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九大报告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本文通过分析新时代“三农”问题的表现形式及产生原因，试图找出破解路径，从而推动乡村振兴朝着更加明朗的方向前进。

关键字：乡村振兴   新时代   “三农”问题

一、新时代的“三农”问题

（一）农村空心化问题

农村空心化是城镇化过程中因农村人口空间分布变迁而衍生出的乡村聚落“空心化”和住宅“空心化”等一系列现象的统称。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但却未能有效阻止农村各种资源加速流出，农村空心化现象比较严重。

一是劳动力外流。由于农村壮劳力少了，农业生产的方式也变了。过去是通过换工或出钱，而现在取而代之的是农村的专业化服务的兴起。一些有一技之长的人，或是资金宽裕一点的，头脑又灵活的人，开始在农村购置农机具或专业设备如耕田机、小型收割机等成立农机作业专业合作社，有偿开展专业化服务，这既可减轻老人们的劳动强度，也能提高劳动效率。

二是资金外流。在农地不多的地方，打工收入成为农村资金的源头活水。过去，这些钱除了请帮工和供老人小孩消费，剩下的存在农村信用社和邮政银行；如今，随着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回农村建房的高潮过去，在城市买房的越来越多，资金存入农村的趋势正在减弱。

三是公共产品外流。这主要从金融、卫生、教育等方面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对经济发展趋势最敏感的银行相继撤出农村；人民公社时期遗留下来的卫生保健服务体系逐步收缩，集中建设乡镇卫生院；并村工作之后，合并村因为距离的原因农民找村干部更难了；农村教育场所因为人口出生率降低以及随父母外出就读而逐步减少，教学点要么萎缩要么加速撤并，农村小孩上学越来越远，教育质量越来越下降，教育公平更无从谈起。

（二）农业边缘化问题

近年，农村免除农业税和统筹提留，推行农民医保，建设农村交通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很多农民快乐自在。但农业发展中存在的“土地资源整合难、农业贷款难、农村引资难、农产品安全保障难、集体经济振兴难”等问题日益凸显，农业没有改变弱化的颓势。

一是土地资源整合难。由于农村土地分散、耕地质量低等问题，很多规模化种植群体不愿意对这些土地进行流转种植，将近三分之一的流转土地是由小农户来流转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村的抛荒率整治效果，如，会同县2021年抛荒面积为12649.4亩，完成治理8525.1亩；2022年抛荒耕地存量4124.3亩，截止9月，完成抛荒治理4124.3亩，耕地抛荒治理成效显著。会同县今年计划投资3874万元完成2.5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

二是农业贷款和农村引资难。近二十年来，商业银行相继退出农村，只留下农村信用社和邮政储蓄。邮政储蓄在农村基本上只存不贷，信用社虽放贷但多数农民很难获得贷款。而且关键是农民缺乏可抵押的资产。所以资金瓶颈仍然是农业发展极大的制约因素。农业是薄利产业，受自然环境和市场环境的影响大。投资农业周期长、利益少、风险大，使农业招商引资很难。由于土地产权的集体性质，存在个别农户以集体的名义推翻协议的可能性，使投资农业的风险更大。

三是集体经济振兴难。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农村村组集体功能退化是不争的事实，村组集体资产不断缩水，筹资筹劳功能丧失。大多数外出的农民没有把责任田看成是自已的，采取不放弃，也不珍惜，更不愿意投入的态度。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更甚，即使农忙时回家，也不愿意干农活，不愿意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出钱出力，没有在老家安居的打算。

（三）农民分化问题

一是户籍农民不等于职业农民，“农民”需重新介定。与城镇人口相对应的“农村人口”是户籍管理上的概念，而“农民”则是职业概念。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进城务工，不仅使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现象更加突出，更衍生出部分农村地区以老人为主要农业劳动力的“老人农业”现象，也使农村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受到严峻挑战。

二是农民工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口红利主要在农民工身上得到体现。农民工分农一代和农二代，农一代外出务工的基本特征是离土、出村、回村、返农，大趋势是从中西部地区往东部沿海地区迁移，他们参与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最后又返回农村搞农业了，这是当前农村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他们对农村是有感情的。农二代是外出务工的主力，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城市化，农二代跨省迁移的比例增加，在城市打工的时间跟农一代相比，已经成为常态，基本不再返回农村，一般是在过年回家看看老人，再就是举家迁移。所以，农二代对农村的感情比较淡薄，甚至有疏远陌生感。

三是农民的利益诉求多样化。在乡务农的农民，希望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在城里落户，然后把全家迁入城市，并无偿放弃村组集体资产：宅基地，林地，耕地；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却希望家乡的资产能够资本化，能够变现，同时希望在城市落户的成本不要太高；城市周边等待征地拆迁的农民希望农地彻底私有化，农地能够直接转变为建设用地，或者直接卖给开发商，失地农民能够获得更大的收益。

二、新时代“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一）“三农”问题与城乡二元结构

城乡分治、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居民利益轻农民利益为核心内涵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既是中国“三农”问题得以滋生漫延的罪魁祸首，也是农村社会各种矛盾逐渐严重“病变”的土壤与温床。

长期的经济封闭与思想禁锢使得多数农民对市场经济意识极其陌生，甚至持一种恐惧心态和抵触情绪。加之农村经济的贫困和文化教育的落后，相当部份的农民未能得到良好的智力开发和民主、法制的思想启蒙。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乡教育的巨大差别，直接导致了农民综合素质的弱化，使他们严重缺乏创造机会和把握机会的能力，并且呈现代际传递的态势，很难改变自身命运。所以，城乡二元结构既破坏了中国农村内部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机制与环境，也是广大农民群众之所以长期贫困的根本缘由，是中国“三农”问题得以“横空出世”而且久治不愈的真正因素。

（二）“三农”问题与城镇化的关系

城镇化的高速发展进一步遏制乡村的发展，催生了一系列“三农”问题。在中国，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新型城镇化是不可能顺利推进的。城镇与乡村从来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一方面，城镇化自身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诱惑着广大农民进城寻求发展、改变命运。另一方面，“三农”问题影响制约着城镇化的进程。城镇化不可能是孤立的、冒进的城镇化，孤立的城市化是不可能持续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中，如果农业支撑不了，城市化就不得不退回去。因此，能不能处理好“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城镇化成败存亡的大问题。

（三）农村内生动力与“三农”问题

农村内生动力不足进一步加剧“三农”问题的普及与发展。主要表现为这些方面：一是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能力较弱，软弱涣散现象突出，难以发挥桥头堡作用。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农村的财政扶持力度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如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国家花了不少钱，农村的面貌确实焕然一新，但很多村组织“等靠要”的思想相当严重，乡村治理基本靠自治，很多村级组织在村民思想建设、文化建设、村级组织如何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这些方面少有顾及，得过且过思想严重。二是农村人才奇缺。在农村各大要素中，人是最重要的。三是对农民的教育相对滞后，小农思想依然严重。过去我们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强调农民增收问题，惠农政策在不断加大，也搞了一些农民素质培训，但是这种培训有局限性：一是培训的人数少，规模不大；二是对文化程度和年龄有一定的限制，年龄必须是60周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而农村的现状又是青壮劳力大量外出，流守老人多，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三是培训对象主要为新型农业主体，当然这是一个趋势，但也局限了大多数农民不能参加培训。

三、开创新时代“三农”工作新局面

（一）坚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推进城镇化，让农民转移，从而使留在农村的农民可以扩大经营规模；另一方面，要大力促进乡村振兴。目前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过去是单向城市化，现在城乡互动越来越明显，城里人产生了对乡村的新需求，需要乡村提供安全、健康、地方化的产品，乡村是农民、农业、农村的有机体，农村是农民和农业的载体，只有在三者互动和相互影响下才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当前，农村的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主要通过网购、农产品加工和发展乡村旅游、乡村养老等。

所以，城乡融合发展在未来比较理想的模式是通过城、镇、乡村三者功能的分工，来调整城市的形态：城市就是知识密集、产业升级的地方，而乡村则是文化的、乡土的、健康的、休闲的、历史的；在城乡之间还会有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驿站”，这个地带会产生产业重构的空间，有些会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小镇。

（二）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们的农业供给侧方面主要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市场需要的产品，我们生产不出来。另一方面，农业的总体效益比较低，价格上缺乏竞争力。有些产品，尽管我们自己产得出来，但未必卖得出去，因为我们卖得比别人的贵。简言之，不是总量不足，而是品种、质量、效益的结构性问题。

所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增强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简单地多种一点什么，少种一点什么，这只是普通的结构调整，重要的是要解决科技进步问题与体制创新。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科技创新、经营体制创新的角度，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提高农业的整个效率和国际竞争力。这就包括新技术新产品的使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普及等。另一方面，从市场价格的角度，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调整生产结构。

（三）加大对农民权益的保护力度，遏制农村资源要素外流

导致不少农民对务农产生极大畏难情绪的主要原因，除了成本“地板”和价格“天花板”的双重挤压，农村各种资源要素的大量外流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农村各种资源要素外流，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因此，只有留住并吸引各种资源要素，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才有物质基础，才能逐步提升农业比较效益，形成农业繁荣、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良性循环。

在市场规律作用下，资源要素会流向获利高的领域。农村要想留住并吸引各种资源要素，就必须让务农成为有利可图、脱贫致富的合理选择。首先要加大对农村人才的激励和引进措施。其次，要遏制农村资源要素外流，就必须还利于农业与农民。要制定并健全涉农产品销售补贴办法；要坚守生态农业底线，改革完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收储制度；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杠杆作用；加强农产品流通设施和市场建设；严厉查处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如对一些来自农业之外的“啃农族”，利用体制缺陷与监管漏洞攫取农业利益，他们抬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在春耕夏耘期间向缺乏融资渠道的农民发放高利贷，不断上抬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费用，在流通环节设置陷阱等，对这些行为一定要严厉查处。

（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强村级组织战斗力

要积极探索集体所有制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农村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在农村的重要体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对于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破解“三农”现实难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必须改进农村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着重把村级集体经济做实，健全“造血”功能。集体组织的“钱袋子”鼓了，提供公益服务的手段多了，农民群众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就会提高，村“两委”的凝聚力、战斗力就会增强，就能走活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这盘棋。

（五）强化对农民的思想教育，充分发挥农民主人翁作用

农民群众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农村各种资源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当前，一些农民的集体观念、责任意识比较缺乏，表现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就是产前、产中、产后及存储、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缺乏分工和合作，农户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减少。这种落后的小农生产模式使农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受到限制，一些农民自力更生的进取精神和守望相助的合作意识日趋淡漠，导致一些农村基础设施老化、道路交通不畅、水利工程失修、安全饮水缺乏、环境脏乱差，关系农户切身利益、需要合力解决的事情难以推动。不少农村不仅面临经济上的贫困，而且面临精神上的贫乏。这种精神贫乏，主要表现为缺乏主人翁意识和健康向上的文化生活。

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农民的思想教育，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他们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人翁作用，已成为促进农村深化改革和全面发展的紧迫任务，是开创“三农”工作良好局面的关键。要因地、因时、因人制订村规民约，建好农家书屋，完善体育活动场所、休闲活动中心、老年活动场所等硬件设施，这样精神生活丰富起来了，邻里纠纷少了，乡风就文明了。

参考文献：

[1]庄晋财.问道三农[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4.

[2]孔祥智.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