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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释解字形字义，“祖”字为男根之形，“父”字为手执男根象形，父亲为手执男根之人。作为生殖神灵，出土祖形器与男根图案、射精纹饰等，以男性精液的种子作用为媒介，将且与父、父与种、种与根、根与祖、祖与男根崇拜之间关联起来。父是家庭根基，“且”（祖形器）生于父身，载于父身，是父亲之化身，血缘种胤之象征。祖形器是男根崇拜、男性力量崇拜和英雄崇拜的象征物，父之身体和父之男根是人种崇拜、男根崇拜和英雄崇拜的集合载体。

关键词：父;男根崇拜;祖形器;根胻;根基

祖形器即考古出土或地上遗存的男根模拟物或男根像形物。因材质不同，祖形器又分为陶祖、石祖、玉祖、木祖、骨祖、漆祖、铜祖、银祖，等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12月，全国各地出土和遗存的先秦时期即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代祖形器文物达166处。其中，裴李岗时代1处[1];仰韶时代29处[2];龙山时代63处[3];夏商周三代73处[4]。这些祖形器文物，虽然自身没有文字记录，但考古发掘报告和其艺术造型特点却传达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本文即从祖形器文物信息中窥探祖、父身体与男根崇拜之关联。

一、祖、父字形与男根崇拜

（一）“祖”（且）字的释字解字

关于祖和且，近代以来，有很多学者进行释字解字探究，争议很大。祖在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中写成“且”（图一）。学界对“且”字的形象及其本义，说法很多。从目前的研究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且”为“祖”之初文说。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在对“祖”进行解释，认为“且”为“祖”之初文。引段玉裁注：“‘所以承藉进物者。’古置肉俎上以祭祀先祖，故称祖为且，后起为祖。”[5]P1490 清代阮元《释且》曰：“且，古祖字也，古文祖皆从且字。”[6]P11 二是“俎几”说。王国维认为“且”是“俎”的初文。[7]P299 徐中舒对“且”进行解释：“均象盛肉之俎。本为断木，用作切肉之荐，后世谓之‘椀俎’。”[5]P22 三是陶罐形状说。詹鄞鑫认为“且”是陶罐的象形[8]。其理由是：“酉”是“酒”字的初文，“酉”是陶罐（酒坛）的形象，从而推测出两种可能，其一，商人早先曾以覆置的陶罐作为祖神偶像;其二造字时为了区别于“酉”字，而将“酉”的字形倒置作为“且”字。四是男性生殖器说，影响最大的是郭沫若。郭沫若在《释祖妣》一文中，论证提出祖、且之原形为男性生殖器[9]P38。他对《说文》“且”、“祖”的注释产生疑问，提出自己的看法：“‘且’实牡器之象形，故可省为丄”。[10]P34 即“且”为男性或雄性动物的外生殖器之形。《汉字源流字典》也持此观点，“甲骨文像雄性生殖器形，是初民生殖崇拜的体现，人类靠生殖繁衍。”[11]P114 且为男性生殖器说虽然至今仍有争议，但逐渐得到众多学者们的认可。笔者亦认可并信从此说。

（二）“父”字的释字解字

关于“父”字，也有很多学者进行释字解字探究，争议也很大。父字的甲骨文、金文字形，均为一只人手执一棒形物（图二）。手执之物究竟为何物？主要观点有：《说文解字》的举杖说[7]、郭沫若的持斧说[10]、罗振玉的持炬说[12]、高鸿缙的持抽象物说[13]、唐圭馨的执炷说[14]，等等。这四种说法各有一定道理，但字义解释不通，从经济社会生物和伦理诸学都解释不通，考古上证据缺乏，民俗学上依据不足，从文字到文字，犹如文字游戏，无法令人信从。当然，还有第五说，即手执男性生殖器说。唐汉认为：“父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的父字，左边是一只手，右边的一条竖线乃是男性生殖器的简省团形，可视作‘且’的填实。父，以手持生殖器来构形，乃是用成年男子的生殖功用强调父亲的内涵。”[15]P103  2016年，王圣发表《释“父”》[16]一文，提出手执之物应为男根之形，提出持男根说。王圣从父字用法、造字本义、最初之义通指父辈、发现男性生殖作用后引伸为生命之始，进行缜密论述，最后得出结论：“父为手执男根的象形。此处父之昂首义则极易理解，即由男根勃起之象而来。如此，则此处所谓‘父道’，其义当甚为原始。”[16] 此说可从。但是，此类论证论述，还是从文字到文字，缺乏考古、民俗等二重、三重证据，依然有点猜谜的味道。

（三）父为手执男根之人

祖与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上文释字祖为男根说、父为手执男根说来看，祖、父联系主要有三：一是祖和父，皆为男性用词，是男性的专享词。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崇敬之义。“祖”“且”特指男性祖先，父为男性通用之美称。郭沫若《释祖妣》说：“祖妣父母之称古亦有别。其在周人，一切男子均称父，一切女子均称母（按甲骨文母、女同字）……《说文》甫字注亦云‘男子之美称’。然经典男子之字多作某父，彞器（古代宗庙常用礼器的总名）则皆作父无作甫者知父为本字也。”[9] 二是核心要件皆为男根，祖为供奉祭祀之男根，父为手执男根之形象。三是从生物学上看，祖为父之父，具有血缘和承继接代关系。区别和不同主要有三：一是从生物学和历史学看，父是子女生育播种者，是具有生育传嗣能力的男性;祖为父之父，是血缘家族先人。二是从经济学意义上看，父是家庭耕作者、供养者和保护者;祖是是过往者，三代以上之祖先虽然重要，但却并非直接生育者、养育者和保护者，是隔代血亲，不能提供父亲带给子女的切身温暖和安全感。三是从社会伦理和宗教学意义上看。祖为神，是被供奉者;父为尊，是现世一家之主。《荀子·致仕》篇曰：“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17]四是从文化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看，文物之“祖”，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器物;历史之祖，是家族先人;父，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是现世亲人。从这些联系和区别看，且、祖渊源于父亲之身，对父（男性美称）生殖能力、生殖器官的崇敬、神化、分离、独立之后，产生了且;将且摆上神灵之位，加“示”供奉，即成为“祖”。也就是说，“且”与“示”会意为“祖”，其意为父（男性）之“且”为氏族部落和家族的繁衍传承，鼎立基础奠定功勋，其地位功勋可比肩神灵。由此，祖就具有了双重涵义，一为三代以上男性祖先，二为家族生殖神灵，即生殖神。父也有双重涵义：其一，作为生物学之父，父是当世手握男根创造新生命之家长，是手执“且”器之甫男美男青壮男;其二，父是“祖”之源，又是“祖”之载体。做为生殖神崇拜、高禖神崇拜的石祖、陶祖等祖形器，源于“父”之身;父之身上固有的阴茎，是创造新生命的被崇拜对象，被神化为“且”;父衰老死亡之后，成为家族之祖。双重涵义合二为一，即手执男根创造新生命才能成为父;换言之，父是手执男根之人。

二、作为生殖神灵，祖形器将且与父、父与男根崇拜之间关联起来

通观中国考古出土和地上遗存之祖形器，不同时期的祖形器具有不同的用途寓意，父（男性）、祖形器、男根崇拜经历了从认识精液、种子的重要作用，到以且为生殖神灵、父亲之化身、男性之象征，再到以男根崇拜为表象特征的男性力量崇拜和英雄崇拜。

（一）人类认识男性种子作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表明，人类对男性生育功能和种子作用的认识过程，十分漫长。这个过程，可能历经整个旧石器时代。仅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尚未发现旧石器时代人类认识男性种子作用的证据。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均未发现石祖、陶祖等祖形器，也未发现中国古人关于男性精液和种子的任何证据。直到新石器时代中期，在裴李岗文化考古中才发现了距今约7200～7500年的2件陶祖[1]，这是中国最早的祖形器，也是中国最早的男性生殖器崇拜证据。

现代考古虽然能够发掘出祖形器，但是类似精液之类的古人类种子物质证据却无法获取，原始人对精液有什么具体的看法，今人仍然无从获知。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古人以及考古发现的蛛丝马迹中窥探其端倪。中国古代房中医书和西方古老的神话故事都认为，精液是生命的基本物质。这不仅仅是因为精液使女人怀孕，还因为它与脑物质相似，因此被看做是构成灵魂的物质。中国的道家认为精液是珍贵的物质，不能随意浪费，但他们也相信精液能重生，能提高质量。信奉道教修炼房中术的男人和其他女人性交时“强固不泄”，即强忍着不射精，认为这样就能够“吸阴补阳”，强身健体，成仙长寿，还容易使配偶受孕。不过，人类早期认识雄性和男性精液的种子作用、致孕作用，并非从人类自身获知，而是从蓄养的家畜身上获知的。

（二）人类从蓄养家畜身上获知雄性种子作用

人类学家提出自从人类开始蓄养家畜后，就在向父系社会发展，因为他们从饲养的动物身上发现了雄性动物在生殖方面所起的作用。考古资料表明，从距今9000年的裴李岗文化开始，中原先民就开始饲养家畜。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年代，为距今9000年—7800年。通过对动物遗存的分析鉴定，研究者认为贾湖遗址出土的猪和狗为家养动物。[18] 但此时野生动物的数量大于家养动物。到仰韶时代，中原地区已普遍饲养家畜，且家养蓄养动物比例大大提高[19]。如郑州西山遗址以仰韶文化遗存为主，年代距今6500年—4800年。通过定性定量研究，研究者认为狗、马、家猪为家养动物。依据最小个体数的统计结果，仰韶时期家养动物占哺乳动物总量的60.91%，家猪占全部家养动物总数的91.73%。西山遗址以家养动物为主，家猪的数量最多。[20] 邓州八里岗遗址：动物遗存集中仰韶前、早、中期。通过定性定量研究，研究者认为猪为家畜，从可鉴定标本数来看，前仰韶文化时期，家猪的数量占全部哺乳动物总数的45.5%，仰韶文化早期家猪占35%，仰韶文化中期家猪占59.9%，家猪的地位不断增强，反映了家猪饲养的扩大[21]。到龙山时代，家畜饲养已遍及中原及全国各地。如出土陶祖的新密古城寨遗址[22]及其附近龙山时代遗址，均发现了大量的家畜遗迹。新密新砦遗址，研究者认为狗、家猪、黄牛、绵羊、山羊为家养动物。从最小个体数的统计来看，家养动物的数量占哺乳动物总数的76.87%，其中家猪的数量占家畜总数的70.87%，狗占6.8%，黄牛占8.74%，羊占13.59%。新砦遗址以家养动物为主，家猪的数量亦最多。[23] 出土陶祖的淅川下王岗遗址及其附近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遗址，也均发现了大量的家畜遗迹。通过对淅川下王岗遗址动物遗存鉴定，研究者认为狗、家猪、黄牛为家养动物。[24] 淅川龙山岗遗址：通过定性定量的研究，确定猪为家养动物。从最小个体数来看，石家河文化时期家猪占全部动物哺乳动物的76.9%。[25]

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龙山文化遗存“家畜以养猪为主，占已鉴定动物骨骼的49%，另外还有牛和狗。”[26]P316

环太湖流域的众多良渚文化遗址也发现了猪、狗等家养动物遗存。如杭州余杭卞家山遗址，家猪占总数的93%[27]。良渚古城美人地遗址，猪属占动物遗存总数的77%，且家猪最多。[28] 昆山少卿山遗址动物组合中家猪约占哺乳动物总数的75%，野生动物约占25%，以家养动物为主[29]。良渚社会政权中心区域即今浙江余杭一带的遗址中，家养动物都占绝对优势。在中心区域以外的今江苏苏州、上海一带，家养动物仍占50%以上。[30]

猪的大量蓄养家养需要选育公猪、配种、骟性器官等，在蓄养家畜过程中，先民们逐渐认识了牲畜牡器的功能，将牡器等同于“种”，并推及人类自身。此后，自新石器时代中期以来的数千年时间，人们都将男性生殖器看作是“种”，等同于人种。这种民俗留传数千年，一直沿习至今。当今，在以河南、皖北、鲁西为中心的大中原地区，成人在唬逗男童时常说：“看护好你的鸡鸡，留种用的。”小男孩从小就被强化灌输男性生殖器是“种”的观念。仰韶时代和龙山时代众多出土祖形器中，有些祖形器明确标明出自墓中，如湖南澧县孙家岗玉祖[31]、青海乐都柳湾人像浮雕陶祖彩陶壶和石祖[32]、广西百色坎屯石祖[33]。这些出自墓地的祖形器，一般都是在葬仪或祭祀时，以“种”的形式埋入墓地，做为父亲、父辈或男性的种子象征物、替身或生殖灵物、生殖神，祈愿、寓意子孙繁茂、世代昌盛。也有的祖形器出自窖穴中，如甘肃临夏张家嘴齐家文化陶祖[34]。齐家先民将陶祖视为生殖神灵，十分珍视，平时将其珍藏在窖穴里，祭祀时才取出来供奉崇拜一番。

（三）仰韶时代珍视男性精液种子作用的考古案例

细心的考古发掘者发现，江苏江阴祁头山陶祖[35]（图三） 上饰有白粉。自山顶洞人以来，中国人自古尚红，考古中发现的饰白粉现象比较少见。这种白粉可能是石灰，与中原地区以朱砂殓葬有相似功能，起干燥作用。但是，在灰坑中为一个陶祖专门施以白粉，仅仅为了干燥无论如何说不通。笔者认为，红色陶祖上饰以白粉，是模拟男性白色精液，在崇拜或祭祀时祈育。白色，在古代有很多涵义。商代祭祀中均使用宰杀后脱毛洗干净的白猪白羊，如日本天理大学所藏甲骨中有一片：“丙午卜，御方九羊，百白豭。”（《天理》300） 白色表示干净纯洁、洁白无瑕，也表示事物的起始和原初的形态。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白色主要在人神相会、沟通生者与死者时使用，白色对于生死轮回和生殖繁衍意义重大，因为白色代表精液和乳汁，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在这里，以白粉涂在陶祖上代表精液，表示人类生命的原初状态，祈愿新的生命轮回。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河南汝州洪山庙遗址[36] 出土陶缸上的射精纹彩绘。在洪山庙瓮棺丛葬墓中，不仅发现了泥条塑的男根，男根头部刻有尿道口并涂红彩，而且还发现了四幅男性生殖器崇拜的图案，这在仰韶文化彩陶中属首次发现。四幅图案对男性生殖器极尽渲染。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前三幅图案所属瓮棺中的人骨，经鉴定都是成年女性，其中一位年龄在20—25岁左右，正当生育期。在她们的葬具上绘有男性生殖器，作者将其解释为祈求生育之意[36]。在年轻女性瓮棺葬具上绘制这些男根纹饰，也可能还有其它的寓意，例如祈求生男孩、多生多育、氏族兴旺、阴阳和谐等。同时，W71陶缸上还发现了以棕、白、红三彩绘出的特别纹饰绘画。

洪山庙遗址W71：1陶缸“腹的中部绘有四幅极其抽象化的图案，其周边轮廓似人头形。先用白彩作底，以深棕色彩画出周边，中间以红彩、深棕彩在白底上画出主体图案，四幅主图案大同小异，依次编为甲、乙、丙、丁”[36]（图四）。以甲图为例，“中间用红彩又绘出二个顶宽、底部略窄的似椭圆形的小窗图案，左边较矮，右边较高，左边窗高11、宽7.2厘米，右边窗高12、宽7.6厘米，其中部以窄条白彩分开，窗顶以深棕彩粗弧线镶边，底部用白彩画二个半圆形，左边半圆略大，右边较小，其下又画出二条深棕色短线相托，窗顶深棕色边的中部以红彩绘出较细的一束射线，中间的较长，两侧的稍短，呈扇形分布，射线不十分清晰，有的已剥落，可辨出左边五条，右边六条，两小窗下至底为白底。”[36]。

发掘者将这一组纹饰解释为“似人面具图案”。有的学者直接将其称为“巫师做法的面具”。此说甚谬！这些图案既非人面，又非巫师面具。在史前社会，无论人面图案，还是面具图案，都应具有明确的人类五官特征。而W71：1陶缸上的四幅图案大同小异，但均无人的五官特征，不可能是人类面具图案。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图案呢？笔者认为，它是以另一种新的形式表现的男根纹。W71：1四幅图案（图四）中，每幅图案中分别绘制了两具勃起直立的男根纹，上部的椭圆形的小窗代表膨胀的男根龟头，中部的窄条白彩表示冠状沟;男根龟头顶端的放射状线条，表示射精;丁图射线上方点一深棕色圆点，表示已经从男根中射出的精液。因此，W71：1上绘色制的四幅图案，不仅分别绘制了两具勃起直立的男根，而且在男根龟头顶端部位，还绘制出表示射精的放射状线条。每一个独立的男根纹，就是一个“且”字初型。这说明，生活在仰韶时代洪山庙遗址的人们，不仅已经清晰地认识到了男根的生育功能，而且已经认识到了女阴、男根、射精、精液与人类生育之间的必然关系，特别是已经认识到了精液的种子作用。

由此，通过这些祖形器、男根图案、射精纹饰等，以男性精液的种子作用为媒介，就将且与父、父与种、种与根、根与祖、祖与男根崇拜之间，关联起来了。在人类社会慢长的历史进程中，史前人类长时期对性交和怀孕的关系一片无知，对男性的生育功能和男性精液的作用也是盲然无知。江阴祁头山遗址以白粉涂在陶祖上表示精液，洪山庙遗址的男根纹饰、射精纹饰等等，清晰地表达了当时人们对男根、射精的重视，以及对男性精液的珍视，这是人类、特别是中华先民对自身身体功能认识的重大进步和飞跃。

三、父是家庭根基，祖形器是父之化身、血缘种胤之象征

（一）父是维系家庭血缘种胤之本源

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进入父系社会后，父与种的观念密切关联。父和父亲的功能涵义有很多，例如：家长、生育者、保护者、供养者、抚养者、狩猎者、耕作者、劳动力、顶樑柱、战士、英雄等等，但其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生物特征和性特征，即男性生殖器，或称男根、阳具。进入父系社会，女性和母亲的作用快速下降，地位大大降低。每个人的宗亲根源在于祖和祖先，但祖和祖先已经远离现世或正在远离现世，现世血缘之种、传宗之种都在父;直白地说，在于父之身体、父之生殖器，家族之繁衍系于父亲之一个身体器官——生殖器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父”字为手执男根说完全可以成立。没有男根的父，无法传续家庭血缘种胤，就不能成为父。父是今日之种，未来之祖;父之父为祖父，三代以上才可称祖。三代以上之祖先固然重要，但却并非直接生育者、养育者和保护者，是隔代血亲，是过期失效之父，已经由生物学意义上的手执男根之父，变成了宗教学和社会伦理学意义上的“祖”，已没有父亲能够给予子女的切身温暖和安全感。父处在祖和子之间，承上启下，是传承家族血脉之中继，重任在肩。没有祖，家庭仍可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没有父，家庭将失去支撑陷入困境。没有父，何来子！在中国古代“祖”“且”特指男性祖先，是男性的专享词。祖是神，但不是父，祖和父不可混淆，祖不可代替父;每个人只有一个生身之父。龙山时代，女性地位大大降低，子女虽然是母亲、女性身上掉下来的肉，但肉体生命来自父亲的血缘观念，在经历了仰韶时代逐步强化后，已经根深蒂固。所以，进入龙山时代以后，家庭家族传宗接代逐渐以男性世系计算，宗室和财产由男性一代一代传承继承，并作为一种不成文的社会制度、宗法制度逐步确立并固定下来。父是家长，是家权掌控者。生物学上的父，源于祖，生于祖，以祖先为本源。而文化学上的“祖”，却源于父，生于父之身，取自父之身。因此，手执“且”之父和手握阳具之父，是家庭血缘之种，传家之本，是维系家庭血缘种胤之本源。

（二）父是维系传续家庭和家族血缘根胻（种）之根基

从考古发掘资料看，大多祖形器都出自灰坑或祭坑中，但是新密古城寨遗址[22] 出土的陶祖和襄汾陶寺遗址[37][38]出土的石祖，出土地点却很特别，它们出自城址中，特别是靠近城墙遗址内外。往前追溯，仰韶时代的高陵杨官寨陶祖[39][40] 也出自城址内城墙遗址附近。安徽蒙城尉迟寺陶祖[26] 出自遗址中的房基内，紧靠附近的防御性濠沟。湖北天门邓家湾陶祖[41] 出自石家河古城外的邓家湾祭祀坑。凡此种种，都与古人以男性阴茎为根和根基的观念密切相关。

根的本义是指树根、植物的根系;根为植物生命之源，由此又派生根的象征义，即根为始也。《淮南子·原道训》：“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42]——意为根是事物的本源、根由、依据。由此，从根的本义、象征义又衍生出很多引申义，最主要的引申义为根基和根祖。根基，指物体的下部、基础部。根祖，指祖宗、祖先，家族、氏族的起始、源头，后代称为子嗣、根嗣（长子）。创造和延续后代子孙的性器官，被称为男根、女根。根的概念和涵义被引申至万物之始。《老子》：“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43]。近现代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在调查研究氏族部落时发现，人类社会普遍存在基于亲族血缘的“根的观念”。摩尔根在对北美印第安人的的长期观察中发现：易洛魁人认为，凡是同一个氏族的死者都葬在同一个墓地，把一个亲属的尸骨和一个外人的尸骨混在一起是违反宗教规矩的，凡是亲骨肉，彼此就应当永远不分离。[44] 因“氏族是以血缘亲属关系为基础的，赖有这种血缘亲属关系，它所联合起来的个人才成为一个氏族，氏族有着共同的墓地”[45]。 在人死后还有灵魂的观念及氏族血缘观念的支配下，他们认为“同氏族的骨与骨，肉与肉，应该是互相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都是“一个根子生出来的，有共同的祖先，有着骨肉关系，活着的时候在一起，死了也要在一起”。[46] 于是出现了墓葬排列密集的墓葬区，这也是氏族亲情观念的反映。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称有血缘关系的亲族、后代为“根胻”，把同族有血缘关系的人称为“一条根胻”。这里的根胻，主要指父系制度下的男性子嗣，具有“种”的含义。“根胻”一词，未见词典、词海中收录，但在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代代相传，已沿用了几千年，无论何种文化程度的人，都知道这个词的意思：种、种胤、种源、种嗣、血缘亲属。用现代科学术语说，就是DNA，即脱氧核糖核酸。引伸一步说，“根胻”还具有崇祖敬祖、维系血缘亲情和蕃衍继嗣的多种涵义;维系“根胻”和传宗接代的重任，系于“父”之身，就是宗法伦理学上的父之男根和生物生理学上的父之阴茎。正如恩格斯强调：“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是不可缺或的一种社会生产，要同物质生产一样受到重视，相互协调，劳动愈不发展，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落后的生产力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使原始社会先民十分重视人的自身生产。考古资料和研究发现，史前聚落和古城内的居民大都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宗亲，属于一条根胻。在城址和城墙遗址附近出土的祖形器，既用于祭祀，祈愿氏族繁盛、人丁兴旺、香火永续;同时，也具有且即根基的奠基意义，祈愿城池牢固、代代守护、生生不息。因此，作为父亲化身、种胤象征的陶祖、石祖等祖形器，具有明显的生殖和亲族血缘象征性，即以祖形器为根基和根胻，象征根胻相连、根基永固和血脉永续。而手执男根、承载“且”器的父，就成为维系传续家庭甚至家族血缘根胻（种）之根基。“且”，是根基之象征。父去世后，父之且或父手执之且，就置放供台敬奉祭祀，成为“祖”。因此，杨官寨遗址[39]和古城寨遗址[22]将陶祖用于城址奠基，就能得到合理解释。祖先崇拜中，灵魂是表象，血缘种胤才是根本。

四、父是男根崇拜、人种崇拜和英雄崇拜的集合载体

（一）父之偶像，是人种崇拜、男根崇拜和男性阳刚崇拜的集合体

考古发掘和中外艺术发展对比发现，中国先秦时期人物造像和偶像崇拜不够发达。中国考古出土的人物造像、祖先神像、人物偶像，与埃及、印度、古巴比伦、欧洲等古文明和地区相比，都不太多。在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几乎没有人偶形象出土。距今12000-9000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也很少有人偶或人面形象出土。距今9000-7000年的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出现男性人面形象，同时也开始出土陶祖[1]。到距今7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仰韶文化时代，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一些考古遗址中，陶塑的人面像、特别是男性人像陆续出现，祖形器增多，出土祖形器的考古遗址增至29处[2]。到距今5000-4000年的龙山时代，考古学上称之为金石并用时代，各地众多考古遗址中，都出土有数量不等的，用陶、石、玉等材质雕塑的男性人像或男性人面像。与此同时，出土祖形器大量增多。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考古出土和地面遗存的龙山时代祖形器多达63处[3]。这些人面像和祖形器，正是龙山时代全面进入父系社会、男性地位尊崇、男性生殖器受到崇拜膜拜的证据。在长江流域，1998年发现于湖北省柳林溪的石雕人像[47]和秭归东门头的“太阳人”画像[48] ，都突出表现了男性的特征。由此，高福进认为“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长江中上游地区，己经出现了对太阳神和男性阳刚之气的崇敬”[49]。笔者认为，这些男性人像或人面像，就是父、祖之形象。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大基建、大开发、城镇化，考古成果丰硕，国家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激增，但也有大量出土文物流散民间。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文物丰富，对于民间文物，与国际文物机构、科研机构做法不同的是，中国文管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专家学者等，对民间文物均不予承认。但是，承认与否，并不能改变文物的本质属性。在先秦时期历史研究中，由于考古发掘出土的人物偶像较少，民间收藏的人物偶像，特别是先秦时期石祖人物雕像，正可弥补中国先秦偶像之不足，向后人展示了先秦时期的“父亲”、“人种”“男根崇拜”的形象。父就是人之种，人之种就是父亲，直接形象地表达了男根与父亲的统一关系。这些不同姿态的祖形器雕塑造像（图七），均为年轻青壮年男性，或手执男根，或头上生长男根，即是父亲之化身，人种之象征，生殖之神灵。“父”字，就是人种崇拜、男根崇拜和男性阳刚崇拜的集合体;祖形器和父亲身上，承载和包涵了人类种子、种胤根胻、男根崇拜等众多文化信息。

（二）父是男根崇拜、男性力量崇拜和英雄崇拜的集合体

龙山时代是中华文明的集结形成期，大量祖形器的出现既是男性崇拜和父系社会走向繁荣的显著标志，也是男性主导社会权力的标志。笔者对大量考古资料研究分析后发现，龙山时代普遍且广泛存在祖先崇拜，崇拜祭祀的对象主要是男系男性血缘祖先。为什么是男性祖先而不是女性祖先？因为男性在社会生产生活中起着决定和支配作用;特别是，在农业耕作、蓄牧养殖、狩猎防御、战争冲突等需要以力量取胜的社会活动中，男性都具有决定作用。龙山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墓地墓葬，如中原龙山文化的襄汾陶寺、淅川下王岗，山东龙山文化的呈子、三里河、朱封墓地，齐家文化的柳湾、皇娘娘台、大何庄、秦魏家墓地等;良渚文化的瑶山、反山、草鞋山墓地和武进寺墩墓地;石家河文化的邓家湾墓地，等等，都存在氏族公共墓地，但在同一墓地内，各墓随葬品种类、品质、数量都存在极大悬殊，少数男性权贵大墓不仅墓葬等级高，而且随葬品量多丰富又精美，这在陶寺M2001大墓、朱封大墓、寺墩M3大墓、皇娘娘台M30和M48大墓、反山M20大墓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震憾。如寺墩M3的主人是一个仅20岁左右的男性青年，却随葬了玉器陶器120多件，其中仅高品质玉琮玉璧就多达57件[50][51]，几乎是将其方国内数十年之财富集中于一墓。有艺术品拍卖师在博物馆展览现场估价，仅此57件玉器，若公开拍卖，拍价估计可高达100-200亿元人民币。这些玉琮玉璧，无论是其自身努力获取或是家族继承，都反映了其尊贵富有和崇高的权势地位。龙山时代祖形器集中连片分布的中原、关中、江汉平原、汉江上游谷地、广西桂南平原，以及甘南高原和河西走廊地区，都是史前农业或农牧业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对男性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较高。同时，这些地区也是各种氏族聚落、部落、酋邦、方国之间争斗、冲突和战争频发的地区，对男性的作战力量依赖度更高。南河遗址[52]和小街遗址[52]所在的河南南召县板山坪乡并没有大型原始聚落遗址，为什么会出现2处高达5米的巨大男根雕塑（图六）呢？孙保瑞认为，南河遗址、小街遗址所处的板山坪乡，周围的山脉叫南阳衡山，是屈家岭文化与龙山文化的交界地，是三苗部落的北部边缘。在先秦时期，这里是三苗部落与中原华夏舜禹部落军事冲突对峙的地方，三苗集团和后来的楚国，与中原和北方武装力量抗衡对峙长达一千多年，三苗集团“在南河遗址处，进行大规模的祭祀军祖仪式，他们向军祖宣誓，祈求保佑战争胜利，保佑他的民族有旺盛的生命力。”[52]P52 这里的男根雕塑是不是军祖，已无法考证，但以巨大的男性阳具象征男性、力量、战斗力，完全可以信从。同理，山东海岱龙山文化区域也是聚落城址发达、酋邦林立、方国众多的地区，昌乐崇山石祖林[53]也应该具有祈育生殖和崇拜男性力量、崇拜战神的双重寓意。由此可见，龙山时代祖形器大量出现且密集增多，与这一时期男性地位凸显，特别是男性在氏族部落冲突、酋邦方国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凸显，社会普遍存在男性崇拜、英雄崇拜等集体意识，有密切关系。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炎帝、蚩尤、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等英雄人物，都有双重身份，既是战神，又是生育神。传说黄帝生育26子，个个能力超群又生育力强，子孙遍九州，成为华夏祖先。商周文献和甲骨文、金文中，普遍称男性为“父”，是对16岁以上、40岁以下青壮年男性普遍的美称，与当今普称青壮年男性为“帅哥”等同;其义有二：一为青壮年男子;二为生育者，传种者。对老年男性则不再称父，四十曰强，五十曰艾，六十曰耆，七十曰老。战国以后普遍称老年男性为翁、叟、耆老，虽然不是蔑称，但也不是美称;显然，这些称呼中都暗含有不帅不美、老态龙钟、老不中用、衰老过期之贬义。因此，“且”源自父身，且崇拜（男根崇拜）与父权、族权、军权、神权等由男性掌控的家族权力和公共权力具有密切关系，是男性力量崇拜和英雄崇拜的象征物。换言之，在先秦时期，特别是龙山时代和青铜时代，在青壮年男性身上体现出来的男性崇拜、人种属性、血缘根胻、力量崇拜和英雄崇拜，往往以手执男根之“父”、且崇拜、男根崇拜形式展现，手执男根之“父”是男根崇拜、男性力量崇拜和英雄崇拜的集合体和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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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楚天佑（1964年5月—）男，汉族，河南省郑州市人，本科学历，198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任职于南京市税务局，调研员，历史研究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男根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