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史记》和《汉书》都是史学桂冠上璀璨的明珠，司马迁和班固也是鼎鼎大名的史学家。两本著作中记述的历史事件大同小异，但班马二人遣词造句、表达方式和对人物的评价有诸多不同。本文就以《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与《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为例进行论证。

关键词：《史记》;《汉书》;比较

《史记》和《汉书》都是流芳千古的史学著作，对后世研究当时之史事作用非常，二者的记述内容有很多重合的部分。在这些重合的部分之中，两者的记述可以说是大同小异。并没有显著的区别，但如果我们认真研读，亦能从这些细小的差异之中看出司马迁和班固记史的不同风格。本文主要以西汉名将卫青为分析对象，对比分析两篇文章，以此来阐述班马在创作上的不同，并分析这些差异出现的原因。

一、遣词造句的不同

司马迁和班固在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上，有一定的差异。《史记》中关于历史事件的记述，非常的生动，读来让人有一种如临其境的酣畅淋漓之感。而班固是一个正统的史学家，他在遣词造句时非常注重文字的简洁精炼。读班固的《汉书》，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严谨。《史记》成书的时间要早一些，所以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对相同的内容就进行了加工。这体现在他的文字中就是文字的删减、文字的增补和文字的替换。以《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和《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的这段文字为例：

元朔元年春，卫夫人有男，立为皇后。其秋，青为车骑将军，出雁门，三万骑击匈奴，斩首虏数千人。【青复将三万骑出雁门】明年，匈奴入杀辽西太守，虏略渔阳二千馀人，败韩将军军。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郡】;令车骑将军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高阙。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捕首虏数千，畜数十【百余】万，走白羊、楼烦王。遂以【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以三千八百户封青为长平侯。青校尉苏建有功，以千一百户封建为平陵侯。

上面这段文字中画横线的部分是《汉书》删掉的部分。在该段涉及到的历史事件的记述中，《史记》用了150个字，《汉书》仅用了92个字，删掉了58个字。由该例可以看出，《汉书》中删掉的主要是关于事件的扩充部分，剩下的都是关于事件记述的主干，简洁明了。方括号内的是《汉书》不同于《史记》的字。班固除了对《汉书》进行删减，也会对其做相应的增加。如这一例中，司马迁在记述李息出征代郡时，《史记》的记载为：“汉令将军李息击之，出代”。而《汉书》中的记载为“李息出代郡”。增加了一个“郡”字。此外，班固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史记》中的某些文字进行了替换。如在这一例中关于汉以河南地为朔方郡这一历史事件的记述，《史记》中的记载为：“遂以河南地为朔方郡”，而《汉书》中的记载为：“遂取河南地为朔方郡”。这体现了班固在撰写《汉书》时，根据自己对历史事件的理解，在某些句子中对《史记》中的文字进行了替换。

二、表达方式上的不同

在对历史事件的表述上，班马二人也有着不同。以武帝宠爱王夫人时，甯乘对卫青说的一段话为例。《史记》中记载：“甯乘说大将军曰：‘将军所以功未甚多，身食万户，三子皆为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贵，愿将军奉所赐千金为王夫人亲寿。’”《汉书》中关于甯乘对卫青所说的话，与《史记》的记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唯独不同的是在《汉书》中，少了一个“徒”字。“徒”字在这句话里是“只、仅仅”的意思，《史记》的记载中，加入了“徒”字，表达的意思就是：卫将军之所以在没有累积较多功名的情况之下，就能够食万户，并且三个儿子都是侯爵，这仅仅是因为卫皇后的缘故而已。甯乘的这句话虽然有抹杀卫青将才的嫌疑，但是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卫氏一族崛起的最根本的原因。司马迁也借由甯乘之口，讽刺了外戚势力的强大。而在《汉书》中，则删掉了“徒”字，就使得这句话的表述更加的平和，个人的观点不再那么鲜明，讽刺的意味也削弱了。

三、对人物的评价不同

在最后的总评中，二者几乎是一样的，班固没有对司马迁的评价进行改动。他们都认为卫将军是一个本分、遵守法度、进退有节的人。但在前文的记述之中，两人对卫青的评价稍有不同。在前文中，司马迁往往会借他人之口对卫青及卫氏家族进行评价，在他的评价中，对卫青本身的才能有很大程度的忽略，认为卫青之所以能官居高位，均是卫皇后的缘故，对外戚的讽刺流露于字里行间。而班固在前文中则少有《史记》的批判锋芒，这是二者的一点差异。

那么，为什么对相同历史事件的叙述，会存在以上这些差异呢？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受时代背景的影响

司马迁和班固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代，其身处的社会大环境的差异，使得二人的写作风格有较大的不同。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汉朝刚刚建立，根基还不稳固。这一时期，强秦的覆灭，楚败而汉兴，史学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鉴史兴汉”，并且需要回答“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这一问题。所以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原始察中，见盛观衰”。这表现了司马迁独创的精神和直抒的思想。到了班固所处的时代，汉朝已经非常强盛，政局稳定，统治者通过一系列法令不断地加强中央集权。史学家已经不需要回答“汉建立之初所发生变化的原因”，而是要思考如何维持当前的局面。这就意味着班固的《汉书》是要为统治者服务，要为大汉做宣传。时代背景的不同，造成了马班二人写作风格上的差异。

二、史学家个人思想的差异

司马迁生长于汉初宽松自由的环境之中，再加上其父司马谈“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思想的影响，司马迁非常推崇黄老思想，受“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司马迁也倾向于自然主义，所以在《史记》中，他在叙述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时受这一思想的影响非常深。而班固所处的时代，儒学盛行，他本人从小也受到了严格的正统儒学教育，所以班固是推崇儒学的，所以在《汉书》中，班固在评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都是以这一思想为基准的。二者思想的不同，也是导致《史记》和《汉书》风格迥异的一大原因。

时代背景的局限、史学家个人的偏好，都是影响史事记述的重要因素，因此，读者在研读相关史事事，应博览群书、多方求证，多角度地论证史事。

参考文献：

[1]王福栋.《史记.李将军列传》与《汉书.李广传》的比较研究[J].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31（17）.

[2]沈意.微言见大义 实录寓论断——《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读后[J].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9.

[3]张明月.《史记》《汉书》重合篇章比较研究.[J].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