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之所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民族、国家发展的诸要素之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消费文化的流行逐渐上升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出现了如“双十一”与“6-18”等各大电商平台的“网购节日”。虽然基于物质生产的消费文化的流行有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当消费文化过度挤占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时，物质需求虽然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精神需求被忽视。无法满足的精神需求将继续刺激物质消费，从而陷入到恶性循环之中。本文认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应从历时性与共时性出发，探究传统文化传播中的偏向性，只有把握了传播中的偏向性，才能更好的继承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再生产。

关键词：历时性；共时性；传播偏向；传统文化

一、文化自信的重要性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繁荣，与之相适应的消费文化盛行，发展的不应只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应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传承是途径，发扬是目的，而在此之前应对传统文化的传播进行充分认识。伊尼斯在其著作《传播的偏向》中提出传播的时间与空间偏向[3]，即指在传播过程中不同的媒介在传播过程中有的将偏向时间，有的则偏向空间。故本文从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作出考察，并尝试提出传统文化的传播策略。

二、历时性，传统文化传播中的再生产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前提条件，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传承过程中，中华文化不断出现嬗变。

（一）诸子之争与兼容并包

1.诸子的争与和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写道“密涅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4]，其意为文明衰落之时，也是智慧迸发之时。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周朝崩溃之时，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上黄金时期，可以说百家之争是中华文化有典可据的肇始。正如西方哲学基本命题的存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与语言转向的几次转换一样，我国的文化思想也一样有着几次重大的思想转向，不过与西方不同的是，我国的文化思想转向处了争鸣以外，还有兼容。如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的将法家“法”的客观性与正当性融入了儒家的“礼”中并直接启发了韩非子与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直至秦扫六合，法家成为了国家意识形态，这可视为第一次争鸣结束与“百家融合”。第二次则为，汉初百废待兴的“无为而治”，多有研究将文景之治归功于“道法自然”的黄老之学，然而在“无为”只是途径，目的在于“治世”，其又蕴含着儒家尤其是孟子的“仁政”思想。历经文景之治后的汉朝国力强盛，原有的无为已不能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此时便出现了第三次大融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儒学是以儒家为核心的，对道、法与阴阳等各个学说吸收应用的新儒学体系。自此，中华文化的儒学地位得以奠定，虽后世因佛教传入，以及统治集团为求“长生”或“羽化”追求过道家之学，但并未对集众家之长的儒家正统形成挑战，通知集团大多停留在宗教层面而非寻求宗教中的政治学说。

2.外族与异域文化的汉化

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具体表现不仅存在于上述的自我的兼容并包，还存在于面对异域文化传入与外族统治时强大的同化能力。西汉时期，佛教便传入中国，魏晋时期，五胡乱华，此时无论是文化环境、政治环境还是生活环境，都对中华传统文化与思想造成了巨大冲击。[5]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中华传统文化并未断绝，反而在危难中树立起了传统文化的文化自信。因魏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佛教的“因果”与“轮回”思想很快在社会中传播开来，被百姓接受。在接受过程中，佛教也很快被汉化，在与佛教相关的艺术作品中便可知其端倪，直到惠能创立禅宗，将佛教教义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土壤，自此佛教思想便不再是外来的文化，而是博大中华文化中的一环。中华文化的包容力还产生于面对外来统治者时的强大同化能力。中国历史上曾历三次外族入侵，其一五胡乱华，其二元朝统治，其三清朝入关。顾炎武所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在此顾炎武区分了国家观与文化观，“亡国”是满清取代明朝政权，是国家政权的更替，而“亡天下”是民族文化的断绝，显然即便是外族统治带来的国家政权的更替并未令民族（中华）文化出现断绝。

（二）近现代文化的危与机

清朝入侵及其闭关锁国的国策断绝了明朝中后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致使中国走入了历史上的至暗时刻。近代文化危机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师夷长技以制夷，对科学技术的学习；其二，百日维新与辛亥革命，对政治制度的学习；其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民性的改造，外来的各类政治学说在中华大地争鸣。正是第三阶段，本土文化的衰落——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令传统文化逐渐僵化走向衰落——以及外来文化的强势进入，两相博弈间，传统文化表现出颓势。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传统文化的衰落甚至是传统文化的断绝危机带来了转机。马克思主义诞生于欧洲，彼时的欧洲仍为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从物质生产资料的获利转向生产成品的获利方式，欧洲大地遍布因“圈地运动”流离失所的农民，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又成为廉价的劳动力进入工厂工作。资本主义天然带有积累的要求，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农民与工人便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的剥削。彼时的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从社会现实层面看，当时的中国工农阶级所面对的问题与欧洲一致，这便给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现实条件。为广大被压迫人民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观念不谋而合，再加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例如“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便包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于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华文化的土壤里扎下根来，在中华文化中立心、立命，可以说中华的文化给了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土壤，马克思主义也赋予了衰落的中华传统文化新的光彩。

三、共时性，传统文化传播中的空间延伸

在大多数时候，当我们谈及传统文化的传承时，隐含了在一定时空尺度下的文化继承，但无论是在时间维度还是在空间维度都存在了一个不被我们察觉但又真实存在的边界。通过上文对历时性的考察发现，在历时性维度，中华传统文化一直都在消弭不同的文化边界。既然在纵向的时间尺度上传统文化一直都在不断的突破，甚至是消灭边界，那么在横向的空间尺度上又该是如何呢？共时性维度中的关于有形边界之内（国内/国外）的论述颇多，此处的尝试是突破边界。

在清末及民国时期，中国大量华工前往海外，并在海外建立起华工聚集地，现今称之为“唐人街”。在华人向海外迁移的过程中，也向海外传播出去了中华传统文化。明清时期，随着经济中心的南移，南方的文化氛围、文化教育一举超过北方，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南方一度成为文化教育重镇，四大书院中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都位于南方，同时在科举状元人数上，南方籍占据绝对优势。晚清至民国时期为躲避战乱、灾荒与寻找工作机会，大量华人涌向海外，此时为华人涌向海外的洪流时期。正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序言中所言，结构并非指从无出现变化，而是辨认历史上由古至今比较稳定的规律，它是在历经变化后仍保持自身特殊认同的原因。故华工群体并非有是有意识地进行中华文化的传播，而是其蕴含于身体里的文化基因以及文化记忆，甚至可以说是华人华侨对传统文化的回忆。正是华人向外的大规模移民，让对中华文化“回忆”动作在世代更迭中完成了的回忆、记忆、再回忆与再记忆形成闭环传播。

四、结语

通过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分析发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无论是本土产生的不同文化还是外来的文化均能较好的被融合进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同时中华传统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能很好的消弭掉有形的疆域与无形的文化边界，甚至还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在世界广泛分布的文化现状。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国内，也要放眼海外，对准目标群体，如此才能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将中华传统文化有效地继承与发扬下去。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我们还应加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融合度，深度挖掘二者相适应的成分，在树立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同时也能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也能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以期达到事倍功半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一卷[M]. 人民出版社， 1966，第3页.

[2]哈罗德·伊尼斯，何道宽译.传播的偏向[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5，第71页.

[3]黑格尔.范扬，张企泰译. 法哲学原理[M]. 商务印书馆， 2017， 第16页.

[4]王进文.“起礼义，制法度”——从“礼”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荀子对法家思想的吸收与改造[J].孔子研究，2020（04）：135-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