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借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行动者、转译、网络的概念认为：在行动——转译（translation）——认同——维系的过程中，核心行动者的信仰实践构建了一张包含着民间信仰、地方文化、社会结构、权力权威的多重嵌套行动者网络。在网络中，其他行动者扮演角色与核心行动者进行互动，并不断对核心行动者进行转译，将核心行动者的行动意义内化为自身意义，进而完成了从关注他者到自我实现的意义转换。在此基础上，其他行动者形成了对核心行动者的异质性认同，即民间信仰精英的身份认同，其结果是“实践建构”取代了“社会建构”，也即是说民间信仰精英身份是在不断转译着的行动者网络中被认同的。

[关键词] 行动者网络理论；信仰实践；转译

一、民间信仰精英研究及相关问题

民间信仰精英作为连结民间信仰和社会的“中人”，其不仅需要处理各种社会关系，建构自己的权威，同时还要在民间信仰生活和世俗生活中扮演对应的角色。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依据“民间信仰精英”在实践中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区分了不同类型的民间信仰精英，固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拥有仪式操演能力的民间信仰仪式专家、拥有神圣能力/神秘能力的灵媒、组织“朝圣”的香头、经营者性质的庙会管理者等的讨论，然而，类型学上的划分并不能覆盖信仰实践中的全部图景，一个极有可能的情形是：生活中的某个民间信仰精英同时具备了上述多个特征。还有的研究关注民间信仰精英的建构过程，并考察在此过程中民间信仰精英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及其社会功能、行动逻辑等。由于中国一直处于政主教从的大环境中，故而在讨论民间信仰精英时总绕不开“正式权威”和“非正式权威”间的互动，如杜赞奇考察地方文化和社会关系中的民间信仰精英，王铭铭讨论民间信仰中的“大传统”和“小传统”。

尽管过往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民间信仰的实践向度和信仰行为所处的生活情境，但始终摆脱不掉宏大叙事的叙述框架。作为一种旨趣转向，一部分学者开始采用微观视角，以个体及其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在地化地，事件化地，去中心化地发掘民间信仰中的价值和意义。而周越的研究在这方面可谓最为出名。周越在通过对中国民间信仰长期的研究和田野观察后提出了“做宗教”（doing religion）的概念。并提出了五种“做宗教”的模式：“做宗教”强调的是信仰行为和信仰实践，相较于人们对于“宗教观念”的理解和对民间信仰功能的探微，其更关注信仰生活原本的样貌和过程。传统并不是单一的，也不是线性的，更不是单纯由观念建构出来的，而所谓传统是由个体在实践中互动建构起来的，现在的传统就是过去的实践，而现在的实践就是将来的传统。故而考察个体及其信仰实践不仅能把握现有的生活样貌和社会结构特征，还能窥见历史，创造传统。“做宗教”这一概念在解释中国社会和民间信仰的复杂性和地域差异也天然地具有优势，也因此为未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和采纳。正是基于这些考量，周越提出了“家户宗教服务供给者”这个学术概念，当然，其最终旨在通过与制度性的寺庙或者行会进行对比，突出家户型的政治优势。

二、转译中的民间信仰精英

在中国语境下，民间信仰精英身份属于一种社会的建构。从关系和身份的视角看，社会身份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所以民间信仰精英的建构亦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类似乡村精英的建构路径。“乡村精英大多基于其自身的优势资源，不断地对原有社会资本进行累积或转化，以实现自身的权力、资源再生产。”从权威/权力与身份的关系看，民间信仰精英是一种在社会中逐渐被建构和完善的产物，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乡村精英，民间信仰精英不得不对各种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产生极强的依附性。换言之，民间信仰精英所能掌控的权力资源会直接影响其权威的形成，进而制约其身份的形成。在诸多个案研究中，民间信仰精英个人所能支配的各种关系资源、权威/权力的构成、身份的形塑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生产链条和分析框架。

无论如何，这些研究似乎都将民间信仰精英视作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但若要细究其“建构过程”，仍然有一些问题有待讨论：其一，社会因素、社会情境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难以把握的，用社会文化现象去解释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民间信仰精英可能会出现同义反复问题，而以往宏大叙事的分析范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难以说明中国民间信仰实践中的复杂差别；其二，若引入权威/权力视角讨论民间信仰精英的建构，则可能混淆了二者与“认同”的社会心理学边界，从而降低了识别民间信仰精英建构方向和方式差异化、多元化的可能性。就个体而言，权威/权力不会简单等同于认同，二者存在预设主体性的区分：权威或权力主体性在他者，而认同则是基于个体的生活经验、知识体系、情感倾向的认知，二者在建构方向正好相反。其三，民间信仰精英的信仰实践何以能够联结群体成员，而群体成员又是如何进行反馈，是否存在一个由二者互动建构的信仰网络？进而这种信仰网络何以维系和溃败。概言之，民间信仰精英建构的过程中他者认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又何以能够扮演这样的角色？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指行动者共同参与一项活动，赋予行动者以兴趣（interest），使其在活动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发挥各自的功能，各行动者通过转译，逐渐形成一个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异质性网络。该理论主要有三个核心概念：行动者、转译和异质性网络。其中，行动者是指参与该项实践活动的所有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力量和资源，另外，这些行动者中可能存在一个核心行动者，在此种情况下，其主导着这次实践活动。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主导者并不意味着其决定着转译结果，相反地，处在网络中的每个行动者都是其转译过程的直接负责人和实施者，他们有着各自的能动性，而非像计算机一样简单机械地输出确定性结果，也就是说，转译可能会成功，也可能会失败。行动者网络理论将多元行动者及其互动关系囊括于合作者网络之中，该理论对于解释复杂关系问题具有一定适配性。可以说，该理论为复杂多变又关联要素众多的乡土问题搭设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无论是整体视角下的民间信仰精英建构的过程，还是整体建构中的认同过程，都呈现出了明显的过程性特征，这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在看待问题时强调过程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时本文初衷即致力于解释民间信仰精英这一身份形成的认同过程，而非讨论基于何种社会因素或何种社会情境下民间信仰精英建构问题。

三、转译的逻辑和过程

在分析民间信仰精英建构中的认同过程时，核心是回答核心行动者何以被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认同，也即是回答在转译过程中核心行动者通过何种行动建构了自己的身份，其他行动者如何对此身份进行认同。在民间信仰实践中，其他行动者所面对的问题呈现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核心行动者的信仰实践。由于任何实践都是需要在各种社会关系中与他人进行互动的，所以每个行动者都不得面临着核心行动者“闯进”他们生活世界的境况，而这也自然构成了问题的强制通过点。接着，核心行动者会通过或主动或被动的兴趣赋予使得其他行动者在至少一个目标上同自身达成兴趣一致。而行动者网络最终能否形成还要看转译是否能够顺利实现，也就是看其他行动者是否能够将核心行动者的意义转换为自身的意义并付诸实践。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行动者而言，其所要面对的转译过程也各不一样，往往会依据自身身份表现出强烈得多主体性色彩。由于在生活中，民间信仰行为和民间信仰精英的建构过程通常发生在乡村地区，所以本文就以乡村地区广泛存在的各类行动者作为论述样本。在具体讨论中，依据乡村地区的社会结构特征，采取国家－社会划分，将其他行动者分为两类：“官”和“民”。

第一类行动者是村委会和其成员们。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委会以村民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为目的，由村民五年一届民主选举产生。村干部具有双重代理人的身份，既是国家基层政权的代理人，又是村民的代理人。村干部是村庄内的熟人，其和村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其又要执行来自政府的决策，在某些情形下可能会形成二者之间的张力。在对村委会进行利益赋予时，核心行动者往往会从两方面入手进行利益赋予。其一是寻求各类社会关系，通过“找关系”、“套关系”、“用关系”使村委会成员参与到其民间信仰实践中，其二是功能意义赋予，由于民间信仰具有能够安慰人的心灵、提供神人交换的渠道等功能。在乡村地区，这些“好处”是容易被接纳的。从转译后的行动上看，不仅村委会的成员会时常参与到民间信仰活动中，村委会作为一个整体，还会悬置此类民间信仰行为的“合法性”，而这对核心行动者而言，实质上等于承认了其各种信仰活动的“非正式合法性”。与村委会及其成员一样，对于正式的政权组织，核心行动者对其兴趣赋予仍然要依靠各种社会关系寻求认同。除此之外，“正祀”和“淫祀”之别也深刻地影响着核心行动者兴趣赋予的内核，尤其是某个民间信仰场所要想建立并长久地经营下去，必须取得“正祀”的地位。

第二类行动者是村民们。作为村庄事务、生活的重要参与者，村民的需求程度和参与热情直接决定了龙王庙香火旺盛与否。普通村民受到年龄、教育程度和地理距离等的限制，无法做到与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深度互动，而信教村民对待宗教信仰事务更加热情，能够主动参与其中，在网络中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总体上，二者都是信仰的需求方，且在实际乡村生活中，二者间的边界并不清晰，时常会出现彼此流动的现象，因此放在一起讨论。出于论述方便，将二者统一称呼为村民。对村民来说，核心行动者的兴趣赋予就是民间信仰解决了他们的信仰需求问题。一方面，面对空心化日益严重的乡村地区，各类民间信仰能为社会支持感较低的村民们提供了一个缓解孤独感的场域。另一方面，民间信仰讲求“灵验”、“报”等观念，这些都使得村民在对面一时难以解决的困难时会寻求神灵的帮助。从转译后的行动上看，村民会与各类民间信仰主体开展持续的互动，或多或少地参与到民间信仰事务中，比如生活中的一些灵媒之家香火鼎盛正是最好的例证。

四、结论

民间信仰精英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深刻地反映了某一时期和某一地域的社会结构和信仰状况，刻画了神人关系，人人关系的全景图谱。故而，理解民间信仰精英具有重大意义。而要想全面理解民间信仰精英，就需要把握民间信仰精英的生产过程。核心行动者的信仰实践构建了一张包含着民间信仰、地方文化、社会结构、权力权威的多重嵌套行动者网络，而其他行动者对核心行动者信仰实践的成功转译则完成了对自身意义的转换，若过说前者是船主对乘客出售船票，后者则是乘客购买船票并上船。最后，行动者网络本身是一个动态和发展的概念，它会随着行动者加入、退出而改变，也会随着不同的行动者对网络中主要议题的转译差异而发生改变，所以说，行动者网络一定会面临如何维系的问题，也就是说行动者网络可能会出现崩溃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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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杰灵（1997.08-），男，汉，安徽池州，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生，宗教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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