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变革力量。

从广义上来看，科技文化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通过科学技术活动作用于自然界而产生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实践成果的总和，主要表现为科技成果、科技制度及科技观念等三个层次。从狭义上来看，科技文化是围绕科技活动所形成的一套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制度约束、行为准则和社会规范，是科学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并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对公众和社会发展影响深远。近代以来，随着科技文化突破中世纪黑暗的宗教文化的桎梏，科学技术发展迎来了第一次大突破，进而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系统考察近代以来西欧社会变革的历程中，马克思、恩格斯高度关注并辨证认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进步功能。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的巨大物质功能、经济功能和精神功能、文化功能”，不仅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论断，并且高度肯定科学的社会作用，提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其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现代科技文化，已形成了由器物层次、制度层次、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层次组成的相对独立的亚文化系统，并已成为推动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最强大的基本力量。”2历史地综合地考察科技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辨证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总是从相关的科学观念、思想、价值观、制度等等变革为先导，正是科技文化引领的思想变革成为科技发展变革的前奏，然后随着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引发科学技术的变革，进而由于科学技术的变革引发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由此整个社会文化也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其中，科技文化作为强大的亚文化系统，其自身的变革又直接推动了社会文化系统的变革，进而又通过社会文化变革引领整个社会的变革。所以，科技文化通过推动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系统等两个方面的变革从而直接或间接引发社会变革。因此，要重视科技文化在推动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先导作用，通过有意识地重视和加强科技文化建设，营造先导氛围，为社会变革提供物质支撑和精神动力。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3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上的全方位变革，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是开创性事业，是系统性变革重塑”，“需要提高塑造变革能力，打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运用现代化的理念、机制、方法、手段，有力有效推动共同富裕变革性实践，不断开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新境界。”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场景中，需要及时注入科技文化的变革力量，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美好社会建设注入强大的物质变革力量、制度变革力量和精神变革力量。

加强科技文化建设，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强大的物质变革力量。

共同富裕“是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石的共同富裕，是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分好“蛋糕”，是效率与公平、发展与共享的辩证统一”。因此，高质量发展首要的是要做大“蛋糕”、要效率、要发展。在这一目标下，我们要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强大的物质变革功能。

在综合考察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议题中，马克思不仅关注到了科学技术的伟大历史作用，并且从“现实的人的感性实践”出发，把科学技术置于整个社会进程中进行历史考察，从而解释了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其本质在于社会性，科技是一种社会现象和一种文化过程。科技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三个基本层次。其中物质文化主要指科技器物，是科学文化的外层和硬件，由工具、仪器设备、人工材料、实验装备、信息处理技术、物质设施等构成。物质文化的发展，既为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同时生产工具、仪器、材料等器物的发展，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现代科技以文化方式在物质层面推动生产力变革”，科技变革推动生产力变革，生产力变革推动产业变革，产业变革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为国家提供强大的物质力量。

自18世纪中叶以来，人类主要经历了由蒸汽机、电力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三次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也推动了世界文明的演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科技高速发展，引起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深刻的变革。可以说，谁掌握了高科技，谁就掌握了物质变革的力量。由于历史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因素，中国错过了前两次科技革命，在饱尝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切肤之痛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技技术的巨大物质力量，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高度重视科技自立自强，开展“科教兴国”“创新驱动”“科技强国”等发展战略，科学技术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给中国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科技文化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使得科技物质功能的发挥还有非常大的空提升间。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刻把握世界发展的历史机遇，高度重视科技文化创新，提出要中国“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积淀强大的物质力量。

“科技创新、数字变革”是浙江在探索推动共同富裕实践中的首要路径。浙江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大力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和一批重量级未来产业，力争成为“领跑者”。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发展，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推动数据要素价值有效释放，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公共服务数字化水平，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夯实数字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基于数字技术变革，浙江新旧动能转换得以不断加速。从2014年到2020年，浙江数字经济总量从10940亿元增长至30218亿元，年均增长18.5%，占GDP比重从27.25%提升至46.8%。数字经济更是成为疫情时期浙江经济复苏和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和动力支撑。2021年上半年，浙江规上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总量规模位居全国第三，增加值增速同比增长28.2%，高出全国电子行业和全省规上工业。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为浙江在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未来浙江还将以大力建设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为目标，深化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和全球数字贸易中心，推动全民共享数字红利。统筹推动数字化改革和共同富裕，重塑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关系，以数字赋能推动政策集成化、精准化，探索构建数字化时代有利于共同富裕的新规则新政策新机制。在数字化变革进程中，浙江不仅要加强和重视科技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还要特别突出数字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要以数字文化建设为着力点，整体牵引推动科技文化的建设与发展。

加强科技文化建设，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强大的制度变革力量

制度经济学或规范经济学把制度或规范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并高度重视制度或规范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正向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甚至认为“制度决定一切”。以D·诺思和T·W·舒尔茨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则认为，制度是内生变量，它对经济增长有着重大影响。康芒斯则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有三种利益协调方式或者叫三种制裁方式：经济的、法律的、伦理的，其中具有决定性因素的是法律制度。因此，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人们不断地反思已有制度存在的缺陷并加以修正。

制度文化或规范文化是科技文化的中层文化，是科技文化的软件部分，主要包括伦理规范、法律规范、政策规范、组织规范和体制规范等，它们既为科技发展提供强大的制度保障，同时科技文化本身具备的制度文化既构成同时也推动着社会其他方面制度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以法律对科技发展的保障为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200年的时间里，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使得英国工匠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563年，英国出台了《工匠法令》，确定了工人的薪资标准，使其权益得到保障。《工匠法令》可以说是英国工匠成长的催化剂，为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打下了坚持的人才基础。1624年，英国就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专利保护的正式成文法案《垄断法》，让工匠的价值得以彰显，一批工匠凭借发明专利率先富了起来。1529年，英国政府又颁布法令给予移民英国的工匠提供住房、用工等方面的优惠。16世纪，是德国工匠移民到英国的高峰期。德国工匠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采矿和冶炼技术统统带到了英国。1548年，政府统计的数据显示，当时伦敦的德国移民已经超过5000人。大量引入海外工匠，带动本土工匠的技艺水平快速提升！

由此，可以看到科技进步都会谋求或者推动法律进步以提供保护，这些变革的法律制度，也成为科技文化中的制度文化，进而构成和影响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制度的变革。最终，科学技术通过提供变革自身的制度文化为社会发展注入制度变革的力量。纵观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法律文明的发达史，就是一部科技文化不断推动下的制度进步史。如今，信息技术革命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科技快速发展，使得科技和法律愈加碰撞、融合，逐渐出现了“法律科技”和“科技法律”的现象。

在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场景中，无疑制度发挥巨大的保障作用。首先，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创新，是以发展生产、做大蛋糕的基础上，注重共同富裕、分好蛋糕的中国式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度的安排。它既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极大丰富基础上的共同富裕为目标，同时又契合中国自古以来对“大同社会”的朴素向往，这一制度创新是对无法调和阶级矛盾，造成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制度的超越。其次，在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的进程中需要“谋划实施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重大举措”，要率先推动“制度创新”，“以数字化改革撬动共同富裕重大改革全面深化，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有效破除”。因此，制度变革是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变量。要通过重视和加强科技文化建设，尤其要围绕数字技术的伦理规范、法律制度、政策普及、组织重塑和体制机制的迭代升级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大的制度变革力量。

加强科技文化建设，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强大的精神变革力量。

马克思主义科技文化观的终极目的与共同富裕的终极目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深入历史和现实考察、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弊端进程中，马克思发现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不仅具有物质功能的工具理性，更具有精神功能的价值理性。他将科技文化与人类整体利益、人的精神自由、人的生存环境、社会状况、自然生态相结合，从整体上思考科技对于人、社会、自然物的在世意义和解放意义。马克思认为科技作为一种文化力量，是人的生存力量和本质力量的外在表现。对于个体而言，之所以进行科技实践，是为了以科技知识丰富现代人的个性，在们面对社会时消除奴役和剥削，逐渐达到现代人的自主性、尊严感和自由发展；而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要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观念，引导科技向善和惠民，逐渐达到人类与自然的和解；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达到科技发达基础上的物质富裕、精神自由、人性发展的社会。我们要推进的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因此，科技发展的终极目的和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的共同富裕。

科技文化是社会文化系统的基频和第一文化。行为规范和价值观文化是科技文化的精神层次文化，深层文化，它主要包括知识思想、科技思维方式、科学精神、价值规范等，是科技文化系统的核心与精髓，也是科学共同体中的科技工作者们在长期的科技实践中形成的精神气质和精神品格，它既体现为精神因素，成为社会精神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是最重要的、根本的部分。

科技知识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革命性力量。科技知识人们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过程中所形成的科技理论和经验系统的总结，是人们干预自然界发展的本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科技知识离客观真理每接近一步，也就意味着对过往知识的辨证否定，因此，革命性是科技知识的本质。当人们依据科学的最新发展而坚持最新的科学知识时，意味着人们在观念上是革命的，这种观念的革命为行动变革提供了根本的知识指南。

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价值引领力量。近代以来，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实践中科学技术逐渐显示出其强大的精神变革的功能。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人类精神世界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变革中，就蕴含着科技规范和价值观念。“科技文化所内禀的理性、规范、公平、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等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逐渐从科学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成为社会发展的规范和价值观念，从而形成了社会变革的引领力量和先导力量。“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要“坚持循序渐进”。长期坚持，循序渐进推进共同富裕更加需要科技文化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提供价值规范。

科学精神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精神变革力量。莫顿认为，科学技术是科学共同体在追求真理、逼近真理的科技活动中所形成发展的一种独特气质，科学共同体以此与其他共同体进行区分。科学精神包括探索求真的理性精神，实验取证的求实精神，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敢于怀疑的批判精神，竞争协助的包容精神，执着敬业的献身精神等。在当代中国，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科学家精神。“科学家精神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主要表征，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思想在中国的实践，因此，共同富裕实践首先是中国的，其次才是世界的。而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和育人精神恰恰是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特别需要的精神动力。

科技思维方式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注入方法论力量。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一项在理论创新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实践，没有可以参考的模板，不仅是认识论，更是方法论，需要通过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实践，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人们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所使用的思路、手段、途径、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思维方式，也逐渐为社会其他系统和实践活动所参考。从大科学的角度看，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可以看作是一项在社会现实中进行的综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研究实践活动。因此，依然需要科技思维方式为大科学实践提供方法论指导。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7页。

[2]何亚平：《科技文化——现代化社会的文化基频》，载《科学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11-17页。

[3]习近平

作者简介：钭利珍（1978.12—），女，浙江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浙江省之江青年社科学者，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基金资助：2020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科技文化建设研究”重点项目“重要窗口使命下浙江科技文化的凝炼与发展研究”（20NDYD025Z）、2022年省哲学社科项目“浙江省科技资源科普化的路径与对策研究（22NDYD037YB）”、2019年首批国家一流本科课程《思政社会实践》阶段性成果；浙江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钭利珍名师工作室资助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