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外学术界对近代中央苏区研究拥有着丰富的研究成果，这需要我们对其进行不遗余力地细致地搜集、整理、译介与研究，以补充国内中央苏区研究文献资料中的缺失，批判、借鉴国外中央苏区学术研究观点、方法，以整体推进国内中央苏区研究气象，为当代提供历史借鉴。在对国外中央苏区文献资料的研究中应注意批判吸收国外学术观点，辨别史料的真伪以及注意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探索新的研究范式，树立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掌握话语主导权。在“引进来”与“走出去”中提高中国学术高度、展现中国精神力量、传播中国声音，实现本土中央苏区研究质的突破与飞跃，全面、客观的再现中央苏区历史原貌。

关键词：国外；中央苏区；文献资料；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苏区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展，研究内容的深度与广度取得突破性进展，研究视角、方法、范式不断更新，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与课题，弥补了中央苏区学术研究中的空白，迸发出新的活力与生命力，取得了令人可喜的研究成果。国外学术界对中央苏区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入的特点，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著述，对国外中央苏区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与评述，以全面、客观的再现中央苏区历史原貌，也就成为当今中共党史研究的重大课题。

一、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与学术动态

日本方面：由于历史原因，日本较早开始搜集、整理、研究有关中共的文献资料，产出了大量的研究中共党史的论文与专著，其中，日本关于近代中国中央苏区的研究成果亦相当丰富。在日本编著撰写的关于中共党史的通史类或概述性的专著中，均对中共中央苏区历史情况进行了程度不一的论述。日本中国问题研究会编著《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教训》[1]收录了中央苏区建立时期各项决议草案，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大纲草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的组织大纲、经济政策、土地政策、土地法草案等，陆军省调查班编《关于中共军队的最新情况》[2]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临时苏维埃政府的革命方略及其宣言，还有福岛正夫著《中国人民民主政府：建设、进程和理论》[3]藤井高美的《中国共产党的形成与发展》[4]等等，此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各具特点，可资参考。

从研究的内容看，日本学界对我国近代中央苏区的研究主要侧重在：1.党内斗争方面。如小林一美著的《基于中国革命的文献：1930年代，共产国际，毛泽东，红色恐怖主义，清党》[5]以中央革命根据地文件为基础分析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莫扎瓦·东革命—1930年底，莫扎瓦·东的“红军起义”和“富田AB突袭”》[6]讲述了中央苏区的红军肃反与富田事变。2.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在《教育族群：日本和中国》[7]的论文集中研究介绍了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政策与法令。3.政权建设与政治制度方面。主要有宮坂宏的论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过程》[8]、《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中国人民民主政权建设过程的考察》[9]、福岛正夫著的《中国人民民主政府：建设、进程和理论》[10]对中央苏维埃政权做了细致的考察，包括中华苏维埃的宪法大纲、选举制度、政权机构、司法制度、基本法令、民主集中等，安都根的博士论文《中国苏维埃革命史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的起源及其动因》[11]认为应该把中华苏维埃政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起点来进行研究。4.法律方面。主要有福島正夫著的《中国法律与政治：中国法律的历史、现状与理论》[12]，该文中专门论述了中华苏维埃的法律，包括介绍宪法大纲、苏维埃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具体法规；东京大学院御手洗大輔的《对人民司法的基本考虑-基于“基本法”时期法院组织结构的转变》[13]认为中国人民司法的开始是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开始的。5.土地革命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论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开展的土地革命、土地纲领、查田运动，成果相对比较丰富，如山本秀夫的论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土地纲领的分析》[14]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发展的轨迹及其特点，还有福地著《中国的地主：土地革命的体验》[15]、中国農業構造研究会编著《中国的农民解放与土地革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16]、小林一美的论文《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客家与土地革命战争》[17]、《中共的土地革命战争：从打倒地主富农到反革命肃清》[18]、毛里和子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土地革命——查田运动的产生及其残留》[19]、天儿慧的《瑞金时代的考察——围绕农村革命的开展和土地革命政策的党内斗争》[20]、河野次郎的《1930年代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的变化与经济发展——对毛泽东“土地革命”的浅析》[21]、宮坂宏的《查田运动与毛泽东——围绕土地革命与苏维埃建设的毛泽东路线的一个考察》[22]等。6.中国红军方面。这方面的成果对红军发展的历史、战略战术等进行了描述，如外务省东亚局编著《最近中国红军概况》[23]和《中国红军》[24]、《中国红军：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略和战术的解剖》[25]则对中国红军的领导人物、训练、征兵、教育、战略战术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另外还有宍戸寛著《中国红军史》[26]讲述了中国红军的成长历程，认为红军是真正的人民军队。石川忠雄的论文《关于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国红军基本性质的一种考察》[27]侧重对红军的基本性质做了考察。关于日本的中华苏维埃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本庄比佐子先后写作《近年来中国中央苏区史研究》[28]、《日本对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研究》[29]，对中国与日本本土对中华苏维埃的研究做了全面详实的介绍与评述，对此我们国内进行了译介。

以上文献为研究近代中国中央苏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获取了新的研究资料与新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式，但值得注意的是，必须站稳政治立场，理性的辩证的看待日本的研究观点与思维逻辑，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进行再研究。

欧美方面：欧美极其重视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其研究人员的数量、研究机构比较庞大。从对中共党史的著述的人员类别上看比较庞杂，有记者、政府机构人员、外交人员、军人、学者、传教士等，研究机构达200余个，既有传统的学术研究机构，又出现了许多新型研究机构，但总体上仍主要集中在各高校的中国研究中心，且编辑出版以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刊物，如《亚洲研究》（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现代中国》（Modern China）等。欧美对近代中共中央苏区的研究虽然相比对其他时期的研究相对较少，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研究内容涉及中共中央苏区发展历史、道德经济、法制、富田事变、政权建设、政治领导、文艺宣传、土地革命、阶级结构、反“围剿”、政权瓦解、统一战线、红军长征、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等多方面多角度的探讨。早期研究中央苏区的大部分著作，主要是梳理中央苏区政治史，力求弄清楚中共党内政权与路线斗争，揭示高层领导层内部的人事纠纷与政策性争论，查明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如Tang Leaning-li的《中国革命史内幕》[30]、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理事会1936年编著的《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论著》、萧柞良的《中国共产党主义运动内部权力消长史料（1930-1934）》[31]、施拉姆（Schram，Stuart R）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介》[32]、Kim Hpyong J的《中国共产主义的政治——江西苏维埃时代》[33]等相关性研究成果。继此之后的著作分析框架逐步扩展，不再拘泥于中共党内高层领导的争论，开始向中共早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建设与工作问题迁移，代表性成果如T·罗特维特的《1931-1934年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人民政府的经验》[34]着重探讨了中共早期的组织制度及其方针政策，巴特勒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制》[35]对法律制度建设的探讨，波拉切克的《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36]对经济制度建设的探讨，江旷的《毛泽东的文化部队：中国农村革命中的戏剧团》考察了中共领导的文艺宣传工作发展史[37]，威尔伯·许的《适者生存：中国红军与围剿战1927—1936》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的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中央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等红军建立发展历史，回答了“1927—1936年中国红军如何在外部不断受到攻击和内部充满危机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问题[38]。近年来欧美对中央苏区的研究逐渐从“整体性”转向“地区性”的个案研究，不再一味地聚焦于中央苏区的研究，而是开始转向关注其他苏区的研究，突破原有分析框架，探索新的研究方法，表现出观点、思路上的多样性，美国学者S·C·埃夫里尔指出现有研究越来越趋于对中国革命的成功做出多角度的综合性阐述，对称之为革命政治人类学的学术领域表现出浓厚的兴趣[39]，典型如其《江西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党、社会和地方士绅》、费尔南多·加尔比埃蒂的《澎湃与海陆丰苏维埃》。

苏俄方面：近代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关系决定苏联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更具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他们在中国革命年代和中苏友好时期，可以从中国收集到中共各种文件，包括绝密文件，以及其他重要历史文献；二是他们通过对曾经参加过中国革命实践或在中国工作过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代表、顾问和苏联外交官的访问，可以了解到中共的内部情况和最高领导层的决策过程；三是他们可以直接利用保存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和苏联外交部档案；而且他们当中许多人本身就曾参加过中国的革命活动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有亲身的体验[40]。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在苏俄研究中共党史中相比对其他历史阶段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但仍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首先，苏联搜集、整理、出版了相关文献资料集，有《中国苏维埃文献资料汇编》（1935年）、《中共党史文献集（1920-1937）》共九册（1977-1981）、《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86年），为中央苏区研究提供了基础。另外，《中国问题》、《中国问题资料》、《中国学研究所通讯》等刊物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央苏区的资料性文章，为中央苏区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补充。早期苏联出版了一些围绕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土地革命、党的建设、苏维埃运动等介绍中共历史发展的著作，如苏联第一部中共简史——米夫著《英勇斗争的十五年》（1936年），评述了中国共产党形成发展的十五年历史概况，认为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忽视了工人运动，党内存在严重农民化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篇著作也成为米夫为王明的“左”倾错误进行辩护的重要说明。凡此种种综合性历史著作容易受到国家利益与国家政策对外关系所持态度的导向影响，这种特征在苏联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中表现非常明显，对中共党史先后历经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反省分析的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苏联编写的关于中共党史概述性著作受政治化、意识形态性影响基本未取得重大突破，披露的关于中央苏区的档案文件也相对较少，突破性成果也不是很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苏联经过反思开始有所新发展，编写了两卷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其中第一卷《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20-1949）》中披露的一些斯大林、苏共、共产国际与中共领导人关涉中共中央苏区建立、发展、中心目标与政策策略、红军的军事战略等档案文件与原始资料，1993年又编辑出版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的档案文件集，其中第3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与第4卷《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中公开披露了大量关于中国苏维埃时期的档案文件、原始资料，包括会议文件、电报、函电、书信、讲话等，对于研究中央苏区具有重大的资料价值。苏俄对中央苏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央苏区概况、中央苏区斗争与经验、政权机构、苏维埃法律、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红军、土地纲领、土地关系与农民运动等方面。米夫在1935年撰写的《中国争取建立苏维埃的经验》介绍了中共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的斗争经验。格里戈里耶夫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在苏维埃口号下的革命运动（1928-1930）》（莫斯科，1969年）讲述了共产国际对苏维埃在中国的“移植”，从目标确定到策略指示，以此描述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1976年格里戈里耶夫著《苏维埃运动初期的中国共产党（1927.7-1931.9）》以档案材料为基础讲述中共苏维埃政策的形成、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以及中共军事领导力量红军的形成过程。在格里戈里耶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1920-1937）》中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共革命运动的政策走向，探讨了苏维埃运动失败的原因与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这类突出研究成果还有迈斯特罗娃的《中国中央苏区革命政权的形成（1927-1937）》[41]。

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一些关于中央苏区的研究，但比较零散，不成规模，但对于中国本土中央苏区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帮助作用。如韩国对中央苏区的相关研究成果，有金美珍（Kim Mi-Jeong）著《苏区文艺普及化运动》[42]探讨文艺运动的开展及其大众化普及，Myung Chey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军事组织与民众动员》[43]介绍中央苏区红军组织结构与民众动员，PARK、Sang-Soo著《阶级与“共和”：中国共产党“共和”理念的演变》[44]介绍工农民主专政的建立及其阶级结构。

二、国外中央苏区研究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应当具备历史思维能力，以史为鉴、知古鉴今，善于运用历史眼光认识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指导现实工作，这是当今习近平总书记对党提高执政能力的工作要求，也是对学界进行党史研究的殷切希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阅读好历史这本厚重的书籍，从中国革命历史中汲取营养，认真学习中国历史、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认清历史趋势，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做好现实工作、更好走向未来[45]。因此，研究中央苏区历史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是现实上的资政性。中央苏区历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重要时期，是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进程中最艰难困苦、饱经磨练的时期，是毛泽东思想发展成型的重要时期，是造就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坚强领导核心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国家政权、积累执政经验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开创、发展人民军队的起步时期。革命时代孕育了党的伟大使命，也造就了党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历史起点，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着眼于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着眼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阐释好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文化，必须深刻认识中国革命道路与中国建设道路、中国改革道路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必须深刻认识苏维埃制度与人民民主制度的演变动因、革命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关联，因此，研究中国革命史至关重要，而研究中央苏区历史是研究中国革命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深刻反思、继承借鉴革命遗产的当代现实需要。中央苏区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丰富的革命遗产，尤其是留存至今的“中央苏区精神”更值得我们去传承与弘扬，使其与新时代伟大目标、任务、战略相结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开创中华民族新的伟大精神与新纪元。

二是理论上的拓展性。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不同和个人自身之间人生经历、所受教育的差异，往往导致各国研究者在研究中所持的态度、观点、立场、看法、角度、方法的不同，因而对研究内容做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通过了解国外中央苏区文献的研究成果与现状，既可以弥补国内史料上的不足，又可以了解国外研究的新角度、新方法、新结构、新框架、新观点、新理论，开辟与挖掘中央苏区史研究新领域、新课题，拓宽中央苏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丰富中央苏区研究的内容、理论、方法等，加强中央苏区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展现我国学术交流的包容性、开放性，做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我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创新发展，促进我国学术话语空间的生产。由于空间的变动性、无限性、开放性，使空间日益成为各种力量相互交错与对抗的场所，甚至是激烈争夺的对象，因此，应拓展以空间为对象的历史叙事，突破、翻越以时间为对象的历史叙事与研究，重新对历史进行解构与剖析，以挖掘其内的深层内涵与意义。对此，我们要拓展中央苏区研究话语空间，创新中央苏区研究话语体系，占据中央苏区话语研究高地，进而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做出符合中国实际与中国共产党真实形象的话语阐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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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三五”（2020年）基金项目“东西方视阈下中央苏区文献资料研究”（项目编号：20DJ03）、2018年度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党员干部主题教育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研究”（项目编号：JD18042）

作者简介：韩伟，南昌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党史党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