谈中得知莉莉已经不再上学,他便调侃道,“我想最近某个好日子我们会去参加你和你那年轻人的婚礼了,对吧?”但莉莉却苦涩地说,“现在的男人全是骗子,千方百计地占你的便宜。”[9]由此可见,莉莉也许在感情上刚刚遭受挫折或欺骗,而布里埃尔想的却是要去参加莉莉的婚礼了。因此听了莉莉讽刺的话之后,加布里埃尔满脸通红,仿佛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一般,并且心情开始阴郁下来。之后,为了挽回面子,他掏出一枚硬币给莉莉,却遭到了对方的拒绝,最后他将硬币硬塞到莉莉的手中,自己小跑上了楼梯。
莉莉本该是一个花季少女,对爱情应有着美好的憧憬,可是她的话语却很是尖酸刻薄,反映出她对爱情的绝望心情,小小年纪的她已经历了坎坷的人生,对未来不再抱有幻想。正是莉莉这样的人物的存在,让加布里埃尔首次认识到社会以及人还有这样的一面,即使是莉莉这样的小女孩也正接受社会的磨砺。与莉莉交谈之后,他也不再一味地活在自己想象中的世界里,他很有挫败感,开始质疑自己,这也是他精神成长的萌芽,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敏感与脆弱。
(二)民族意识引路人——艾弗丝小姐
同事艾弗丝小姐,“她是个落落大方、善于言谈的年轻女士,脸上长有雀斑,褐色的眼睛有些凸鼓。她没有穿袒胸的衣服,领前别着一枚大大的胸针,上面有某个爱尔兰的纹章和格言。”[9]艾弗丝小姐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她热爱自己的国家爱尔兰,热爱自己的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与她相反的是,加布里埃尔是一个自诩知识分子的人,在政治观上缺乏一个成年人应有的立场和民族意识。他在皇家大学获得学位,然后成为大学教授和杂志撰稿人,于是便自认为高人一等,将自己列为统治阶级而与本民族文化背离,公然否认爱尔兰语是自己的母语,对欧洲大陆的感情更甚于对待自己的祖国。由此可见他的民族识淡薄,与本民族关系疏离[7]。
于是,当这两个人一起跳舞时,艾弗丝小姐便开始讽刺加布里埃尔为《每日快报》写评论文章,不断以“西不列颠人”[9]称呼他,以此来对他进行嘲讽,但这种嘲讽同样也刺激了他心中民族意识的复苏,强迫他来重新认识和接纳自己的国家。艾弗丝小姐便是推动他精神世界进一步成长的强大动力,他开始重新正视自己的民族身份,尊重自己的民族文化,结尾他决定动身前往爱尔兰西部也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民族根本而做出的选择。
(三)情感引路人——格莉塔
妻子格莉塔充当了加布里埃尔情感上的导师。加布里埃尔文雅谦和,有礼貌,脾气和善,对待妻子更是体贴入微,下雨时总不忘让她穿上套鞋,并在妻子讲话时,饱含深情的默默注视。这一切都显示出加布里埃尔扮演了一个好丈夫的角色之所以说是扮演这样的角色,是因为加布里埃尔并不真正懂得爱情是什么。在和艾弗丝小姐跳舞时,加布里埃尔曾被问到妻子的家乡康诺特,他连忙矢口否认妻子来自那里,深怕别人知道妻子只是个乡下姑娘。妻子在他看来也只是一个从属物,妻子因为一首民谣引起对初恋的思念而感伤不已的时候,他却对此毫无察觉,一心只想到肉体上的欲望。
当他和妻子回到旅馆后,他发现妻子并没有像他一样深陷强烈的肉欲,而是因为宴会上的一首歌,正在回忆自己一段曾经逝去的爱情。他突然意识到在妻子的心里,对一个死去已久的初恋的记忆比她活着的丈夫的存在更为真实。这引发了加布里埃尔自我评价的危机,他第一次洞察了自己在社会和婚姻中的身份。他为自己感到可耻和可笑,他认为自己现在是一个可怜的、愚蠢的家伙。妻子睡着后,加布里埃尔看着窗外的积雪,感到无限的痛苦和绝望。大雪覆盖了整个爱尔兰,把他与所有活着的和死去的爱尔兰人联系在一起,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5]。死去的人可能因为他们曾经拥有真爱而活着,活着的人可能因为他们从未爱过而死去,即使他们还活着。
这也是是加布里埃尔在完成这一人生阶段走向最后的成熟的一大成长。他意识到妻子对初恋迈克尔的爱正是他缺少的精神上的东西,最后加布里埃尔自己也承认“他自己从来不曾对任何女人有过这样的感情。然而他知道,这种感情一定是爱。”[9]
四、总结
《死者》中描述的故事所蕴含的成长主题不仅在小说本身中具有理论意义,同时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在《死者》中,加布里埃尔的成长是通过三次与三个不同的人的交谈和接触所实现的。莉莉对男人的失望,艾弗丝小姐对他的民族身份的嘲讽以及妻子对初恋情人的念念不忘都对加布里埃尔脆弱的心灵造成了强烈的打击。莉莉对男性的不友好看法让他知道了这个社会并不像他所认为的那样在运转,像这样一个小女孩都在承受社会所带来的苦难和磨砺;艾弗丝小姐对他“西不列颠人”[9]的奚落也使他明白自己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局限认知,明白了自己对于世界和政治乃至宗教认知的幼稚;妻子多年来对初恋的怀念更是衬托出他的爱无能,这么多年都没有真正走进枕边人的内心世界,也懂得了他自己从未体会过的真正的爱是什么。最后,看着窗外漫天的大雪,他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但他的心灵也真正得到了净化,因此才能重生走向下一站新生活。
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是,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合理正确的态度有助于人们形成文化自信和对民族文化的批判性思考。《死者》中加布里埃尔对民族文化的重新认识对现代青少年教育具有借鉴意义。在当今社会中,环境文化复杂多元,甚至成年人都面临着决定一个人的文化身份的困境,有时会对自己国家的感情微妙地变化着,更不用说青少年了。例如如今的出国热,家长们认为最好的教育和文化是在异国他乡,大家都倾向于让孩子们从小学习外语,但是却无视了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的平衡文化,对于那些经常接受外国文化的青少年来说,他们的认同感越来越弱,导致他们对本土同胞和事物漠不关心。如今世界各地各种文化的广泛融合显示出,某种文化的孤立和单独发展必然会导致它的衰落,因此平衡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融合发展,才能共同成长。
参考文献
[1] Marcus, Mordecai. “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 [J]. 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1960(2):221-228.
[2]李玺.论《都柏林人》中的精神瘫痪[D].湖南师范大学,2006.
[3]刘晓森.《都柏林人》中的成长主题解析[D].辽宁大学,2017.
[4]龙晶晶,李忠华.从《都柏林人》探析爱尔兰独立过程中的民族问题[J].贵州民族研究,2019,40(03):17-20.
[5]苏中美.谈《死者》中的精神困境[J].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19,19(02):127-130.
[6]孙胜忠.美国成长小说艺术与文化表达研究[M].安徽: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7]吴国杰,王嘉美.从《死者》看乔伊斯的民族意识[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3):43-46.
[8]杨燕.《死者》中三个女性与加布里埃尔的“顿悟”[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03):283-286.
[9]詹姆斯·乔伊斯著.都柏林人[M].王逢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10]甄珍.《死者》中加布里埃尔的成长[J].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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