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2111841044）

摘要：易地扶贫中移民与政府的协调问题一直是困扰搬迁工程的难题，政府搬迁安置政策在整个搬迁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政策实施效果可大幅提升搬迁农户的满意度，从而推动易地扶贫项目的完成。为了探究在易地扶贫过程中政策实施情况对农户搬迁满意度的影响，本文以丽水市易地扶贫为例，从农户视角探寻影响搬迁安置满意度的具体因素。

关键词：易地扶贫;易地搬迁;安置满意度

1.引言

丽水市一直有着“九山半水半分田”的称号，其多山地形、可用土地资源少使得人口空间布局分散，进而导致基础设施不完善和公共服务缺失。其次，丽水市地质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频发，加上有 95.2%的土地面积属于生态环保区，能够发展生态工农业的土地面积稀少，这加剧了丽水市许多农民“穷在路上， 困在山上”的情况。为此，丽水市政府积极响应易地扶贫号召，启动“大搬快治”工作，在2017年全面完成县域内29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撤离，完成了易地扶贫的前期准备工作。同时由产业、项目带动低收入农户的帮扶，因地制宜谋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山区农户搬迁后经济发展。政府开展的易地扶贫行动在解决丽水市山区农民的脱贫和山区自然环境保护问题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本文通过农户视角，基于丽水市遂昌县部分移民社区的调查数据，探索影响搬迁安置满意度的具体因素。

2.研究数据来源与问卷分析

2.1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21年5月对浙江丽水遂昌地区部分移民社区的入户调查。课题组共发放问卷 323份，回收问卷 306份，有效问卷 291份问卷有效率为90.1%。

2.2问卷结果分析

问卷主要从经济与居住条件、搬迁工作实施情况、安置工作实施情况和社区治理工作实施等四个方面对农户视角下安置政策实施的满意度进行调查。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农户经济来源主要是打工收入，收入状况与居住条件整体不佳;对搬迁工作比较支持，但由于政策解释不够，对政策理解有限，对搬迁工作整体满意度一般;易地安置后住房条件、交通条件都有大幅改善，但生活开支增大、社交环境急剧变化等不利因素也影响到整体安置满意度;社区治理上存在的服务、管理低效等各方面问题。

3.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分析

3.1迁入地的经济水平与居住条件

迁出地经济水平低、资金积累不足向来是易地扶贫的推力之一，政府考虑到移民迁出地的地理环境差、土地资源稀少、灾害多等问题，不适合工农业开发，承诺移民易地扶贫后，农户可以继续利用或是被集体统一流转经营原来的土地，借此拓宽其额外收入途径。从而将迁出地住宅基地和承包土地的利用情况由阻力转变为动力。

另外，针对易地扶贫后的住房问题，政府为移民提供了不同类型的安置房和自购房，移民可以根据家庭人数选择合适的安置房面积。安置房大多选址于交通更加便利、工作岗位需求更高的地方，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基础上增加农户个人收入，提高日常生活质量，从而使满意度大大提高。

3.2可持续生计发展

移民搬迁的首要目的是实现下山脱贫，拓宽收入来源渠道。搬迁后，农户完成从收入来源单一到从事更高薪工作的转变，迁出地的住宅基地也在流转过程中成为新的收入来源，大大提高了移民的经济收入，达成脱贫愿景。在高收入、高幸福的支持下，移民搬迁动力满满，农户信任、支持政府，积极响应易地扶贫政策，搬迁最终圆满结束。

3.3社会环境变化与社会融入

一方面，搬迁后安置地人际关系淡泊，打击了移民搬迁的满意度。搬迁后农户大多集中于安置小区，小区中人情往来比迁出地较少，农户与原住民难以熟络。同时高收入带来的快节奏生活让农户与亲朋好友相聚的机会大大减少，这对纯朴的移民来说也是一种打击[1]。

另一方面，安置地便捷的居住条件极大激发了移民的满意度。综合“拉力”因素中的迁入地优势，融合农户对工作岗位的需求，政府与农户达成共识，在安置地的选择上优先考虑交通更加便捷的县城安置小区。农户到外地务工的机会增加，返回安置地省时省力，确保不会耽误生活与工作。

3.4社区治理水平

农户搬迁后可以享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教育水平，在此双重“拉力”作用下农户的生活积极性被彻底激发，紧跟政府脚步，提升超越自我。除了社区，政府的作用也至关重要。搬迁后，社区保留村两委和乡镇政府，在此基础上新增街道办事处，共同管理日常事务和公共事务。另外，政府意识到周全的社区服务意味着舒适的搬迁生活，移民对迁入地的社区服务有着深刻盼望[2]也是“推力”因素之一。因此，社区自发为移民提供免费的卫生保洁和公共娱乐活动，让农户生活丰富、精神富足。

3.5社区服务水平

由于扶贫人数众多，安置小区选择有限难免疏漏，调查中我们观察到各个安置小区的养老服务均不完善。移民农户在工作时时刻担忧家中老人，工作社区两头跑，大大降低工作效率。另外，匮乏的社区活动也是打击政策满意度的因素之一。

4.建议与对策

基于以上分析，要提升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满意度主要需从三个节点入手：搬迁前、搬迁中和搬迁后。

农户搬迁前可以从住房条件和土地资源问题、硬件和软件设施问题以及政府管理等方面早做准备。①科学合理安排住房及土地资源、并给予一定的主观能动性。经济收入在居民生活中占据重要影响地位，大幅提高移民农户绝对收入有利于减少相对收入差距，增强移民农户的幸福感。同时，充分利用原有的住宅基地和承包土地资源也能进一步提升脱贫致富的效果。②认为安置地的搬迁硬件设施差异小，接下来要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升级。在保持安置地硬件建设的基础上，通过加强教育服务、医疗服务、技术培训和交通等方面来改善安置地软件设施和服务质量，达到便民利民的目标。美化迁入地的自然环境，能为移民农户打造一个宜居的移民大环境，以增强农户的幸福感和满意度[3]。③保留村两委、乡镇政府并新增街道办事处共同管理日常事务和公共事务有利于提升办事效率，让移民及原住民办事“只需跑一次”。但需明确管理区域与内容，做到“责任到部门、责任到人”，避免各部门权力混淆，互相推诿的现象发生。

为了使搬迁顺利完成，搬迁中的措施既要承接搬迁前的准备活动，又要为搬迁后的事务做铺垫。农户搬迁中的措施主要涉及到生产产业结构的改善、培训教育的普及和农户归属感的加强。

①搬迁的移民群体的居住地由农村转为城镇造成了移民生产方面的不适应性。针对此情况，应完善产业结构，建立新型农业合作关系，大力鼓励发展自主产业如发展特色农业、特色旅游业等;同时还需加大资本注入，在资金、政策、税收等方面充分扶持移民生产的发展。②为解决迁入地、迁出地居民教育培训资源不平衡以及后续融入的问题，政府要加快构建培训和教育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文化水平，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等。同时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加强教育服务的重点之一，要保障其所受各项教育待遇、教育资源的平等，高质量地完成学业。③为推动扶贫移民融入和增加其归属感，由于扶贫搬迁两地的异质性，城镇安置点的移民与原住民存在迁出地“半脱离”，迁入地“半隔离”的特点[4]。浓厚的乡土感情来源于长期的社会生活交融，移民搬迁并不会打破亲缘关系等稳定完整的关系链，而是弱化。但由于老年人更为浓厚的乡土感情，易造成中青年与老年人分居的情况，搬迁移民老年群体的精神层面不容乐观。社区治理方面要关注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提供心理咨询室，帮助引导、疏导其忧愁焦虑情绪;建立社区融入和心理健康情况反馈体系，居委会定期、不定时走访调查;调动居民主动性，为共创和谐安置小区和增进移民农户与原住民的交往与团结建言纳策，促进移民农户与当地居民的和谐相处。⑤大力推广社区服务，提升社区的服务水平，提供养老服务、卫生保洁服务、举办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等娱乐活动，以此提高移民与原住民的生活质量和丰富精神世界。

搬迁后续工作能否尽善尽美也是影响移民农户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政府的就业扶持工作和管理问题以及刻板印象问题的影响作用较大。

搬迁安置点后续扶持工作要做到由保量向保质转变，要保障搬迁群众后续生计[5]。①由于工作就业方面，政府提供的就业岗位单一且与移民情况不匹配，导致移民的就业质量低下，收入少和工作环境差的情况后续应鼓励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积极开展岗前培训实践和移民关心计划，帮助移民尽快投入生产，熟悉生产。政府可以推进精准就业、就近就业政策，联合企业提供多样化就业岗位供移民进行选择。同时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鼓励企业接纳移民，帮扶移民并表彰嘉奖企业典范。建立移民收入保障体系，使移民收入“稳得住”。②移民仍倾向于保留农村户口反映出其还未完成身份的转型，意识上还对新的城镇身份保有怀疑态度。同时原住民对移民有懒惰、贫困等刻板印象，导致移民在社交方面处于弱势群体，两者难以平等沟通。因此搬迁前后续的移民工作需加强社区思想治理和基层党建，评选先进分子、优秀移民、优秀帮扶原住民，鼓励积极与移民交往。③政策实施后续还存在诸如衔接不足、社会融入、后续基础服务不到位等问题[6-10]，对此引发易地扶贫后移民与原住民的资源竞争加剧，从而造成原住民与移民的社会关系恶化，政府管理理念较为落后，政府态度和管理行为不足等情况，政府后续应加大资金和资源投入，保障原住民和移民的资源质量与公平，缓解两者的竞争;政府创新搬迁后管理模式和建立相关反馈与监督制度，广纳良策，保障居民的合法利益与权利。

参考文献

[1]金丽丽.精准扶贫背景下丽水市农业产业扶贫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D].湘潭大学，2020.

[2]刘丽，蒲学栋.关于农业产业扶贫促进社区发展的探索与思考[J].河北农业，2016（11）：6.

[3]邬黎明，朱子嫣，罗桢，胡继亮.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建设综合评价研究——以湖北省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1-14.

[4]石师，董铭，牟涵，林心怡.扶贫移民社会关系重构困境与对策研究[J].湖北农业科学，2021，60（16）：173-178+181.

[5]易佳晨.贵州省易地扶贫后扶发展模式与政策研究[A].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都市人民政府.面向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治理——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11城乡治理与政策研究）[C].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成都市人民政府：中国城市规划学会，2021：1024-1030

[6]翟绍果，张星，周清旭.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演进与创新路径[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9，19（1）∶15 -22.

[7]吕建兴，曾小溪，汪三贵.扶持政策、社会融入与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返迁意愿——基于5省10县530户易地扶贫搬迁的证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9，19（3）∶29-40，156.

[8]王宏新，付甜，张文杰.中国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演进特征——基于政策文本量化分析[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03）：48-53+129.

[9]宋安平.湖南易地扶贫搬迁的成效、问题及政策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8，（05）：126-133.

[10]陈文娟，段小红.农户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满意度研究——以甘肃省武威市移民区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0，36（12）：1369-1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