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殖民理论背景下的文学焦点峰回路转，文学作品从起初的寻求认同、深刻批判延展到了如今的空间协商，这样的历程不仅源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发展，也离不开后殖民文学理论家的辛勤耕耘。此篇将对近几十年国内后殖民理论学者对世界范围内文学作品的研究作出系统的总结，从宗主国欧洲的各民族内部文学作品冲突，再到有过殖民史的亚非拉大洲的土著文学的研究中，探寻去殖民化进程如何效力。中国虽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殖民地，但同属文化斗争意义上的第三世界，是消解文化霸权新兴力量，参考世界范围内的后殖民话语，也能为提高中国文化自信提供宝贵策略。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民族文学，土著文学，第三空间。

一、后殖民理论背景。

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学批判流派，自传入中国，对翻译译介，文学作品，影视及艺术方面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理论先驱弗朗次·法侬最先在《黑皮肤白面具》提出黑皮肤只有在带上白人的“面具”才能掩盖住自己的自卑感，深刻剖析了黑人想要漂白的欲望。[1]而白人介入了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试图给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种族、社区、人民的历史赋予霸权性的“常态”。[2]245因此，唯有对殖民主义的彻底“清算”，才能消除民族自卑感。随后该理论正式起源于萨伊德的《东方学》，萨伊德批判了形而上学中二元对立对殖民地与宗主国文化的界定，而斯皮瓦克从人道主义表达了被边缘化人民的文化上的无奈，霍米巴巴则开创了第三空间，这是一个协商，包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积极空间。[3][4]法国文学评论家卡萨诺瓦把世界文学的发展做了三个阶段的划分，第一个阶段是法国七星诗社的出现和杜贝莱宣言诞生时期，第二个阶段是“词典学革命阶段”，第三个是去殖民化阶段，也就是去边缘化和第三世界的出现阶段。[5]我们正处于第三阶段的昌盛时期，随着殖民框架的瓦解，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开始受到挑战、削弱和颠覆。正是这种新的历史环境，世界文学观念，作为比较文学的分支，开始流行，东西方文本开始相互流通。使后现代对后殖民主义的考察成为了学术界的一个热点。近年来，学者们频繁地讨论“地缘政治”对文学书写所形成的共时性影响和复杂的交互关系。[6]许多非欧美的学者，对自己的文化并不是很有信心，他们认为，只有得到了西方国家的认可，他们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所幸，这种情况正在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向西方说“不”。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已经成为现实。[7]后殖民批判家们的共同努力为21世纪开辟了新的文化视域。笔者也将通过对国内后殖民主义学者在世界范围内研究的总结，把握文化发展动向和世界比较文学的的趋势，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提出自己的经验。

二、后殖民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国内接受

后殖民思想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文学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吸收了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等有关观点，并逐步获得了文学批评的基础。后殖民主义是人文科学的一门分支，其理论基础和批评手段都被用来阐释前西方国家的文学、政治、历史等殖民文化；[4]本文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探讨了非殖民化进程中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推动了与强国文化霸权的斗争，同时也更加注重西方国家中的少数民族群体。

早期国外部分学者最先把后殖民主义经验用于写作与翻译，19实际末，新兴学科和进化论的兴起为异质文化的进入提供了间隙，作为布鲁斯伯里集团的成员之一，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力把眼光从维多利亚时期投到了遥远的东方。因为他在英国找不到自己文化身份的定位，处于边缘和疆界的挣扎之中，于是他跳出了犹太和安格鲁撒克逊的二元文化对立，并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到了归属感。在其公开出版的第一部译作 《170 首中国诗》的序言中，他说，“数千年来， 中国人保持的理性和宽容，足以让西方羡慕。中国诗歌中展现的强烈坦诚的反思和自我剖析，是西方所无法比拟的.。”[3]他的译本是混杂性的，既不是李提摩太的基督化的改写，也不是余国藩的全译本忠实再现。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译介让作品重新获得了一种文化阐释，在差异中不断寻求协商的空间，促进了中西文化的非同质性交流。

而华籍美人赛珍珠作为后殖民主义的先驱，以其独特的中国的生活经历将西方对中国傅满州，大烟鬼的颠覆，通过作品the good earth 塑造了勤劳朴素的中国农民的形象。[8]赛珍珠的作品与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她通过写实的中国企图解西方宏大话语的虚伪，将中国的未来东方与世界的融合，虽然当代西方主流文化表现出鲜明的霸权色彩，而赛珍珠的作品，却是反对霸权最好的体现。[4]

这些学者为消解中华文化的边缘化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会中，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日益提升，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也有了很强的信心。我们也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跨文化优势，包括很多汤亭亭，谭恩美这样有着国外生活经验的华人以自己对两国文化的理解和认识，扬长避短，从而更好地进入了“第三空间”的文学创作。

过去的文学影视作品，因为西方的经济文化霸权，掺杂了太多的西方元素和篡改，比如在潘礼德执导的影视作品《他们先杀了我父亲》中，因为美国资金链的控制，电影的主题便从美国的越南入侵战争中转移了，而着重表现了红色高棉的残暴，试图逃脱历史罪责。[10]随着中国文化的影响力的扩大，中外学者对汉学主义的研究越来越丰富，它的研究范围包括：汉学与汉学主义的分野、汉学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渊源、汉学本质论和自我汉学化、汉学主义和文化认同。《中国语言与文化政治学：解读龙的艺术》就是是由鲍勃·霍奇和雷金庆共同撰写的研究“汉学主义”的，是“东方主义”的一部分。21世纪中国学者在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学说的情况下，从内部视角重新思考和诠释了西方的学说。刘康所提出的“中国问题批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中西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一种超越。顾明栋扩展“汉学主义”成为一套独立的批判理论，削弱了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性质，使其成为了纯粹的学术和客观理论，较萨义德的“东方学”更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9][11]

后殖民文学的兴起和走上学术的前沿绝非偶然。后殖民文学的兴起，为文学史学家重新认识文学经典有重要意义，并为重新书写文学史打下了理论基础。从文化的价值角度来看，它突破了西方文化“永不枯竭”的神话，为战后的多元文化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但另一方面，后殖民时期的文学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解构色彩，因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把后殖民主义作为开创另一种东方主义的“缺口’。[12]

三、国内学者对外语作品中的“东方主义”和殖民性身份研究

西方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曾为宗主国的文学作品中经常会赋予部分亚裔角色被殖民的身份性。例如马努艾尔《雾中的萨克斯》中的中国女孩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她的悲惨仿佛代表着中国人的悲惨，他和丈夫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一样。物质决定意识，中国在西方过去的文学作品象征着野蛮与悲惨，所以这种作品透露出的亚裔身份的混乱性也就不足为奇了。[13]西方作品不仅涉及了亚洲的殖民性身份，还包括其他种群，如印裔英国作家维·苏·奈保尔的《曼门》中，街头的流浪汉也能操持一口伦敦腔的英语，但有明显的语法错误。可见宗主国对特立尼达本地人的文化渗透，虽然语言表面上全是殖民者的影子，但是语言内部结构依然抹不掉母语的根系。这样的文化杂糅让被殖民者的身份定位显得非常窘迫。

而对于白人的文化移植，日本却推陈出新，以一种介于二元对立之间的自我殖民身份来应对，基于此，国内学者史歌对日本著名文艺批评家小森阳一的后殖民批判做了深刻的解读。

小森阳一反对自由主义史观，从文本，作品，历史，媒体四个维度批判了日本的后殖民主义历史。他指出幕末时期的国学家宁愿依附西洋也不愿承认日文与中文的联系，批判了去汉字化，让假名凌驾于汉字之上是为了迎合当时侵略主义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日本著名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军队诏敕体现了“自我殖民化”和“殖民地无意识”作用机制。小森阳一反对这种微观的语言意识渗透。在对历史事件的文本分析中，小森阳一指出，日本战后重建看似是主动向现代文明前进，实际是为了保全自己被迫进行的自我殖民化。而媒体作为政府的喉舌，能够帮助发挥国语对民众意识的统合作用。基于语言“国语”作为一代人的责任感，村上春树肩负着对过去一个世纪的历史使命，他揭露了20世纪战争与暴力的问题，也对帝国主义政策和思想进行了批判[14][15]。近代日本的文学评论家打破了后殖民主义由宗主国向殖民地单向模式，出现了日本这一中介的定位。日本长期以来在文化上的宗主国是中国，但在明治维新后，日本认为东亚各国是落后腐朽的，并把自己的文化定位视作西方，美其名曰为东亚各国带来先进的文明，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已经完成了自我殖民化，被孤立边缘化了，日本因此也起到了由宗主国到殖民地的媒介作用。

四、国内学者对后殖民视角下的少数族裔的研究

不管有无殖民历史，民族文学或方言文学也深深受到主流文学思潮的冲击。在宗主国的欧洲，国内学者聚焦了英国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对垒。英国民族主义主要歌颂英国传统，光辉历史，为人民的利益而抗争。实用主义与民族主义相对，重视文学作品的政治现实性。后殖民主义亦可以用于研究国内少数民族所受的影响。很多英国著名作家包括JK罗琳在内也是文化统一论的支持者，这种偏激的民族观念容易让国家走向极端，与国内作家张承志提出的“抗战文学”论如出一辙，以抵制的手段在二元论中存在，就会导致文学上的“民粹主义”。[16][17]

而在有殖民历史的大洲，民族文学因为身份的迷失湮没了很多文学精华。亚洲国家中，以印度为例，在印度独立后的几十年内，印度籍作家的英语文学对世界贡献最大，也就黯淡了用印度语创作的作家。这也是边缘文学表达的困境，为了在国际视野表达自己的本土文化，又必须借助主流语言。[18]

而在遥远的加拿大，民族文学处境依然不容乐观。白人获得加拿大的自治权后，把自己的种群安置在资源丰富的地方，而原住民则被流放到恶劣边缘的“保留地”。不仅是为了在地理上把印第安人和因纽特人边缘化，而且也为了文化上把他们同化。到了现代社会，白人教育也让土著传统渐行渐远。主流知识分子为了拜托土著文化的影响，提出了“加拿大第一”的口号。代表作者有邓肯，司各特，坎贝尔等。[20][21][22]司各特的代表诗《被遗弃的人》主题是母爱生存，自我牺牲，然而该诗的结尾处有一句，女主人公的灵魂被上帝接纳，涵盖了白人文化被土著居民接受这个隐喻。这也引起了部分土著人对土著文化的担忧。在司各特上任印第安人事务部副总监后，极力同化土著文化，被称为最坏的加拿大人之一。好在到了9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土著经典在文坛博得了认可。[21]比如第一部加拿大原住民的作品《丛林生活的记忆》，德拉瓦族的丹尼尔·大卫·摩西在《威力之声和他的妻子》（ 1992） 和《印第安医药展》（ 1995） 等剧作中描述了传统和神秘主义对原住民生活的影响。撒利希语族的 丹·乔治在诗集《我灵翱翔》（ 1982） 中雄辩地表现了对印第安传统与白人文化殖民之间冲突、碰撞的深切思考。托马斯·金在小说《绿草茵茵，流水潺潺》（ 1993） 中，同时融合了印第安神话、现实主义、模拟等元素，颠覆了白人的基督教文化和白人的文学经典。还有克里族剧作家汤姆森·海威的《保留地的姐妹》中鲜活，自强，有追求的女性形象颠覆了白人给印地安人无法教化的野蛮人的形象。

五、对美华文学思考和定位

后殖民文学不仅包含“后殖民地”国家或民族的独立文学，还包括那些以殖民为主题的作家和他们的著作，他们的开创性著作使后世的理论家在“东方主义”、散文诗、民族与文化认同等理论观念的建构中得到了宝贵的经验。早期的部分美华作家例如美籍华人汤亭亭的《中国佬》则帮助唤醒了亚裔觉醒。是一部华人在美国奋斗的力作。1989年谭恩美，作为美华作家的代表。凭借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一举成名后，她的《灶神之妻》（1991）（The Kitchen Gods Wife）、《百种秘觉》（1995）（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接骨师之女》（2001）（The Bonesetters Daughter）和《救救溺水鱼》（2005）（Saving Fish from Drowning）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她的英语作品中《接骨师之女》中的标题真truth ，心heart，变change，鬼ghost都采用了中文加英语的方式。一来让读者认识汉字工整的排列和意义的博大精深，二来也联系了情节，从而起到消解英语霸权的作用。[4][26]

除此之外，华裔作家还擅长用汉语拼音来传达文意，比如I was sleepy， still lying on the brick kang bed I shared with Precious Auntie.（谭恩美 2001）国内的华文文学与国外的华语文学，是中文文学的两种对立的模式。它们根本同源，但位置却完全不同。国内华文文学强调本土性，而国外华文文学有独特价值和批判功能，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有的学者如史淑美把海外华文文学归结为德勒兹，瓜达里的少数文学，在这里并不准确，因为少数文学主要特点就是少数族裔使用主流语言的创作，如卡夫卡运用德语， 美国黑人运用德语，乌兹别克用俄语写作。[27]是作家们共同构成的一种集体行为，这些作品也带有文学革命色彩。所以我们要强调的应该是文化的异质性而非抵抗性。欧洲的流散作家（希腊语diaspora）如虹影为代表的也充分体现了东方主义色彩。她的代表作《K》非常符合西方人的“东方印象”。[28]欧洲华裔作家深知如何向西方推销中国“东方主义”，让西方国家“赏玩”。主要手段就是推崇道教、禅宗、巫术、春宫、采阴补阳等等，把“东方主义”包装成满足西方人的期望，但是以消耗“中国语境”为代价的。笔者认为，这样的美华文学虽然能赢得市场，但是会营造一种中国迷信封建的观念，不利于东方主义的瓦解。美华文学可以“寻根”，但不能过度沉醉和迷恋中国古老传统文化，[29]不能为了对抗现代化文学而盲目支持张承志的抗战文学论，而陷入极端的本土主义。[17][29]对此，在《东方学》在英国再次出版时，萨伊德也指出了对西方话语霸权并不是去抵抗消解，而是用别的话语权分庭抗礼，从而超前于二元论，进入多元文化交流的后现代格局中。

六、总结

在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这些新兴的批评流派。布鲁姆以憎恨学派来标榜这样一些经典的作品成了完全的历史注脚，失去了文学性的美。[31]但正是这些流派尤其是后殖民主义在世界文学产后了两百年后，改变了文学的格局，弱化的欧洲文学的中心地位，让少数族裔的文学进入了大众视野，促进了世界比较文学的蓬勃发展。同样，中国文化要想走向世界，一定要重视自己的方言文学，不要在普通话普及的时代忽略了方言文学，要加大方言翻译力度。莫言就是方言文学的一个代表，其之所以能赢得诺奖，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作品的英语和瑞典语等的译介。[32]身处中国的我们要警惕极端的民族主义，也要考虑实用主义的存在，保证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的文学景象。要坚持文化自信，正视各种文化交流，支持文化互鉴与融合，努力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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