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当下，各国都在努力提高本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达成了全球的共识，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社会生活方式的急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与完整性的保护已经面临着多种威胁。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场所，具有永久保存的重要特点，已经成为了除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情境之外的最重要的保存和保护机构之一。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保护

一、国内研究综述

清华美院的副教授杭间在接受黄俊娴（2011）的访谈中预测：“非遗肯定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博物馆，‘活态’的保护和‘活态’的传承肯定会越来越困难。也许某些非遗品种在某个阶段会被时尚发现，会被社会产生的某种新趣味发现，而得到了一种发展，但是就绝大多数的非遗品种来说，肯定是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博物馆”。

王卓玛措（2021）认为文化馆在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中具有强大的优势。基层文化馆对传统文化的了解比较深入，能借鉴传统文化传播的方式，做好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基层文化馆与群众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能从群众比较感兴趣的地方入手，举办与非遗保护工作有关的活动，从而提高保护与传承非遗的实效性与科学性，促使更多群众自觉加入非遗保护工作中。另外，各地区不同级别的文化馆可以借助强大的网络技术建立起良好的联系，通过深入交流与沟通，借鉴对方在非遗传承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再根据本地非遗特点对传承方式进行不同角度的优化，以此来最大程度地提高非遗保护的实效性，促使各级文化馆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助力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有效开展。

黄志杰（2012）提到2011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方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方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其中包括了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共6个类型。这标志着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入了新的阶段。

杨志永（2017）认为文化馆可以通过大数据与自身的优势提升非遗的传播效果。首先，基层文化馆可以借助大数据，提高自身宣传优势，促使更多人认识和了解非遗项目，并自觉承担起保护和传承非遗的责任，成为推进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及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力量。其次，基层文化馆还可以利用场地优势和组织文化活动的优势，定期开展与非遗保护有关的知识讲座、竞赛活动等，加大非遗宣传力度，确保群众能深刻意识到非遗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性，并懂得如何传承非遗，从而提高非遗传承工作的质量，为充分发挥其文化价值创造有利条件。

付尧（2019）认为混合现实技术作为当下虚拟技术的中枢，通过集成三维实景建模技术和计算机影像信息的实时叠加科技手段等，搭建可视化的非遗展示平台，让观众体验到了在以往博物馆直观静态的展示方式中所无法感受到的真实感和沉浸感。

李岩岩和林燕（2021）认为数字化存储非遗资料目前已成为非遗保存与保护的主要方式，数字资源比传统保存方式存储信息量更大，数据丢失的可能性较小，还可精准记录并快速检索资料。虽然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软硬件迭代频繁，容易导致旧格式的数字资源不易与新格式兼容，但非遗大数据平台的发展势如破竹，其能够实现通过数字博物馆向大量观众传播非遗数字资源的功能，实现了网络平台共享，为未来新型的非遗文化保护及传播工作打下了坚固的基石。

潘彬彬（2008）以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为研究案例，结合之前的非遗类展览的成果，探索非遗在博物馆中的新模式和新思路。文中指出非遗中的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技能、传统节日等内容借助一些辅助展示手段进行动态陈列，可以更加直观、形象的展示非遗的内涵。并提出“活态保护”是非遗在博物馆保护工作的重要形式，“活态保护”的形式的体现，一是深入去了解“非遗”传承人；二是与“非遗”传承人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采集一手的资料来整理、出版和保存；三是倡议非遗传承人可以留在馆中参与博物馆的活动。

艾晶（2014）强调在博物馆中要有针对性的进行非遗的展陈，不仅要考虑博物馆自身空间、环境的实际情况，也要考虑非遗项目的实际情况，对非遗内容有一个准确的认知，并对其展览目标和定位进行确认，采取的展陈传播的方式要通俗易懂，展示形式上又要动静结合，并且在审美上也是符合时下大众的审美特点，使得观众在参观过程中不仅能获得相关的基础知识，同时又能有感情的共鸣和身心的愉悦。

杨红（2017）总结了到目前为止，国内综合性博物馆中的非遗类展览在展示方式上的三种较为常见的类型：静态展陈、展线设计依据、动态展示。其中，静态展陈指复原非遗原生环境中的房屋、家具的样式，在这样的复原场景中展示与非遗相关的实物、工具等物品，重现传统的生活样貌；展线设计依据指将已有的非遗资料与实物按照一定的分类依据划分的脉络，对相对零散的非遗内容进行有规律的排列组合；动态展示指在博物馆中专门划分出一块区域，用于非遗传承人或非遗项目表演者在此进行非遗项目的展示和表演。这三种常见的展示形式比较清晰的概括出了目前的博物馆展览如何来阐释非遗项目的问题。

魏爱霖（2011）提出民俗民族类博物馆不能过度依赖传统历史博物馆的理论，要改变边缘化的地位，在挖掘资源、提高知名度、加强策划宣传、灵活展示、与同行合作交流等方面多做努力。魏爱霖的视角聚焦民俗民族类博物馆的的特色展览和特别功能，倡导走出职能条块的分割，寻找与非遗对接的理论模式，让公众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精神财富，而不仅仅是几个单纯的非遗项目，给处于边缘地带的民俗民族类博物馆指出一条可尝试探索的道路。

吴帆（2018）指出博物馆保护利用非遗的最大优势是通过优秀的展陈方式实现对非遗的宣传，总结甘熙宅第传承人手工作坊的设置经验，还原非遗创作的动态过程，加深传承人与观众的互动。文章值得提倡的关注点不局限于陈列展览方式，还强调了对非遗传承人这样一个非遗物质载体的保护，以帮助申请立项、资金扶持、社会宣传等扩大其影响力，加深公众对非遗了解的同时，号召更多的潜在群体加入到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行列。

二、国外研究综述

Wakahashi K等人（2010）以日本国立人类民俗博物馆保护阿伊努文化遗产为例，阐述了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保管非遗的最佳场所，同时也是利用和开发非遗的重要场所。在非遗的社会化利用和生产性保护方面，国外倡导将其与旅游发展和社会化保护相结合。

Annette B. Fromm（2016）明确地划分了博物馆、研究学者以及传承人的关系，认为博物馆在文化保护中始终担任“文化经纪人”的重要职务，其主要工作内容是宣传与教育。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有“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能”，让他们参与博物馆的工作将会对博物馆的非遗保护工作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Dallen J. Timothy（2014）在其书中写到，在殖民时代，因为殖民主义的扩张，经常会出现文明的入侵，玛尼·维基尝试着去保护和利用被殖民地区的一些物质的文化和地方性民俗，为了展出这些文化遗产在欧洲建立有关这些殖民地的系列博物馆。但是其并不认为将这些文化遗产转移到博物馆就能真正意义上的将文化转移进博物馆，而认为博物馆的文化手工产品的陈列是将某一文化从其原生地剥离出来的失去其原本意义的“尸体”。由此可见，最早的西方学者对于这种强行将殖民地的文化移植到自己的博物馆的行为，认为是对原生文化的一种破坏。将文化遗产生存环境中的人与其文化产物隔绝开来的方式是不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的。

美国学者Nina Simon（2018）在其所著的书中提到，使用参与式项目能够更好的使博物馆与参与的观众甚至是还没有参与进来的观众创造一定的价值。这些价值的体现又会反映在人的生活中，创造出更有新意和特色的产品。让观众能够参与进博物馆中的非遗类展览的前提，是要在合适的情境中建构一个理想的参与式的平台，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和设备，带动观众来参与互动，同时要营造沉浸式的参与氛围，用此类方式向观众解读非遗的内涵，是生动有趣的，是具有可行性的。

三、总结

国外非遗研究的趋势可总结为：第一，早期侧重于对非遗概念、价值的研究，已逐步转向侧重于非遗保护的模式研究和应用研究，其中以元数据技术、GIS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为代表的非遗数字保护技术逐步成为研究热点；第二，国际间跨地域、跨载体、跨文化的非遗保护机制正逐步建立，与之相应的保护模式、保障手段、评判标准等非遗保护机制的研究将成为未来国际非遗保护的重要支撑。

总体来说，关于博物馆中非遗内容的研究一直在发展，非遗的“活态保护”原则，被大多数人采纳并在博物馆中被实践，借助一些数字多媒体技术形成了一定的系统，由于非遗的非物质性和文化性，以及不同非遗项目的独特性，如何去用好这些数字多媒体设备，在实践中还需要不断的创新和探索，才能不断完善博物馆的非遗形式，更大化的把先人的精神文化财富传承给后人。

参考文献

[1] 黄俊娴. 美术报[N]. 2011-4-6.

[2] 杨志永. 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协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文献分析[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 2017（01）：127-128+130.

[3] 王卓玛措. 文化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策略分析[J]. 收藏与投资， 2021， 12（09）：172-174.

[4] 黄志杰. 蒙古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研究[D]. 重庆： 重庆大学， 2012.

[5] 付尧. 混合现实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示中的应用[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9（6）：201-202，204.

[6] 李岩岩， 林燕. 媒体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及传承探索[J]. 中国民族博览， 2021（21）：116-118.

[7] 李奕. 黄梅挑花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承实践研究[J]. 中国民族博， 2017（12）：22-26+29.

[8] 林小云. 试论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文化学刊， 2017（12）：102.

[9] 潘彬彬. 浅谈博物馆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南京市民俗博物馆为例的分析[J]. 传承， 2008（10）：96-97.

[10] 艾晶. 对博物馆陈列“非遗”文化的方法探讨[J]. 中国博物馆， 2014（4）：108.

[11] 杨红.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前沿[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69-70.

[12] 魏爱霖. 民俗类博物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J]. 中原文物， 2011（4）：3.

[13] 吴帆. 浅谈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以甘熙宅第为例的思考[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8（1）：2.

[14] 张弥. 用活馆藏资源彰显草原文化——苏泊罕游牧文化活态博物馆及"非遗"传承示范基地建设初探[J]. 鄂尔多斯文化， 2014（Z1）：1.

[15] Wakahashi K， Shimoyama M， Katayama Y， et al. Histiocytic sarcoma with two immunohistopathologically distinct populatio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matology， 2010， 92（4）：642-646.

[16] Annette B. Fromm. Ethnographic museums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turn to our roots[J]. Journal of Marine and Island Cultures， 2016， 2： 89-94.

[17] [美]Dallen J. Timothy著：《文化遗产与旅游》， 孙业红译，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4.

[18] [美]Nina Simon著：《参与式博物馆：迈入博物馆2.0时代》， 喻翔译， 浙江：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作者简介：王珊珊，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信作者1：张雷，博士，武汉纺织大学讲师、硕士生导师。

通信作者2：赵金龙，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武汉纺织大学）副主任。

基金项目：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科研项目（GBLXFY-2021-Y-01）；中国工艺美术学会2022年实用技艺专项课题（CNACS2022-IV-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