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布迪厄的场域是一种网络的、系统的、协同的、多向度的位置间客观关系。场域理论与教育社会学的交叉耦合，使得教育场域获得生命和成长。通过对教育场域中关系、教育场域类型的分析，本文提出注重角色转换及责任履行、着力提升信息传播效能、妥善处理内部矛盾冲突三个方面采取相应对策来促进教育的有效性。

关键词：场域理论；教育场域；影响；启示

一、布迪厄场域理论及其核心逻辑

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突破传统的、常规的社会研究方法，以自身为考察对象，通过经常性和持续性的反思，逐渐形成了其“生成结构主义”社会学研究体系，并被认为是场域理论的“源头活水”。

布迪厄认为“个体并非自己的中心”，人们对于相关问题的求索，应该与其所处的外界环境紧密结合起来，也即有特定的场域（field）。布迪厄对场域定义为位置间客观关系的一网络或一个形构，而且这些客观的位置间关系是经过限定的[1]。需要指出的是，布迪厄的场域概念，并不能单单理解为一定边界范围内的领地，亦不是大家通常意义上所说的领域，布迪厄认为场域是有基于位置间关系的富有生气、蕴含潜力的一种存在。传统上，人们对于位置间关系的认知往往是点与点或者是点与线之间的认知，这种认知层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停留在单向度认知层面，而布迪厄的场域是由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逻辑要求共同建设的社会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它是一种网络的、系统的、协同的、多向度的位置间客观关系[2]。场域给个体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封闭式的边界限制，给个体提供的是一种不定向的选择，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及其他约束条件下，个体作出相应的选择，但是不同的个体可以选择不同的位置性空间，从而实现不同的结果。场域的确定以及场域的位置边界确定，都是不同角色和主体角力的结果，不同关系的力量进行相应的博弈，这种博弈亦是一种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在行为选择之前，往往没有先验的答案，但是个体基于历史行为的经验，会基于对预期的行为及其后果，作出相关经验性选择，以实现在特定场域条件下的最优的均衡结果。

二、场域理论对教育的影响

（一）教育场域的形成

布迪厄等人对于场域理论研究的缘起及其演绎来看，场域理论本质上是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教育社会学也属于社会学的主要理论之一，正是在这种交叉耦合的理论渊源和基础逻辑之上，教育场域得以获得生命力和成长性。依据布迪厄场域理论，我们知道，不同的位置间关系和约束条件构建成不同的场域，而教育场域本质上是其中一种特殊的社会场域[3]。

布迪厄认为场域是资本所界定和划分的这一观点，并就教育是一种以育人为目的的文化活动这种质的规定性来看，存乎教育场域的资本主要为文化资本。美籍德裔心理学家库尔特·考夫卡（Kurt Koffka）认为场域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一种概念表达，教育场域是人类教育领域行为的概念模式，其核心要旨是“行为环境论”，几乎同一时期的著名实验社会学先驱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认为场域是一种生活空间，教育场域是与教育相关的生活空间集合，其核心要旨是“生活空间论”。[4]纵观这些研究对于教育场域的概念定义都聚焦于空间、位置、行为等等。由此，我们不难对教育场域的概念做出界定，所谓教育场域乃生产、传播、传承文化资本之所。

（二）教育场域中的关系

教育场域的发展既根植于场域理论，同时也与教育社会学有着天然的黏合关系。教育社会学的核心要旨在于将教育的分析和研究置于社会场域的视角和范畴之下，因此我们理解教育现象和行动之中不同角色的关系及其形成的结构需要对场域加以考虑，在这一场域中，教育者、受教育者、管理者通过不同的位置间关系，建立形成了一系列的结构，如不同角色在场域中的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

事实上，这些不同角色在场域中的关系及其结构在本质上是一种不同角色在不完全信息中的动态博弈行为，我们以两个不同角色的场域中（局中）在二阶段不完全信息中的动态博弈行为选择来分析这种教育场域中的关系及其结构。我们知道，在二个局中人之间的二阶段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第一顺序行动的局中人的类型不为第二行动的局中人所知。第二顺序局中人试图从他所观察到的第一顺序行动局中人所选择的行动中对其类型作出概率判断，从而选择自己的最优行动 [5]。

教育场域中的不完全动态信息博弈行为是一种动态均衡关系。教育者、受教育者、管理者这些不同的要素对于彼此信息的认知都存在不完全性，而且这种信息处于时刻的动态变化之中，各要素做出行为选择的依据主要在于他自身的理性判断以及对于其他要素行为观察结果做出的经验判断。各要素以个体为视角进行检省，它可以相对较好的阐释单个的教育组织或者教育者、管理者个人在相关教育行为及策略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采取行为的动因及其作用，并且密切关注不同要素之间的整合协同及动态博弈关系。举例而言，在教学课堂上，当受教育者发现教育者的情绪不稳定的情况下，受教育者一方面会对教育者情绪不稳定的原因进行揣测，同时对自己在课堂上的行为策略进行调整（如小心翼翼的回答教育者的提问，以及尽量较少引起教育者的关注，不与教育者发生意见分歧以免激化矛盾等等）。概言之，教育场域中各个要素的行为模式构建是处于一种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的相对动态均衡。

通过对教育场域中的不完全动态信息博弈行为分析来看，教育场域本身具有现实的基础，在教育场域中，教育者、受教育者、管理者这些不同的要素彼此之间并不是割裂的存在，而是彼此之间通过各种关系形成了不同的网络体系结构，这种关系与结构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变化之中，教育场域中的这些不同要素也通过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的动态博弈行为取得相对的均衡，进而形成一种有秩序的关系和结构。[6]

我们对于教育场域的研究，首先必须要建立在深刻理解教育场域的关系及其结构上，在教育场域中，基于不同的位置间关系，场域中的个人或者单个组织会在教育场域所形成的结构中进行理性选择，也就是不同的要素或者说参与者会主动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与核算，进而形成动态均衡的规制关系和位置间关系[7]。

（三）教育场域的类型

教育场域的类型划分方法多种多样，依据不同的维度（参考系）可将教育场域划分为不同的类型，但是在教育场域的划分中都需要充分考虑教育场域的相对性及其层次性。所谓教育场域的相对性是指通过场域理论来审视和观察教育，我们在划分具体的教育场域类型之时，并不能孤立、静止和片面的脱离特定参照框架进行，而且由于我们选择的特定参照框架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教育场域类型划分[8]。

如依据教育场域的政治、学术性质可以划分为教育政治场域（公开报告、公众场合演讲）、教育文化场域（课堂教学、学术讲座）等等。依据教育场域的“公”、“私”性质分为教育的公共场域（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与私人场域（家庭教育、导师与学生个别辅导谈话等）。也可以依据教育的主客体性质划分为教育的主体场域与客体场域，如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主客体关系、不同单位之间研究人员在对方举办活动时候的主客体关系等等。所谓教育场域的层次性乃是指不同的教育场域所覆盖的范围大小存在差异，在不同的层次，根据不同的角色及不同的关系、结构构建出不同的教育场域范畴，如教育文化场域可以更进一步划分为层次更低的大学教育文化场域、中学教育文化场域、小学教育文化场域等等。

相对性以及层次性是教育场域类型划分的重要视角，只有在深入分析和理清了教育场域的相对性及层次性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更加科学合理和行之有效的对教育场域进行类型划分，也才能够对教育场域的认知和理解更加系统和科学，进而在进行教育发展和优化中选择和采取合适的应对策略及行动计划。

三、场域理论对提升教育效果的启示

（一）注重角色转换及责任履行

不同的教育场域中存在不同的要素不同的角色，这些角色彼此之间并不是基于完全一致和充分的信息情况下来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不同的角色基于自身理性的诉求，选择有利于本身的策略。个体的策略选择在场域内受客观存在的位置间关系及其结构约束，并非一定能够取得对于个体而言的最优结果，但是在场域内存在一种相对均衡性的策略行为选择，不同角色基于均衡结果预期的选择或许存在一些利益“损失”，但是从整体的系统的结果来看，正是这种“损失”换取了整体的理性均衡，每一种角色尤其是教师做好自身的责任履行，进而实现整体场域的最大化“利益”[9]。需要指出的是，不同教育场域类型的不同要素的角色及其责任存在差异性，如小学教育中教育者的责任重在基础教育的普及和教育，大学教育的教育者责任更应该重在受教育者独立思考能力塑造和科学研究能力培养方面。因此不同教育场域中的各个要素对于自身角色认知及责任履行务必因地因时因人而制宜。又如每一个受教育者都希望管理者为自身分配最好的教育者和配备最好的教育资源，但是从管理者的角度而言必须寻求整体教育的公平、正义以及结果最优，甚至管理者还可能会出于降低成本的诉求降低教育者的水平（便于支付更少的报酬），因此相互之间必然存在策略选择上的不一致，这就需要不同角色之间在行为选择上进行必要的“牺牲”和“妥协”，以实现教育场域的均衡和有序，尤其是教师在角色认知及其责任履行方面的有序化对于促进整个教育场域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着力提升信息传播效能

在社会场域中，不同的场域都存在和拥有各自范畴的利益形式，并通过客观的位置间关系将他们形成一定的支配关系，不同的角色在场域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关系和结构。也可能因此形成一些信息传播的壁垒，如前文所述形成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这种信息壁垒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文化创新。在教育信息传播中，教育者和相关管理者往往承担了“把关人”（gatekeeper）角色，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常会根据自己的立场、诉求和价值判断对信息进行筛选过滤和加工修正[10]，这种修正与文化创新所需要的相对自由环境存在一定的背离。就此而言，我们需要把握住一个核心宗旨，即在教育场域中，最大的利益就在于受教育者的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深刻认识到，不仅仅是教育场域内部的一些位置间关系和博弈关系会影响到受教育者实现发展和提升的特定利益，一些其他的社会场域也可能存在一些因素能够促进受教育者的发展，如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谐的家庭关系场域等等都能够促进受教育者的发展，因此要实现教育场域的利益诉求，还需要充分利用场域内外的一些共同性因素，寻找通约的利益，实现信息传播的相对通畅，并利用这些信息进行相应的文化创新，采取行为不断调整和优化布局，促进教育场域里的信息传播与文化创新。

（三）妥善处理内部矛盾冲突

由于教育场域中包含不同的角色和要素，这些要素在彼此之间并不是利益期望完全一致，而是相互存在着各自的一些期望和诉求，因此在场域内部的关系及其结构并不是永远均衡的，而是存在一定的矛盾冲突，如受教育者与教育者之间，受教育者甚至教育者与管理者之间都可能生成矛盾，这种矛盾冲突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教育发展（诚然，也存在一些冲突本身是为了改变既往形成的不合理关系和结构，这种冲突对于教育发展而言是具有正向推动作用的），因此，我们对于这些冲突需要采取必要的、合适的、有限度的控制策略与技巧应变，确保教育场域处在一种动态平衡的秩序之中，不因为场域内不同角色的冲突对既有场域造成根本性和较大的破坏，确保不造成秩序的失衡[11]。要应对这些矛盾的技巧之时需要综合性整体性的从资本、人才、方法等关键核心问题入手，不同的矛盾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和应对技巧也存在较大的不同，没有“四海皆准”的不变规律和技巧。值得一提的是，在技巧应变中应该充分结合不同角色之间的情感渗透与审美体验，如教师在对学生的针对性辅导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学生具体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情感渗透技巧，因人而异处理好相关矛盾。同时在矛盾应对发展过程中还应该因地制宜的结合具体教育场域实际，进行相应的工作创新，实现特色创新，差异化推动教育发展工作。

参考文献：

[1]Vitor Cardoso，Rafael A. Porto.Analytic approximations， perturbation theory， effective field theory methods and their applications[J].General Relativity and Gravitation： GRG Journal，2014（05）：1682-1-1682-11.

[2]乔元正.大学场域论释义：问题、特质与意义[J].高教探索，2015（04）：28-31.

[3]谢益民.论教育场域中的文化资本与话语构建：以学生为视角[J].湖南社会科学，2013（06）：269-271.

[4]赵萱.教育场域中的跨文化适应研究：述评与构想[J].教育探索，2011（09）：11-13.

[5]王志伟，乔晗，李自然等.基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的科技定密策略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3（12）：3182-3189.

[6]郭战兵，马军海.双决策变量条件下动态博弈模型的复杂性研究[J].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2014（03）：65-72.

[7] 刘权.作为规制工具的成本收益分析*--以美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例[J].行政法学研究，2015（01）：135-144.

[8] 何晓芳.大学治理场域中的资本、惯习与关系[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3）：112-116.

[9]丁骋，杨雪芳.互联网传播环境下再论“把关人”理论的变迁[J].新闻知识，2015（06）：14-16.

[10]陈卓.教育场域中的文化资本与社会分层[J].上海教育科研，2013（09）：19-22.

[11]牛海彬，白媛媛.我国教育场域的话语批判与重构[J].教育与职业，2012（17）：162-163.

通讯作者：蔡运荃 caiyunquan191@163.com

*基金项目：2021年江西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研究生高阶学习过程及其教学支持系统研究（课题编号：JXYJG-2021-199）。

作者简介：宫春苓（1984.01--），女，辽宁凌源人，实验员，主要从事医学心理，实验教学；

蔡运荃（1975.10—），男，江西赣州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医学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