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新社区建设过程中出现了民族工作不当、各族搬迁群众互动不畅等问题，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提出为易地扶贫搬迁多民族社区的建设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百色市Y社区为例研究易地扶贫搬迁互嵌式社区建设，发现易地扶贫搬迁中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需要在各族群众“混居”的基础上建立社区内部各族群众在社区治理、经济、文化、心理方面的互嵌。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民族互嵌式社区；社区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易地扶贫搬迁是我国在脱贫攻坚时期探索出的改善贫困地区发展环境、降低贫困程度的有效途径，“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有效解决了“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地区近千万贫困人口的脱贫发展问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重要贡献[1]。2019年以来，随着各地搬迁任务陆续完成，易地扶贫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后续扶持上。其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建设与治理是后续扶持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以及让搬迁群众“稳得住”有重要推动作用。各安置社区治理模式与路径虽然受各地实际情况差异影响而有所不同，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共性。如民族地区的易地扶贫搬迁普遍存在搬迁后社区内部多民族、多文化共存的特征，因此在安置社区建设中不仅要处理个体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关系。2014年中共中央在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构想，随后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提到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提出为民族地区社区建设与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与处理好社区民族关系指明了方向。

目前，关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基本概念、理论分析和实现路径三个方面的内容：杨鹍飞指出民族互嵌社区是指两个或更多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个空间之中并形成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的各民族成员之间可以自由的交往交流并形成包容的民族关系[2]；闫丽娟、孔庆龙从地理、社会、文化、心理四个理论维度分析了民族互嵌型社区的“嵌入性”表现[3]；卢爱国、陈洪江从空间的角度提出构建民族互嵌社区必须形成在空间维度上的结构互嵌、在社会空间维度上关系嵌合、在精神层面上进行文化互嵌[4]。以上研究为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发展、成熟提供了理论支持，在这个基础上不少学者开始研究民族社区基于现实情况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实践探索。其中也有学者关注到了易地扶贫搬迁这一特殊背景下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李文钢从个体相互嵌入和群体相互嵌入两个层面，讨论了易地扶贫搬迁后形成的多民族人口混杂居住社区如何向“民族互嵌型社区”转变[5]；李乔杨等从空间互嵌的形成与经济、心理互嵌等层面分析分析了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冲突与调整方式，指出以党建为引领是易地扶贫搬迁多民族互嵌社区建设的组织保障[6]。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理论研究虽然较为完整全面，但将理论基础与实践探索相结合构建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研究较少，在易地扶贫搬迁背景下研究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文章更是寥寥无几。

基于此，本文围绕以下两个问题：（1）易地扶贫搬迁后社区由于多民族混居出现了哪些现实问题？（2）易地扶贫搬迁多民族社区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的路径和机制是什么？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百色市Y社区实地调研结果，从现实角度进行易地扶贫搬迁中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研究，以期进一步理清易地扶贫搬迁多民族社区的建设思路，并为完善易地扶贫搬迁政策与民族互嵌式社区研究提供实践支持。

二、研究案例与调研方法介绍

（一）百色市Y社区搬迁和民族工作情况

百色市既是革命老区，又属于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库地区，受典型喀斯特地貌影响，大部分贫困人口都生活在“九分石头一分地”的大石山区。为了从根源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问题，百色举全市之力推动易地扶贫搬迁这项重大民生工程，全市“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模42817户184122人，是广西搬迁人口最多的设区市，也是全国、全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7]。其中Y社区安置点位于百色市右江区龙景街道，占地51.15亩，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共有11栋16个单元，是百色市易地扶贫搬迁较大的集中安置点之一。Y社区安置了右江区周边永乐、四塘等6个乡镇1144户4678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搬迁入住，其中，汉族94人，壮族4479人，瑶族99人，侗族3人，土家族2人，布依族1人，少数民族人口数占搬迁总人数的97.99%。因此，选取Y社区进行易地扶贫搬迁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

在社区民族工作方面，Y社区党支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以推进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民生保障及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各民族群众文化生活融合为抓手，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全面深入持续开展，在安置点营造了和谐共融的民族团结氛围。2021年6月，Y社区获百色市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易地扶贫安置点命名。

（二）百色市Y社区调研方法

为了保证文章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准确性，笔者在2022年8月跟随广西民族大学调研团队去往百色市多个易地扶贫搬迁社区进行实地调研与资料收集。其中，Y社区为本次调研的第一站，在调研过程中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发放纸质调查问卷的方法获取第一手资料。具体调研步骤为：（1）出发调研前设计并打印出纸质版访谈大纲和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设计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共享、共治、社区基本情况”8个部分；（2）进入社区安置点首先与社区党组织和街道办负责人、物业公司负责人、楼栋长等人进行半结构访谈，了解社区基本情况；（3）由社区楼栋长带领调研团队成员分组进入社区进行实地观察，并进入搬迁群众家中进行入户调研和问卷发放；（4）实地调研结束时为了保证问卷数量，留下100份纸质调查问卷在社区拜托社区党组织分发给更多居民并在填写完成后寄回调研团队负责人；（5）资料全部收集完毕后调研团队开会讨论，并集中整理与处理调查问卷数据。共回收158份有效调查问卷，其中入户调研问卷59份，邮寄回问卷99份。

三、易地扶贫搬迁多民族社区现实困境

易地扶贫搬迁后来自不同乡镇、不同民族背景的移民以“混居”的形式进入Y社区，在搬迁初期安置点在领导队伍、社区治理、文化认同、心理认同方面都面临着混乱与重组的挑战。

（一）领导队伍体制机制不健全

由于Y社区的移民群众来自不同的乡镇、不同民族，且搬迁后大部分搬迁群众并没有选择将户口迁出，因此在搬迁初期社区需要处理的事宜杂而乱。作为新构建的社区，社区工作队伍中既有政府驻派人员，又有原村支两委人员，在新工作环境中工作队伍结构较为松散，管理体制未理顺，管理过程中存在条块分割状况，导致新社区“群龙无首”。另外，在新社区多民族背景下，社区工作人员仍习惯使用原有的社区管理方式，未能考虑到民族事务的特殊性和各民族文化习俗的差异。且部分工作人员由于对民族理论和政策的认识不足，在社区管理及社区民族事务的处理中存在着一些不科学的地方，这不仅会导致社区搬迁群众无法快递融入新环境，甚至会导致社区出现居民矛盾和民族矛盾。

（二）社区治理陷入公共性困境

由于搬迁后的居民在新社区中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社区很难调动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社区资源的整合和凝聚，缺乏集体行动导致社区治理陷入单一治理主体困境，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搬迁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根据调查问卷“您的受教育程度？”结果显示，社区内16.3%的搬迁群众为文盲/半文盲，21.5%为小学学历，31.6%为初中学历，19.6%为高中/中专/技校学历，10.6%为专科及以上学历。可见社区内大部分群众文化水平偏低，这就导致新社区工作人员在宣传社区治理重要性或开展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工作时无法很快动员群众。二是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和能力较低。根据调查问卷中“您对社区事务的关心程度？”结果显示，20.2%的搬迁群众表示非常关心，41.7%的群众表示较关心，32.8%的群众表示一般，3.7%的群众表示不关心，1.2%的群众表示完全不关心。大部分搬迁群众将自己定义为社区的被管理者，认为自己没有参与社区治理的责任与义务，这会导致社区治理难度较大，严重影响治理效率，增加治理成本，不利于社区良善治理目标的实现。其三，群众法律意识与纪律意识较为薄弱。一方面，安置社区居民法律观念相对淡薄，发生纠纷时，习惯寻求私力救济。比如一些居民习惯运用原村中的村规民约解决问题，且在遇到纠纷时仍习惯用非正式的方式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安置群众虽然身份由村民变为市民，但是行为举止并不符合市民要求，原有落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与城市环境格格不入。如有人还像在村里一样随地乱扔垃圾，造成公共走廊被占用；还有人不爱护社区中的公共设施，故意破坏电梯按钮；甚至还有偷窃等不良行为出现。这些有意无意的情况发生，都会进一步导致社区凝聚力下降，社区陷入公共精神萎靡等公共性困境。

（三）各族文化面临着断裂和碰撞

在易地扶贫搬迁以前，各族群众在长期共同生活中通过长期的、自由的发展，形成了许多具有乡土特征和民族特征的独特文化，这些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在特定的生活土壤中展示出强劲的生命力。在易地搬迁安置后，群众面临的文化冲突主要包括以下情形：一是传统文化的断裂。失去了特殊土壤的滋养，搬迁群众时代积累的传统文化面临断裂的风险，这种巨变造成了他们社会习俗、观念等心理层面的震荡，并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不适应感。二是社区文化重组是矛盾产生的根源。由于移民在搬迁前居住在不同的乡村，各地的风俗习惯、思想观念等因素对其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移民迁出后，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背景的民众在进行交往交流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文化冲突。

（四）搬迁群众的社区认同感较弱

大部分搬迁群众在搬迁前以农业为主，世世代代生活在固定的乡村中，与周边村民大都关系较好且相互熟知，居住方式也是分散在村庄中，有较大的公共空间。而搬迁后，搬迁群众脱离了熟悉的熟人社会，离开乡土不再以农业为生，邻里也变得陌生与疏远，居住方式转变为原子化的单元居住，缺少日常交往的公共空间。在这一系列变迁中，移民群体的社会关系、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且由于社会环境的迅速变迁，一些民族群众在很大程度上不能适应，容易产生心理疏离、文化隔阂、乡愁强烈等现象，导致他们对新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弱。

四、易地扶贫搬迁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路径

根据2014年中央提出的“民族互嵌型社区”建设要求，由多民族社区向民族互嵌型社区转型就是要促进社区内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在空间互嵌的基础上推进居民在治理、文化、心理各方面的互嵌。

（一）党建引领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

“以人为本”是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起点和落脚点，而党的领导是易地扶贫搬迁中推动各项工作取得实效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在新社区各类群众性自治组织尚未形成的背景下，更加要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发挥党建引领易地扶贫安置社区工作的作用[8]。Y社区在易地扶贫搬迁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过程中紧抓2个党支部班子建设，培育带头致富、带领搬迁群众致富的“双带型”党员，吸纳有学识、有责任心的年轻人加入党支部，优化党支部结构。并努力加强安置点第一、第二党支部的学习教育，严格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制度，结合民族团结的主题来开展每月一次的志愿服务活动或集中学习活动，深入开展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法律法规的学习，不断提高党员干部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能力，加强党员管理。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保障各民族尊严、情感与合法权益，使党组织与基层政府共同搭建社区各民族群众的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提供和谐丰富的交往模式。一是安置点党组织牵头，落实网格化管理、圆桌会议等制度，了解搬迁户的需求，共同研究解决管理上的热点、难点问题。二是充分发挥社区干部、居民小组长、楼栋长、网格党员的自主管理和志愿服务作用，主动参与到管理安置点的公共事务。三是发挥党组织统筹全局、领导核心作用，协调好安置点的物业、工会、妇联等部门，形成工作合力，及时解决工作推进中遇到的困难。

（二）让各族搬迁群众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

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不能仅依赖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工作人员，还要以民族共治为目标，构建多域互动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面对民族多样化的社区特点，民族共治既具有必然性，又具有合理性，还具有现实性。Y社区探索建立党领导下的老年协会、乡贤理事会、红白理事会、业主委员会等社会组织，将有意愿、有能力关心社区发展的贤达人士聚集起来，引导他们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其中特别注重与民族干部的联系，发挥安置点民族之家的民族议事厅机制的作用，经常听取民族干部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心愿墙及时了解各族群众的思想动态、利益需求，在劳动就业、职业培训、法律维权等领域开展工作，排查影响民族关系的不稳定因素，及时有效化解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维护本社区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另外，依托社区管理，加强物业服务水平，构建Y社区网络化管理体制。发挥工会、妇联、残联、红十字等组织作用，搭建志愿者共享互助平台，做好就业援助、志愿服务、法律维权、矛盾调解等工作。充分利用社区网格化管理体制，进一步加强宣传，不定期召开搬迁群众讨论会、网格长楼栋长会、社区网格群信息发布等，宣传惠民政策、小区文明市民、小区消防安全、小区自主自治、小区物业管理、产业就业典型案例、搬迁群众致富典型事迹等，让搬迁群众从心理上、感情上相互认同，形成团结和谐、互帮互助的新型邻里关系，并提升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

（三）让各族搬迁群众在交流交融中产生文化认同

易地扶贫搬迁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需要促进各民族搬迁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使社区内各民族文化在相互交流中借鉴和发展，形成一种新的多民族社区文化，让各族文化在多民族互嵌社区展现旺盛的生命力和活力。Y社区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通过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为各族群众提供充足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如积极举办民族美食、百家宴、邻里节，并结合各民族传统节日开展节庆活动、民族文体活动以及开展走访慰问少数民族困难群众等，丰富活动内容，使社区各族群众从喜闻乐见的活动中接受教育，使各民族相处更加和睦。努力营造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一家亲的民族团结氛围，引导教育各族群众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和谐相处，营造一种多元社区文化，进而形成多民族文化互嵌式社区。

（四）通过经济联系让群众对社区产生心理认同

易地扶贫搬迁多民族社区的营造不是只靠各民族群众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交错互嵌就能实现的，而是要靠居民之间形成相互包容、尊重理解、团结友爱、守望相助的精神和情感[9]。在党建引领社区各族群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并开展文化交流活动的基础上，为了让群众对社区有更强的心理归属感，可以通过利益联结其分散化的各族搬迁群众。Y社区根据原迁出地各乡镇的农业资源状况、产业发展条件和搬迁户自身发展能力，成立了安置点集体经济合作社，把各乡镇不同地域、不同产品整合为一，建立以品种多样化为一体的特色集体产业，制订发展规划，充分运用乡村振兴扶持政策，扩大社区特色产品销售渠道，为搬迁群众持续增收提供保障的同时为搬迁群众建立了新的利益关联，让群众为了共同的利益目标而奋斗。同时，社区扶贫车间、公益岗位为各民族搬迁群众之间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的有效平台。一系列的经济活动使社区中分工协作每天都在发生，形成了各民族相互依赖，在交往中互补的经济互嵌社区。

五、总结

在Y社区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过程中可以看出，易地扶贫搬迁导致各民族群众在空间上处于“混居”的状态并不意味着民族互嵌式社区已经完成，各族群众“混居”只是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前提，真正要实现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还需要在社区内部建立起经济、文化、心理、治理等多方面的互嵌。在这个过程中首先需要党建引领，其次通过建立经济联系、开展文化交流活动、通过网格化治理等方式建立起社区内部各族搬迁群众多方面的互嵌。

要注意的是，本文选用单案例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易地扶贫搬迁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没有现存的模板与固定经验可以参考借鉴，需要我们因地制宜的探索总结真正适合实际情况的建设路径。

参考文献

[1]人民日报海外版.“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960多万易地搬迁贫困人口脱贫” [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0-12/04/content_5566953.htm

[2]杨鹍飞.民族互嵌型社区：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J].广西民族研究，2014，No.119（05）：17-24.

[3]闫丽娟，孔庆龙.民族互嵌型社区建构的理论与现实基础[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6（06）：86-93.

[4]卢爱国，陈洪江.空间视角下城市多民族社区互嵌式治理研究[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7（06）：146-151.

[5]李文钢.西部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构建“民族互嵌型社区”研究——以靖安新区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21，No.159（03）：114-121.

[6]李乔杨，王政星，王洁.易地扶贫搬迁中多民族互嵌社区建设实践研究——以黔东南州L县为个案[J].民族论坛，2021，No.409（03）：87-93.

[7]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百色市易地扶贫搬迁整改成果汇报》[EB/OL]. http：//www.baise.gov.cn/zwgk/jcxxgk/jxzs/t2367070.shtml

[8]黎亮.铸牢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多民族社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法治路径探讨[J].贵州民族研究，2022，43（05）：22-27.

[9]赵莹莹.多民族社区治理中民族关系的互动模型与认同导向[J].沈阳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15（03）：264-272.

作者信息：张茹欣（1998—），女，山东淄博人，广西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学民族经济。详细通讯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大学东路188号广西民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