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风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行动。基于社会结构变迁和现代社会风险新特征基础上提出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因其具有差异性和公共性价值意蕴，对推进社会风险防范创新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差异性价值意蕴表现为各社会主体的独特性作用，公共性价值意蕴表现为公共性文化认同。因此，完善治理机制，提升治理共同体风险防范效率；培育社会组织，壮大治理共同体风险防范主体力量；构筑科技创新支撑力，提升治理共同体风险防范智治能力成为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风险防范；社会风险治理

一、前言

当前，我国各种社会风险矛盾不断积累，深层次社会乱象尤为突出，而社会风险的防范化解作为社会治理的关键场域考验并挑战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1]。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是顺应新时代社会结构变迁、社会风险呈现新特征的现实性需要，是落实二十大提出的“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2]叮咛的内在要求。社会治理共同体差异性和公共性价值意蕴对建设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并借此化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积极意义。

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应时出场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出场符合社会结构变迁的客观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整个国家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社会资源稀缺性及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急待提高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依靠具有绝对强制力、绝对发言权、绝对支配地位的管理主体，由此形成了政府对社会各环节高度渗透和强控制的管理模式。此时，各领域公共问题解决和公共服务提供都是在以政府为单一管理主体的权威模式下完成的。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决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变化，作为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总和的上层建筑也要与时俱进地发生转变。这总转变体现在资源配置的具体方式或制度模式方面，就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体现在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上，就是从单中心格局向网状多点交织转变。“在那些先前只为少数精英人物所保留的地方，如今都出现了大众的身影。大众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并且在社会上占据着优越的地位……在社会的舞台上，再也看不到严格意义上的主人公，取而代之的是合唱队”[3]。随着信息科技的发展及多样化虚拟平台的兴起，科学技术为公众表达利益或政治诉求、监督政府行为、评估政府政策、反馈政策效益、参与公共领域社会事务治理等多方面活动提供了高效化手段、多样化途径。社会公众在政治方面表现出的强烈参与诉求及政府在社会管理实践中进行的创新探索使得政府形成和提出了社会治理的命题，由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仅有一字之变，却充分体现了我国在顶层设计的巨大理念创新。

社会治理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社会系统的良性运转需要的并不是主体之间的机械集合，而是在治理去中心化态势日益明显情况下，各治理主体在具体治理实践中彼此之间有机结合，以互联互动、对话协商的方式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社会治理效能的放大、倍增。

（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出场是应对社会风险的客观需要

现代社会风险在不同程度地继承传统风险特质的同时，又会裹挟一些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不同的新特质，通常表现为“灰犀牛”或“黑天鹅”，具有连锁传导性、非线性、虚拟化等鲜明特征。第一，社会风险的连锁传导性指的是指由于我们处在一个链接高度紧密、互动过于频繁的社会网络中，当一个风险点的被触发时，短时间内该风险点会急剧扩散并引发其他一系列连锁风险，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人们正常的生产与生活活动、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和谐氛围，进而降低人们的安全感和幸福感。第二，现代社会风险的非线性包括风险预判的不可预测性、风险演化趋势的不可把控性、风险治理效果的不确定性[4]。这使得前期所积累的风险防范经验只能作为风险治理的知识储备，而这些知识储备在现代风险治理中很难有效发挥作用。第三，现代社会风险的虚拟性、网络化、智能化的发展建构了一个虚拟世界，在该领域出现的社会风险呈现出显著的虚化特征。生活在大数据时代的人们由于其超常的便利性、易操作性等特点，智能设备和网络平台已经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网络购物、获取信息、采集民意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进一步推动了数字社会的发展。但是，人们在享受生活和生产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不可规避亟待解决的社会风险。

生活在风险频发时代的人们更加深切地感到风险的防范化解涉因素极为广泛繁杂，将社会风险有效治理希望全盘托付于政府的治理思维已无法适应风险社会的复杂状态。因任何个人或组织无法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仅借助于一己力量就能全面高效地解决社会中多样化风险，必须在社会风险治理防范的实践过程中引入多方主体深度合作，从社会领域里汲取治理经验、智慧，筑牢联防联控的“防火墙”、厚植风险防范化解优势，共同应对处于动态演变中的各式风险隐患。

三、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意蕴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差异性价值

差异性价值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表现为各主体的独特性作用，在具体实践中表现在明确分工上。党委、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治理主体构成并活动于社会治理这个复杂系统中，然而多元治理主体在价值观念、治理职能、利益诉求等多方面存在的异质性是无法回避的客观问题。在社会风险治理具体实践中，“每一个人都能提供新的视角和做出新的行动”，“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从而有不同的视角，但他们总是关注着同一个对象”[5]，在尊重差异性观点和意见的氛围下各治理主体能从不同立场思考问题，从不同视角提出解决策略，更大程度上确保社会诉求的真实客观性和治理政策的科学民主性。并且当多元主体可以以平等交流、对话协商的方式发表和分享对社会风险治理实践的看法与经验时，心理会获得一种集体责任感进而产生满足感、成就感，当满足感成就感转化为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感时，就会激发建设共生共存社会风险治理系统的能动性和主体性，调动社会公众自愿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在积极性及奋勇对抗风险的主体自觉性，提升风险治理政策、履职行为与公众诉求的耦合度，形成强大的治理合力。

（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公共性价值

公共性价值在社会治理共同体中表现为公共性文化认同，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利益目标的一致性、责任的共担性、价值认同的普遍性[6]。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多元治理主体在责任共担意识前提下，以交流、对话、协商为联结方式，以提供公共服务、消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公共利益共同体。公共利益的产生过程涵养和塑造着治理主体的公共文化意识，社会治理共同体正是通过培育公共文化意识、塑造普遍的价值认同感，提高社会的系统性协作能力，消解社会风险发生的概率。公共性文化是共同体的灵魂、是行动的先导，是实现公共利益目标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在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论是作为最高追求的共同体形态还是作为理性工具的共同体建构，都强调了各多元治理主体在面对损害社会利益的社会风险时，坚持公共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各主体应承担的治理责任。风险治理共同体的发展需要强大物质力量，同样也需要来自有公共性文化带来的强大精神力量。在公共性文化意识和基因淡薄的社会里，社会成员也必然缺乏文化共识性、缺乏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风险共同体意识更是缺乏生存土壤[7]，没有公共性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精神力量的极大丰富，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就形如一盘散沙，个人力量被极大削弱，集体力量更是无从谈起，社会风险发生的概率也会被倍增。社会治理共同体蕴含的公共性价值意蕴与社会风险防范存在逻辑上的共通之处，社会治理共同体对于社会公共性文化的塑造和培育可以为维护社会结构稳定、防范化解社会风险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路径构建：建设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有效防范社会风险

（一）完善治理机制，提升治理共同体风险防范的效率

在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共同体中，由于各个治理主体的职能定位、权力来源、权力运行方式不同，在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中承担的责任也呈现出明显差异性。完善的机制是确保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结构稳定、资源整合和治理成效的前提和关键。

第一，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机制。在社会风险的治理实践中，党发挥着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因此，必须将党的领导力全面贯穿于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为多元治理主体搭建一个便于沟通交流的互动平台，充分调动多元治理主体参与风险防范的积极性，为社会风险防范提供深厚的社会资源和强大的动力来源，提升风险治理效能。第二，落实政府负责机制。相比于党的顶层设计作用，政府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作用更广泛地体现在运行规则构建上、更具体地体现在治理责任落实上。政府要在组织力、协调力、沟通力等能力上下功夫，努力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服务体系，在公共产品供给、资源整合、政策调适、利益协调、促进公平正义等方面担负着重要责任，从而更有效地参与社会风险治理，提升整体治理绩效。第三，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竞争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和灵魂，充分的竞争活力能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进而促经济发展。获得经济利益通常被认为是市场的唯一目标，但市场竞争机制能实现优胜劣汰，从而保障市场主体产出和提供高质量的物品和服务。市场机制通过营造公平竞争市场氛围、注重工作效率、提升产品和服务品质，将公平、竞争、信任等观念贯彻到市场参与主体中，培育社会公众的服务意识和信任精神，市场的充分发育拓宽了治理主体自主行动的能力和空间，提高人们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性。第四，完善社会协同机制。社会协同机制是转换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必然路径，也是完成社会治理目标要求的前提条件。在社会协同机制的完善中，社会组织是主要成员，成员间协同关系结构是操作关键，成员间的专业性、自治能力建设是建设方向。因此要广泛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动员社会成员参与到风险防范中来，营造良好互动氛围、建立融洽的协同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培育社会公众的专业技能，提高社会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能力，发挥社会组织灵活、高效、低成本、高技能的优势，提高其风险抵抗能力。

（二）培育社会组织，壮大治理共同体风险防范主体力量

有效的社会风险防范必然要求社会组织的参与，当前，培育公共精神、拓展公民参与风险防范公共领域是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重要途径。

第一，积极培育公民参与风险防范的公共精神。在社会发展的转型时期，贫富差距、价值分化、技术全域覆盖等因素铸成矛盾频发基点，激化了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的精致利己主义，而差序格局中的公共精神诉求显得更为真切[8]。在风险治理共同体场域中，公共精神是遏制转型社会中精致利己主义、狭隘自我主义的精神力量，是彼此合作、互联互动、福祸共担的价值支撑。因此，在社会生活和各类治理实践中要积极主动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尤其是“合”文化中的精华成分，改造以“己”为中心的利己主义文化，塑造社会成员间的相互认同与信任，为公民参与风险防范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现代文化支撑，厚植和形塑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所需的公共精神。第二，拓展社会公民参与风险防范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社会公民以服务性、公益性为根本活动目的共同体场所，在此场所内，社会公民作为一个体现公共性的社会人，可以通过多种媒介途径更自由灵活地就他们所关注和关心的社会事务表达理性的公共意愿，以便多方面诉求与意见的收集整理，从民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助力社会风险防范的效率化、民主化、科学化。

（三）构筑科技创新的支撑力，提升治理共同体风险防范的智治能力

以信息数据和网络平台为载体的新兴治理工具成为社会风险治理过程中的核心资源要素，为了应对高度不可测性和繁杂性的社会风险，有必要推动数字技术与风险治理实践的交汇融合，提高社会风险防范的智治能力。

第一，积极探索数字科技，赋能社会风险高效防范。多元化治理共同主体之间的规范高效沟通是以信息传递为依托，而信息传递更多的体现在纵向上的灵活指挥和横向上的有效沟通。纵向上，建立跨层协同的信息化指挥系统，实现从中央到地方一体化数据共享，借助于全天候监测舆情系统、大数据监控管理平台和卫星云图等新型信息化手段[9]，规避层级过多、沟通低效弊病，提高反应速度和政策精准落地能力。横向上，在治理过程中为响应落实上级政策，各治理主体、各相关部门通过资源信息共享、行动互联互动，助力效率提升。第二，建设社会风险防范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优势，通过深度挖掘和多维分析，有机整合大众领域数据和部分专用领域数据，建设一个集数据分析、资源共享、深度应用、模拟演练于一体的社会风险防范智能化平台，推进实现对海量数据分析与整合，打通信息壁垒，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风险问题，推进风险防范决策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变，凸显实现社会风险治理共同体的作用与优势，提升社会风险防范的效能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9-l1-6.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3] 奥尔特加·加塞特.大众的反叛[M].刘训练，等译.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4] 张翼.现代风险传导的连锁性[J].探索与争鸣，2022，（07）：5-7.

[5]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6] 杨仁忠，张诗博.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公共性意蕴及其重要意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01）：9-16.

[7] 田旭明.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应答[J].理论探讨，2021，48（01）;153-160.

[8] 何齐宗，苏兰.我国公共精神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江西社会科学，2018，38（01）：199-207.

[9] 邹东升.科技支撑赋能新时代社会治理[J].国家治理，2019，（41）：2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