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对疫情防控、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意义，随着疫情形势的变化和防控政策的调整，后疫情时代我国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分布、产业融合以及数字经济治理等方面仍然面临一些困境，为推动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加大数字经济新基建投资力度、优化资源分布与关键要素配置、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强数字经济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

关键词：数字经济；后疫情时代；高质量发展；新基建；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变革催生的经济形态，正日趋发展成熟，已成为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1]。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抗疫、保障民生以及促进经济复苏过程中贡献良多，然而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面临着一些现实困境，需要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合理配置、促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开展数字经济治理。我国在最新的“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发展数字经济，持续建立和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使这种全新的经济形态形成更大的优势[2]。在后疫情时代，本文拟梳理和分析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提出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与建议，以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在稳定和助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积极作用。

1、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分析

1.1 促进经济复苏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三年时间里，以餐饮、娱乐、旅游、教育和交通为代表的线下实体经济受到很大冲击。根据《2022年中国连锁餐饮行业报告》发布的数据显示，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我国餐饮市场规模由2.9万亿元增长到了4.7万亿元，但在疫情的冲击下，餐饮市场规模在2020年同比下滑了15.4%，缩减至了4.0万亿元。类似的，教育培训、房地产等行业也出现了大量企业倒闭的现象。线下实体经济在疫情冲击下虽然受到了不利的影响，但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的在线教育、医疗、生鲜配送以及远程办公等新型业态却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线上服务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线下人际之间的接触，在疫情防控需求的驱动下成为了人们首选的服务，因此成为了稳定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之一。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显示，该季度我国的GDP同比下降了6.8%，但数字经济却表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疫情期间对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增加就业以及物资供应起到了重要作用。在2020年第一季度全面爆发时期，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电子元件、集成电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行业的增长率均在10%以上，值得关注的是，该季度电子商务服务投资同比增长幅度达到了39.6%。显然，数字经济的快速、高质量发展对促进经济复苏有很强的带动效应，数字经济在帮助整个社会应对疫情、保障民生的同时，也缓解了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

1.2 优化产业结构

在疫情冲击下数字经济的快速崛起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更多体现在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带动，数字经济通过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以及新业态的产生，不仅实现了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加快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传统产业供应链中的应用以及线上线下服务的融合进程。疫情期间，信息技术被应用于农业、工业与服务业等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帮助传统产业更有效地应对疫情带来的风险，提升产品质量与企业运行效率。以农业为例，疫情期间交通受阻、线下交易停摆等现象导致了农产品产生了滞销问题，而通过农村电商对农业供需、产销等环节的对接，既解决了疫情期间生活必需品的保障问题，也帮助农产品打开了销路，解决了农产品滞销问题[3]。数字经济对农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同样也适用于工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工业制造的防疫物资得以快速运送至全国各地，且用于制造各类物资所需要的原材料、设施、劳动力及资金等资源也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优化配置，大幅提升了物资运转与配送的效率[4]。以服务业为例，疫情促进了线上与线下服务的整合，而将新技术应用于传统服务业还催生了无人零售、无人餐饮等智能化的新业态[5]。

1.3 缓解就业压力

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能让一部分实体经济的传统企业经营举步维艰，但也为一部分数字经济企业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例如，对于实体餐饮业来说，由于到实体店线下就餐的顾客减少，许多餐饮机构不再需要过多的员工，但依托互联网平台开展业务的企业却接到了更多的业务，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企业推出了“共享员工”计划，通过就业共享平台进行人员跨行业、跨机构的调配，实现人员供需的重新匹配[6]。这种共享员工的用人模式从本质上讲是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对人力资源的重新整合、统筹，既解决数字经济企业的人力短缺问题，同时也缓解了传统企业因为客流量减少导致的人员待岗、用人成本高的问题。同时，许多地区还通过线下渠道帮助企业在疫情期间进行线上招聘、远程面试，帮助各类企业从内陆省份招聘了大量人员。这些现象是利用互联网技术促进就业的积极尝试，数字经济在促进人员就业、推动零工经济发展方向起到了重要作用。

2、疫情时代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2.1 数字经济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数字经济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基本的支撑作用，虽然近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兴起与普及，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型基础设施也不断建立和完善，有效地保障了数字经济持续发展，然而当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在总体规划、制度保障及其与传统基建的衔接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当前新基建仍然大多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针对新基建的投资布局、政策规划都还不是特别成熟，目前已建设或正在规模建设的新基建项目规模总体上并不算大，因此短时间内无法形成明显的规模效应；其次，虽然新基建所涉及的领域已十分广泛，但针对新基建的各类体制机制保障仍然比较滞后，政府、企业与投资方等新基建的利益主体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各主体的职责也需要持续明确，并出台相应的配套保障政策；最后，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在要素构成、成本与质量管理、运作与维护及其功能等各个方面都其新的特点，因此传统基建的建设模式并不能直接适用于新基建，如何与传统基建进行有效衔接也是数字经济新基建面临的困境[7]。

2.2 数字经济数字化所需的资源存在分布不均衡问题

当前，数字经济主要表现为产业的数字化，但数字化所依托的技术平台、资源及人才在行为与地区分布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从地区差异来看，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明显更高。因此在疫情期间和后疫情时代能够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技术、数字化平台资源开展疫情防控、经济复苏等工作，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则相对较低，所拥有的数字化资源也相对较少，因此只能依靠人力、传统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其经济复苏进程也更慢一些。从行业差异来看，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对数字化技术的利用程度与资源保有量方面也有很大不同。购物、医疗等行业领域数字化水平明显要高于其他行业，在疫情期间凭借自身的数字化优势较好地实现了“无接触”服务的供给，而制造业、服务业等传统产业在疫情前的数字化水平大多比较低，因此在疫情后普遍面临着供应链供给无法获得保障、生产销售陷入停摆以及劳动资源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数字化所涉及的资源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平台方面，同时也体现在人才与劳动力方面。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发了相关产业对数字化方面人才的强烈需求，且这类需求更多时候是对科研、管理等方面高层次人才的需求，数字经济发展出现了结构性的人才短缺问题[8]。从数字经济人才资源的地区和行业分布来看，一线城市和新兴行业由于聚集了更多的数字化资源，因此人才资源也更加丰富。

2.3 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深度有待进一步提升

数字经济对线下实体经济相关产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这种冲击效应在疫情期间防控政策的影响下更加明显。以传统零售业为例，线下商店面临着由线上购物、社区团购等新业态带来的巨大压力。线上新的商业模式严重挤压了传统产业的市场份额，导致传统产业在疫情背景下更加举步维艰。因此，近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通过鼓励发展数字化产业和推动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推动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旨在解决传统产业在后疫情时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具体来看，要更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一是产业数字化建设的导向问题。不同产业、行业与地区所拥有数字资源存在着很大差异，数字资源集中在少数行业和地区，且当前已成功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典型企业也较少，因此为更多传统产业或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典范指导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关键。二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技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应用于实体经济可以帮助实现传统产业的数字赋能与数字化转型，但如何利用技术帮助企业创造价值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企业在借助信息技术掌握核心技术、形成本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及不断完善产品功能与体验性的过程中，企业需要数字经济相关的高层次人才，包括产业大数据分析技术型人才、数字化转型战略管理人才、企业数据挖掘人才等，能够及时补充企业这方面的人才直接关系到了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的进程。三是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问题。当前，数字化平台型企业与传统产业的企业在发展理念上仍然存在着很多不同之处，这也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之路遇到主要阻碍之一。通常来说，传统产业的企业更加看重硬件设施，注重产生的生产制造，希望通过不断企业规模形成规模经济效应，但对企业的软件设施、产品服务与质量则相对比较忽视，同时数字化平台企业在帮助传统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又对传统企业的业务流程、工艺流程缺乏足够的了解，难以准确把握其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因此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面临着理念融合上的阻碍。

2.4 数字经济在数据安全、反垄断竞争和协同治理等面临突出问题

由于起步晚、制度不健全，数字经济在兴起与发展过程面临诸多治理挑战，应对数字经济的监管与治理给予足够的重视。具体来看，数字经济治理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数据安全问题。由于当前针对数据安全保护的政策制度体系仍然没有建立起来，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着数据信息泄漏、过度使用、非法交易等数据安全问题，数字化平台保障数据安全的能力仍然相对较弱。此外，我国针对各类数据安全事件的处理并没有建立起比较高效的机制，难以对数据安全事件进行分类处理，很难根据不同风险等级对事件进行针对性强的管控措施，数据安全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二是数字化平台的垄断问题。互联网平台具有外部性特征，因此基于互联网平台的数字经济通常具有“赢者通吃”的特点，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通常在资金、技术与用户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能够快速在数字经济相关产业中脱颖而出，在数字经济市场中占据主导。虽然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对中小型互联网平台企业能够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但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在很多时候会对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产生破坏作用，这也是数字经济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三是数字经济的治理生态与责任问题。数据经济比以往的传统经济形态更加智能，注重建立数字经济生态体系和推行平台化，因此平台利益攸关方的责任、平台生态及其协同治理也是被广泛关注的问题。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发展越来越注重环境、社会与企业等各个方面治理的协调，不仅要确保数字经济相关企业人员的权益，也要注重环境保护，实现数字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促进数字经济治理模式的不断优化。

3、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对策

3.1 加快数字经济新基建项目的投资建设

疫情期间数字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保障社会生活工作正常开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得益于我国在疫情前已建设的新型基础设施，包括5G通信设施、大数据中心以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等，这些设施在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过程中也将进一步发挥其作用，但必须承认的是，当前我国所推进新基建在规划、资源配置及其与传统基建项目衔接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要持续发挥新基建对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快新基建的进程：首先，可通过增加新基建专项债的规模，加大对新基建的资金投入，为建立更优的数字经济生态环境创造有利条件，实施更多智能化、数字化基建项目，促进数字经济新基建形成规模效应。其次，政府应加强对新基建的规划，不断明确各部门、各地区的分工协作，建立起从中央到省级再到不同规模城市的多层级新基建推进体系，全面协同大型新基建项目、传统基建项目、智慧城市与物联网以及产业数字化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持续推进新基建项目的规划与实施。最后，处理好新基建与传统基建之间的关系，既要充分重视传统基建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可发挥的作用，根据项目建设的时序与重要程度对不同类型的基建项目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对项目投入和建设进度进行恰当的布局与规划。

3.2 优化数字经济资源分布与关键要素配置

数字经济存在着行业和地区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要破解该问题，需要加强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数据要素的市场配置以及着重解决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人才结构化缺失问题。首先，可以通过开展合理的数字资源配置与共享，解决不同地区与行业之间存在的数字资源分布不均衡问题，缩小各地区、行业产生的数字鸿沟。当前，我国城乡之间、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数字资源鸿沟，且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也存在着数字鸿沟，要弥合地区与行业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就需要加大对传统行业、落后地区数字资源的投入和配置，通过帮助这些行业与地区进行数字化软硬设施建设、培养数字经济迫切需要的数字化人才，不断提升其数字经济相关资源的建设水平，解决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其次，充分发挥市场在数字经济所涉及的数据要素配置中的作用，通过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创新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从已有数据资源中深入挖掘社会数据资源的潜在价值，提升数据要素的配置效率。最后，整合数字经济相关专业领域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加强合作，通过开展产学研合作建立和完善数字经济所需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规划和实施数字化专业人才培养项目，创新数字化人才培养、激励的机制。

3.3 推进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

通过典型示范、经验共享以及政策扶持，利用数字化技术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不断提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水平，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挖掘发达地区、重点行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成功经验，将其树立为数字化转型的典型示范，针对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进行实践经验的梳理、通用路径的总结，形成可操作性强的数字化转型指导建议，帮助更多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在此过程中，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企业经验交流、数字化转型模式推广等方面作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经验的推介，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率。其次，鼓励企业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探索和创新数字化转型路径。通过汲取其他典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经验，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共性问题，并充分考虑企业自身特点和发展需求，在对数字化转型主要环节进行精确分析的基础上设计具有特定企业特色的转型路径，明确企业数字化转型后的定位、商业模式、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管理体制与机制以及企业架构与运营规则等。最后，加强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政策支持与引导，提供公共服务、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帮助传统产业相关企业突破能力、资源、人才与技术等方面遇到的发展阻碍，以尽快实现转型升级。一方面，加大对大型企业在技术应用方面的扶持，使之能够高效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另一方面，加大对中小型企业在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方面的扶持，帮助其部署5G技术和应用企业发展所需软件设施。此外，鼓励企业之间建立互助合作的机制，以突破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共性问题。

3.4 加强数字经济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设

数字经济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因此对数字经济进行有效治理也成为了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结合当前数字经济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要充分激发数字经济的活力，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规范数字经济发展秩序：一方面，加强对数字经济治理的顶层设计，从制度层面确保数据安全，并开展数字经济相关行业的反垄断监管，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创造更加安全、高效的环境。无论是在数据共享与利用过程中保障数据的隐私、使用安全，还是规范数字经济相关行业的市场秩序，避免出现明显的市场垄断现象，都需要制定相关法律规范与标准，避免数字经济治理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形成应对各类数字经济风险的机制与体系，做到防微杜渐、提交预防，确保数字经济发展健康有序。另一方面，应当明确数字经济平台各利益主体责任，促进平台各方在数字经济生态中开展有效的协作，这既需要数字经济的平台型企业利用自身所掌握的平台数据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监管，同时也要充分调动数字经济平台各利益主体参与协同治理的积极性，在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和社会媒体之间建立完善的协同治理体系，构建起整合技术、经济与法律等多种治理途径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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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本庆，岳宏志.数字经济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06）：95-107.

[4]任志成，赵梓衡.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来自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J].工业技术经济，2022，41（11）：23-30.

[5]谢谦，刘洪愧.数字服务贸易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机理与政策建议[J].经济体制改革，2022（06）：20-27.

[6]李海舰，李燕.对经济新形态的认识：微观经济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20（12）：159-177.

[7]蒋祖存，徐双敏.“十四五”时期中国推进“新基建”的战略意义与策略遵循[J].社会科学家，2022（08）：73-79.

[8]丁烈云.面向数字经济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探讨[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2（06）：1-4+24.

课题来源：中国商业经济学会（2022ZSZJYB09）浙江省商业经济学会（2022ZSJH04）

作者简介：王雯静，1986年12月，女，汉族，浙江东阳人，硕士研究生，金融科技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