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尽管女性主义与翻译的关系是西方翻译学界几十年来研究的一个主题，但中国翻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却很少。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西方新时期的女权主义思潮由朱红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翻译工作者逐步意识到了翻译作品中所存在的性别意识问题。在随后的20年里，这种极具魅力的全新观点逐渐对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对90年代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至今对我国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影响甚微。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女性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2000年，我国才逐步认识到女权主义对中国翻译届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权主义直到这个时期才真正在我国的翻译研究中站稳脚跟。本文从我国对该理论的接受现状出发，探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走向。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起源

在20世纪70年代时，由于近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文学翻译领域中的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也逐步开始了发展。各个国家中都不乏有女性主义翻译工作者对于翻译中歧视现象的觉醒。翻译中的性别隐喻也促进了翻译研究与女性主义的自然结合，并逐渐形成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体系（刘军平，2004：5）。女性主义翻译的领军人物Simon、Flotow、Chamberlain等致力于消除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的性别歧视和偏见行为，他们的努力也译文与原文、译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义。

总的来看，西方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将争取女性权利和消除严重的性别歧作为首要目标，西方女性主义主张通过翻译实践来揭露父权意识形态下的性别歧视真相，提倡在翻译过程中使用增补、前言和脚注、劫持等手段，把“污蔑女性形象、忽视女性声音”等带有明显性别歧视的文本进行创造性改写，从而打破“二元对立”模式，凸显女性的身影和声音、展现译者的创造性和译作的相对独立性，提升女性和译者的社会地位。

二、女性主义翻译观的内涵

传统的翻译观点把作者和原著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对象，否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而在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出现则为翻译理论的研究开辟了全新的性别视角，促成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女性主义翻译观认为：翻译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重现原文的含义，而是对原文意义进行一定的补充与延伸。这种翻译观点认为，译者不是机械地复制和再现原文，而是创造性地来阐释原文。正如Simon（1996）所指出的，女性主义对于原文文本的翻译实质上就是在进行一种文化干预，这也是女性主义理论对权威的传统翻译观的一种挑战，它允许译者们成为文学上的激进分子并创造出新的文化传播路线。早期女权主义的核心是反抗男性压迫，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它的内涵曾一度扩展到反对所有文化霸权。女权主义者利用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等现代理论对世界各国政治、文化、语言、艺术和许多其他领域的传统价值观体系进行解构和颠覆或至少重新评估。对于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也持同样的立场。上述理论因为受到她们的影响而对文学翻译进行了探索和思考，最终形成了一套颇具个性的女性主义翻译观。

三、女性主义翻译观在中国的研究现状

我国翻译界真正关注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是在本世纪初。如廖七一、刘亚儒、葛校琴、蒋骁华、耿强等主要在理论方面从不同的角度致力于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介绍与批评，随后有不少研究者进行作品多译本的比较分析和评论，穆雷的翻译访谈又使国内译界开始关注有性别意识的女性译者及其翻译实践。这些研究表明女性主义翻译研究正在本土化。例如，张爱玲对西方小说中女性描写的翻译就体现了她对译文与原文的同一性。与此同时，她对女性书写的文本与男性象征认知的融合也有着极高的追求。她运用增补、删改、注释、后记、散文杂记等多元化手段（陈吉荣，2007：50—51），以迂回曲折的叙事、自然婉约的用词、节制妥帖的改写补缀，寻求女性文本与父权话语的对话、协调、和解。

中国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和新启蒙运动动摇了男权话语霸权地位，中国女性开始自觉地争取人权和文化权。但是中国妇女在20世纪的解放并不是由独立的女权运动带来的，而是由中国的社会革命带来的，因此中国的女性文学并不像西方那样具备特定的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运动的背景。自2002年以来，女权主义的翻译作品被广泛翻译成中文，但在中国很少有女性译者公开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多数的女性译者会担忧这种标签的负面影响。然而，细读一些国内女译者的翻译作品，可以发现女性主义观点和女性主义意识已经在她们的翻译作品中体现出来。他们从女性的角度来处理原文中的女性形象，从而使隐藏在男性话语之下的女性真实自我从人的角度显现出来。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影响薄弱的原因

笔者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我国接受的局限性大致涉及文化背景、翻译观念、译作理解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大致能够解释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影响微薄的原因。但这并非否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我国继续传播的可能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并非没有市场。事实上，通过探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我国接受的局限性，笔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出该理论在我国文化、译论、受众之间存在的巨大冲突。当代中国对于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巨大潜力，研究这些冲突更能使该理论尽快得到实现。从而也可以更具针对性地对该理论同当今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发展走向进行探讨，因此能够进一步促进该理论与我国译界的有机融合。然而，该理论从一种文化迁徙到另一种文化的过程中经历的碰撞与冲突也使其磨掉了部分政治激进思想的棱角，并始终处于边缘文化地位，不能彻底被主流翻译思想接受并运用。究其缘由，要从女性主义东西方不同发展状况及中国千年历史背景文化方面进行追论。

1.中西方文化历史背景不同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中文中有着许多传统性别观念的词汇。相比之下，英语中具有传统性别观念的词则相对较少，而具有现代性别观念的专业词汇较多（黄鸣飞，2018：5）。此外，我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与西方激进女性解放运动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的妇女运动往往更加平缓，不常使用激进的革命手段解决问题。中国女性对争取男女平等权利的斗争往往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中西文化差异是女性主义翻译作品接受效果的关键因素。

2.女性主义翻译与传统翻译观念存在分歧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在许多方面都有分歧，如在解构原文和作者的权威时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并认为翻译是原文意义的延伸等。因此，激进的女性主义翻译策略在我国一直难以得到译者和读者的广泛接受。女性主义译者如果过于强调对语言的“操纵”和译者本身的“干预”，偏执地站在自身立场上、刻意地偏离原作者本意、不顾及读者的感受，长此以往必然会引起读者的不适和反感。

3.女性主义翻译作品的“精英”色彩

当前，女性主义译者的翻译多未顾及读者的接受力，其翻译实践没有摆脱“精英”问题（陈喜荣，2007：10），这造成女性主义译本与最广大读者的阅读能力之间形成隔阂，或晦涩难懂，或“高大上”（张景华，2004：24），使得作品失去了对广大读者的吸引力。

西方女性主义自诞生伊始便旗帜鲜明地追寻女性独立及平等地位，并在多次有规模、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中赢得女性解放，从父权制社会牢笼中的解放，强调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然而，与此不同的是，由于千年来中国封建思想的桎梏及对中国女性自古以来的压迫，女性意识在中国要羸弱温和许多。另外，由于政治体制及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集体意识和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女性主义不能像西方女权主义那样从真正的政治运动等实践中总结出系统的女性主义思想。因此，单从五四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两次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传入并不足以使中国女性产生如同西方女性一般强烈的女性主义思想。并且中国境内的翻译家和翻译研究工作者不能做到像西方女性主义译者一般自觉把性别观念同翻译实践与研究结合到一起。

因此，在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忠实”主流仍不能被彻底改变，从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提出的对原文“操纵”、“控制”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运用到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之中。虽然西方激进的具有政治倾向的一面也未被吸收进来，中国女性译者在具体翻译实践中倾向于改动原文选词和语调来表达其性别意识形态，并特别倾向于女性作品的翻译传播，有意翻译女性作家的作品以挖掘其中潜藏的女性主义思想。

五、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国生存话语的启示

与发达国家相比，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翻译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虽然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中的“第三世界批评”、“身份认同观”和后殖民主义体系共同构成了强大的理论力量，但第三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综合实力使其难以在文化和文学上取得重大突破。也正是因为此，其后的人们不禁对当前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 男性与女性到底有无同等的话语权？翻译作为一种语言之间的交流媒介，为女权主义者重新建立精神家园打开了一扇窗。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并非为翻译而生，它只是无意之中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但是可以肯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并不仅仅局限于翻译，也不仅仅能够在翻译领域得以使用。它开辟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的可能性，并在许多未知的领域有待探索。

然而国内在没有类似西方独立的女权主义运动的情况下（穆雷，2008：16），女权主义翻译研究直到20世纪末才生根（杨柳，2007），主要研究方法是引入新兴的西方先锋理论，或者用这个视角来分析和解读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文本。从整体研究情况来看，虽然近年来关注程度没有降低，但研究大多停留在评价和应用阶段，研究不够深入，研究方法也不明确，呈现出一种对西方依赖的态度。毫无疑问，中国语境下“女性主义”翻译研究的“名称”和“现实”与西方语境下的“名称”和“现实”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然而，目前的研究并不能全面客观地回答中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的差异问题，或解释中国女性主义翻译的特点问题。

六、结语

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主张通过运用女性视角的话语策略，来突出女性在文学翻译中存在的独特审美价值，以此来实现男女权利平等的政治追求（刘军平，2019：485）。但我们不能否认，至今许多国家仍然在不同程度和领域歧视妇女。因此，恰当、适度、合理地运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无疑将进一步拓展女性话语空间，唤醒公众的女性意识，真正解放女性的思想、观念和认识。同时，由于国情不同、语言形式不同、宗教因素等原因，我国尚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翻译家。这并不意味着女权主义对我们的译者没有影响。然而，我国女性翻译者的意识相对薄弱，女性翻译者相对短缺。研究者应重视“被遗忘”、“被淹没”、“被忽视”的女性翻译者，确立女性主体性和译者主体性，使女性翻译者在翻译的道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相信女性主义在未来也将进一步影响我们的翻译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 陈喜荣.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研究中的性别[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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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心怡（1999–），女，河南郑州人，汉族，河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笔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