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他在被党中央赋予重任主政广东后，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将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同群众的利益相结合，将政治路线代入群众实践中检验，通过颂扬群众力量、倾听群众声音、尊重群众实践、拉近与群众的距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戴，最终在广东完成了拨乱反正清算极左路线的任务，重拾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优良作风，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研究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的群众路线，对于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仍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习仲勋一生坚持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习仲勋被党中央赋予重任主政广东，他坚持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带着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以平反冤假错案实现稳定，以真理标准讨论统一思想，以坚持改革推动发展，为广东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等做出不朽功勋。在此过程中，习仲勋的群众路线思想走向成熟，形成了一系列朴素且宝贵的群众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

一、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走群众路线的主要表现

习仲勋曾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主要领导人，建国后更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从职级上看，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实与之前的职务相差甚远。习仲勋主政广东时已逾花甲之年，而广东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创伤累累、百废待兴。1工作复杂繁重。正如习仲勋所言：“我到广东前，已经十多年没有工作了，一下子到位置重叠而情况又比较复杂的地方工作，在当时的难度毕竟是比较大的。”2然而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习仲勋表现出他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立志扎根南方、同广东人民共同奋斗，誓要将“十六年的岁月追回来”，“为人民群众多做一些事情”。在主政广东的岁月中，他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颂扬群众力量、倾听群众声音、尊重群众实践、拉近群众距离，真正将党的群众路线落到了实处。

（一）颂扬群众力量

习仲勋颂扬群众力量之一，在于深刻认识群众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人民群众不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不竭动力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动力。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3这充分说明，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蕴含着无穷的力量。1978年10月20日，习仲勋在给广东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单位负责同志的信中就深刻指出：“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声音。”4这封信表明习仲勋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干部，早已深刻认识群众中蕴含的伟力。

习仲勋颂扬群众力量之二，在于注重依靠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之源，是党屡创奇迹、百折不挠的依靠力量。列宁曾经指出：“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是新社会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造的”；“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人民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源泉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5习仲勋始终强调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踏踏实实为人民群众做工作，这样才能算有好思想好作风的好干部。1978年4月10日，习仲勋在广东省地位书记会议上讲话，要求干部们：“要走群众路线，因为一切事情都要依靠群众做的。遇事要同群众商量。”他深刻指出干部要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依靠群众立足基层才能做好工作。而“有的人鼓虚劲，在那里唱高调，不做事情，在领导面前唱高调，来保住他的乌纱帽。这种人要坚决批评，要好好教育他”。6

习仲勋颂扬群众力量之三，在于谦虚向人民学习，始终相信人民群众比自己高明。初到广东时，为推动广东拨乱反正，习仲勋注重抓一些影响较大案件的平反昭雪工作。1976年4月初，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为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于7日向《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开写信反对“四人帮”，明确提出“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庄辛辛的行为触怒“四人帮”，遭到错误逮捕批斗并被以“反革命罪”判刑。这是广东一件影响较大的冤案。习仲勋十分关心庄辛辛的平反工作，亲自参加研究庄辛辛案并为其平反的会议。他在会上深刻指出：“‘文化大革命’时，庄辛辛还是个小孩子，他这样关心国家大事，我们比不比得上他？我们比不上他。像这样的人，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这样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是不简单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7习仲勋始终相信人民群众比自己更高明。1980年7月1日，习仲勋就学习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给广东省和广州市机关干部讲党课，深刻指出：“能不能做到真正平等待人，真正尊重群众，这是世界观问题，就是说，相信不相信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相信不相信群众比自己高明。”8习仲勋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调查研究中多次对基层干部及群众讲，“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比我更高明”、“我应该向你们学习”之类的话，真正做到了谦虚谨慎，始终拜人民为师。除此之外，习仲勋特别强调要向技术人员、知识分子和群众能手学习，在广东倡导创建全社会尊师重道的风气。这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是殊为不易的。

（二）倾听群众声音

习仲勋初到广东时，为了迅速了解广东民情，特别是让冤假错案尽快平反，非常注重倾听群众的声音。为了了解干部和群众真实的想法，他讲话经常不用稿子，说话待人十分朴实，让干部感到“交心”，让群众觉得平易近人。他不满足于阅看省委信访办公室送来的信件，而是指示自己的秘书经常性的到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在接待室倾听来访者申诉，甚至外出抄写要求平反的大字报。据曾担任他秘书的贾延岩回忆，一天他正为习仲勋抄写大字报，看到一群披麻戴孝的群众正在铺贴大字报，陈述一件事关人命的血案。出于义愤和同情，贾延岩建议他们到省委信访室直接申诉，并指点去省委的路线。他的做法遭到了同事的批评，但习仲勋听了他的汇报后，却表达了赞许：“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9

习仲勋时刻讲究工作艺术，特别注重改进领导方法。“我们每一个领导同志，都不能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而要当人民的勤务员，做人民的公仆，为人民服务。”10这从习仲勋处理“李一哲”案上可见一斑。“李一哲”案，是“文化大革命”在广东乃至全国影响较大的案件。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在“文革”中，以长达二万六千字的大字报形式署名“李一哲”，公开揭露林彪集团破坏民主法制的行为。大字报贴出后，广州震动，引起强烈反响，李正天等人被错误判处有期徒刑，和他们有牵连的青年也被错误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习仲勋十分重视“李一哲”案，多次召开省委会议进行研究，认定“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并给予平反。习仲勋不仅主动承担了上届领导班子的责任，更是反复耐心开导他们的情绪。经过反复的工作，“李一哲”成员终于同意参加按省委要求召开的平反大会。这件事充分体现了习仲勋的工作艺术和工作方法。

除此之外，习仲勋特别珍视不同意见，善于培养“诤友”。1978年7月31日，他在到汕头检查工作时，曾指出：“选拔干部不要只喜欢听那些听话的......特别是作为一个领导者，身边有几个敢于提不同意见的人做朋友，很有好处，可以少犯错误。”111978年9月25日，惠阳地区检察分院一位叫麦子灿的干部，给习仲勋写了一封非常尖锐的“批评信”，他以习仲勋在惠阳调研时表扬了地委的治水工程为由，认为习仲勋仅听信了地委汇报，没有真正听取群众意见，认为治水工程把“生产队搞得倾家荡产”，实际上刮了“共产风”。信中最后说：“你讲话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12习仲勋看完信后十分重视且十分坦然，他在省革委会主任会议上宣读、称赞了这封信，并亲自给麦子灿回信：“你九月二十五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13他委托去惠阳地区整风的刘田夫同志，让他同麦子灿面谈并解决他所反应的问题。为了加强党内民主，习仲勋甚至在同省委常委研究后，将这封信印发给各地、市委和县委，要求各地“纠正缺点、改进作风，把我们的工作做好。”14这件事在群众中影响极大，广东的党内生活也逐渐活跃起来。为了更多接近群众，习仲勋要求精文减会，要多深入群众做调查研究，坚决刹住行政机关会议多开支大的不正之风。经过习仲勋的整顿，广东风气出现明显改善。

（三）尊重群众实践

习仲勋注重尊重群众实践，对于群众的实践采取不批不压不硬扭的态度，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习仲勋初到广东时，由于农业遭到了“左”的错误的严重影响，粮食产量无法满足群众需要，“包产到户”成为了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中央的三中全会曾讨论过两个农业文件，其中规定不准包产到户、不准分田单干，这在客观上也影响了习仲勋的决策。1978年11月，习仲勋在大量调研后，提出开拓视野，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的意见，并开始着手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和生产结构，在农村实行“五定一讲”责任制。同时，习仲勋还是提出要“坚决制止分田单干。”然而，“五定一讲”责任制并没有完全止住群众实践，包产到户由个别地方逐渐扩展。面对这种情况，习仲勋和省委要求，一方面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试行条例（试行草案）》的精神，一方面切实帮助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克服困难，不能粗暴指责，更不能用政治运动进行批判。1979年5月16日至27日，广东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在会议中，关于是否包产到户争论的十分激烈。习仲勋在会上指出：“解决这个问题，领导上既要态度明朗、旗帜鲜明，又要善于因势利导，讲究工作方法。不能用压制方法，不要同群众顶牛。”15他提出省委机关要抽人组成调查组，和当地地委一起调查农民生产生活的真实状况，倾听意见解决问题。习仲勋的态度实际上使包产到户继续增加。当时，全国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争议极大，有些省份采取了政治方法阻止群众包产到户。由此可见，广东的做法尽管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但习仲勋已经是克服了巨大阻力、冒了极大风险。这也是习仲勋始终坚持对群众不批不压，尊重群众实践的结果。

习仲勋尊重群众实践，认为群众坚持的要着力研究。习仲勋初到广东，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到了著名的“养鸭子”问题。他对林彪、“四人帮”破坏农业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批判，深刻指出：有的生产队竟然规定农民个人养鸭子不能成群，养两只是社会主义，养三只就成了资本主义。这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瞎指挥和强迫命令的作风，严重影响了农业发展。少数群众由于吃不饱饭，只能偷偷养鸭，但一旦被发现，就会遭到政治处罚。习仲勋在会上指出，要通过整风，树立起深入群众，实事求是，重视调查研究的作风。要发展多种经营，保护正当的家庭副业。

习仲勋尊重群众实践，认为群众抛弃的要取消。他在肇庆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典型，任何一个人都要一分为二。他拿大寨举例，指出：“我们的大寨县也要很好研究一下，先进的还是先进，因为是客观存在，你不说先进，群众也说先进，群众会拥护；如果不实在的，确实不够条件的，就算了，你们不要在那里硬树立它的旗帜。”“徐闻县的大寨县称号，群众已经不要了，我们省还不敢取消......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都用实践来检验”。16

（四）拉近群众距离

习仲勋一生践行群众路线，时时刻刻在拉近自己同群众的距离，真正做到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习仲勋曾经指出，“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必须虚心向群众学习，听从掌柜的管教”。他在回忆年轻时在陕北闹革命的往事时指出：“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离不开群众。部队要吃饭离不开群众，要打仗更要动员群众、依靠群众，一旦脱离群众我们就会寸步难行、一事无成。可以说，没有群众，就没有我们生存的空间，是群众哺育了人民军队。”所以他提出，“要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警示年轻党员干部要始终记住“不走群众路线就不是共产党”。

习仲勋对官僚主义十分反感，始终要求反官僚主义作风。1978年4月10日，他在广东省地市委书记会议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同群众在一起，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们坚决反对那种高高在上、官僚主义的作风，不民主的作风，霸王作风。”17在肇庆谈到恢复党的优良作风时，他又指出：“如果不实事求是，搞官僚主义，老百姓同样会造我们的反。党的作风搞不好，群众对领导干部会经常有气、有意见，怎么能实现安定团结呢？”他十分强调要恢复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要求不搞“一言堂”，要搞“群言堂”，要在同人民群众商量的情况下，在民主的基础上把意见集中起来。要让人民群众自发的服从党的领导，而不是采用压服手段。“不要一弄就是政治，就是命令，就是你指挥人家。要以实际行动去影响人家、教育人家，使得人家情愿乐意跟你去干，听你的话，愿意听党的指示，执行党的决定”。

习仲勋认为走群众路线要从领导干部自身做起，坚决反对干部特殊化。1980年3月23日，他在广东省委四届二次全会闭幕会议的讲话中指出：“特殊化，群众非常反感，议论很多，它严重地损害了党群关系，伤害党的威望，挫伤群众搞四化的积极性，必须加以克服。对情节严重、群众非常愤慨的，要揭露，要处理，以教育全党。我们的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自觉地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保持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的政治本色；要自觉地遵守《准则》和党章的规定，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搞特权。”181980年6月26日，他在广东省纪检干部学习班上再提反特殊化问题，指出“要通知广州市及各地区大抓一下，不管什么领导干部，谁要违反这一条，就要严肃处理。”19为了帮助干部克服“特殊化”现象，习仲勋在给广东省和广州市干部讲党课中专门谈到了“主席台现象”。他讲本来开大会，有人主持就需要主席台。但主席台这种必要的形式却被有些干部视作“特权”，好像不上主席台就低人一等，上了就高人一等。这种现象是十分不好的。习仲勋讲：“本来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同志，只不过职务不同，分工不同，何必要分台上、台下呢！”他建议以后开一般的会议，除主持人和作报告的人外，其他领导同志都坐台下，和大家一起听。希望大家从思想上到行动上，真正平等待人，克服“特殊化”现象。

让群众出气也是习仲勋拉近与人民群众距离的一个重要方法。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群众在一些问题上反响很强烈。用习仲勋的话讲，这些错误将整个群众的道德风貌破坏到这样严重的程度，造成农村障碍如此之多，而当时的一些同志对此认识不足。因此，群众是有气的，要允许群众出气。“人们还有气，群众还有意见，你不叫他们出口气怎么行。”20在讲到克服党内”恐右病”时，习仲勋指出：“现在还有不少地方，队社集体分配很少，农民生活很苦，他们批评我们，他们心里有气、有意见，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对不起农民群众，也对不起你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转变思想作风，要从思想上、作风上、政策上来个大转变，这是最大的拨乱反正”。21曾任广东省委常委的方苞清晰的记得习仲勋“让群众出气”的思想：“我一直记得习仲勋同志说过的话：‘有些做法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就要纠正过来；有些事情做错了，要敢于承担责任。这样老百姓的气就顺了，顺了以后，干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望不会受影响，而且老百姓会更信任你’”。

善于做调查研究，是习仲勋走群众路线的突出表现。坚持群众路线，必须加强调查研究；搞好调查研究，必须走群众路线。调查研究本身就是联系群众、倾听民意的过程。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领导干部才能了解群众所思所想所盼，使得我们的决策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意志，集中民智、体现民意、反映民情、赢得民心。因此，调查研究成为了贯穿习仲勋群众路线的一根红线。时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汉青同志对习仲勋的调查研究十分钦佩，曾在访谈录里说了一段朴实而感人的话：“习仲勋同志下基层是家常便饭，他到过粤东、粤北、粤西、珠江三角洲和海南的许多县、市。很多地方不是一般的基层，是非常贫困的地方......他都跑过了。”此时的习仲勋已经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又经历了“文革”的磨难，身体素质肯定不如年轻干部，但他的务实作风和精神风貌，令人肃然起敬。习仲勋做调研时不选择乘坐小轿车或越野车，而是选择乘坐面包车。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不想让群众产生距离感，二是坐的人多，可以和地、县委书记坐在一起，听取工作汇报。这辆面包车陪伴了习仲勋主政广东的生涯，在他的影响下，许多领导干部下乡也都乘坐面包车。

习仲勋始终认为，调查研究是走群众路线的关键，只有深入基层，才能够真的了解群众在想什么、干什么。因此，他提出了“农业要大上，干部要大下”的口号，要求干部深入实际，实事求是解决群众问题。22要求各地市县依靠科技人员和人民群众，先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然后进行民主讨论，再制定出积极可行兼顾远近的规划。他深刻指出：“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人民群众的呼声和疾苦就往往不知道，下面同志的呼声也反映不上来......各级党委书记要多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23习仲勋在做出重大决策前，往往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在调查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问题中，应习仲勋的建议，广东省直机关抽调了200多名干部，分赴十六个县调查研究。此后，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以及调查组在农村实际调查得出来的结论，习仲勋做出了允许包产到户的正确决策。并且要求干部及时跟进调研，根据包产到户情况总结经验教训。在习仲勋的决策下，广东形成了“粤东粤西实验，粤中粤北看一年的‘中间不动两头包’的情况”。24

二、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走群众路线的主要特点

习仲勋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高效的运用到群众工作中，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具有特点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其走群众路线的基础，将党的政策与群众切身利益相结合是其走群众路线的载体，将党的政治路线代入群众实践中检验是其走群众路线的进路。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走群众路线的基础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是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的哲学依据。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这些都是领导干部应时刻注意的。”25实事求是的获悉群众的需求是工作的出发点，实事求是的解决好群众困难、体现他们的根本利益是工作的落脚点。由此可见，只有生活在群众中间，经常接近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见，才能做到将政策和群众需求同频共振、相互耦合，真正将群众路线落到实处。

习仲勋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了其群众路线的始终，始终要求进行调查研究得出实事求是的解决，反对思想僵化照搬照抄。1978年10月5日，习仲勋在广东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主题便是打破思想僵化、敢于实事求是。他深刻指出：“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挣脱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种种精神囚笼，坚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也就是要尊重唯物论、辩证法。”他号召干部们要真正敢于实事求是。“有时候我们有些人，遇到了要紧的事，竟闭着眼睛说瞎话；或者自己明知事情错了，或与自己有牵连，他也可以闭口不说。这是完全违背实事求是的精神的。”26他时刻告诫干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首先要从领导干部抓起。广东的问题“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习仲勋要求：“进入领导班子的领导干部要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脱离群众”。27

在关心民族群众的问题上，习仲勋更是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10月4日，习仲勋出席广东省少数民族国庆参观团座谈会，结合参观团成员的讲话，实事求是的分析了一系列问题。第一，他指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历来重视民族问题，创造性的将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为我们党解决民族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方针，使民族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民族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是实事求是的。第二，民族工作被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很大，比如落实民族地区干部政策出现问题，这是实事求是的，但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重申了民族政策，在新宪法中做了明文规定，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坚决贯彻落实的。第三，“汉人压迫少数民族”是过去旧社会的情况，压迫少数民族是汉族中的反动统治阶级。而且要认识到，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劳动人民过去都是被压迫的对象。这是实事求是的。因此，习仲勋指出，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不分民族，我们既反对“大民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种倾向都是不正确的。而且，习仲勋还实事求是的讲：“凡是少数民族的地区，汉族同志当领导的，有问题，应该由汉族同志多负主要责任。”28习仲勋一席话极有说服力，让在座许多成员厘清了认识，坚定了社会主义信心。

（二）将党的政策与群众切身利益相结合是走群众路线的载体

人民群众是最大的政治，策略和政策就是党的生命。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正值改革开放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为了让政策能够被人民群众迅速接受，他致力于讲党的政策与群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1978年2月9日至17日，习仲勋前往四会、广宁、怀集等多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同当地的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进行了座谈，就谈到了政策的适用性问题。他指出：“我们的事情，是人民的事情。我们要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就要让人民当家作主，把群众的意见、要求反映出来，集中起来，然后再回到群众中去贯彻执行，离开了这条就没什么方针政策了。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都离不开这条，这就是政治，是最大的政治。”29他在会上特别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30，要让我们的政策能够很好的调动群众积极性，而不是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政策是用来解决群众中的实际问题的，脱离实际讲政治，本身就否定了政治。如果惯于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就不能做好群众工作。

习仲勋强调，领导干部不能一直站在决策者的高度，必须要走下去，真切的替群众思考，时刻反思自己究竟给人民群众做了哪些事。他指出：“‘吾日三省吾身’的老话，多少有些道理。即使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每星期、每个月、至少要拿出一天的时间，切实的反省一下：自己究竟给人民做了一些什么事？”他在回忆彭德怀元帅时深情地讲：“他之所以有德可怀，那是因为他无私无畏。他之所以无私无畏，那是因为他像我们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满心里装着人民群众啊！”31

习仲勋在决策时，特别重视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他在中共广东省委四届三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专题论述了如何按照农轻重次序调整广东国民经济的问题。在回顾了过去的政策和广东的经济现状后，实事求是的指出：“这些年我们确实对农民要得多，支援少，今后一定要十分注重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把亏损负担转嫁给农民，不得随意提价或压价。”321979年8月21日，在谈到农田基本问题时，习仲勋客观分析了广东得实际情况。他指出，广东耕地少、丘陵多，要想吃饱饭，只有向丘陵进军并大搞农田建设。但是，他特别强调了要继续贯彻让农民休养生息得方针，要适当压缩农田基建规模，注重改造那些低产田。习仲勋指出：“我们现在也还是要继续贯彻让农民休养生息得方针，农田基建不可超过农民得负担能力......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把农田基建与农民得切身利益紧密结合起来......”“搞农田建设要坚持实事求是。我们不能一讲休养生息就不搞，也不能一讲大搞就不顾农民的负担能力，把规模搞得过大......我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讲究实效。违反自然规律，是要受到惩罚的”。33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而保障民生应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仲勋到广东后，在政治上从整风开始入手抓拨乱反正。在经济方面，则把农业问题作为集中解决的问题。他深刻指出，农业上不去，一切问题都谈不上。广东作为祖国的南大门，“鱼米之乡没鱼吃，水果之城没水果”，这种现象必须要解决。他在谈到广东的建设问题上，专门讲了粮食问题和生产资料问题。“最根本一条，是要靠党的政策，把农业劳动力组织好，有效地发挥群众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目前很重要的是充实、改进‘常规武器’的供应......”习仲勋回忆了自己在汕头的普宁县调研时，还看到有人在拉犁。生产资料的供应水平尚低，怎么谈得上现代化、机械化呢。由此可见，习仲勋强调要从党的策略入手，改善群众的生活水平，这与他长期扎根据群众、深入了解群众生活是不可分的。除此之外，为了让群众更早感受到党的政策红利，习仲勋要求优先、迅速下发和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政策。“我们首先要把‘决定’和摘帽这两个文件最迅速、最全面、最及时地传达到群众中去，不要停留在上面。这两个文件一直发到公社、大队、生产队，和群众见面，向群众宣讲，结合当地实际。还有党政机关所有人员都要学习，都要知道这件事”。34

（三）将政治路线代入群众实践中检验是走群众路线的进路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路线是否正确、政策是否契合，要将其代入实践，代入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去检验。习仲勋在走群众路线时强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要把对实践时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认识提高到自觉的程度，脑子里要牢牢地树立这个观点......要学会并自觉地运用实践这个标准、千百万群众的实践这个标准来检验是否是真理......我们服从真理，就要尊重实践，把认识统一于实践，通过实践来检验；就要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实践，总结群众的实践。”35

为了在实践中检验真理，习仲勋在广东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补课活动。按习仲勋的要求，领导机关和基层一起开展了这次活动。这使得对于一些理论问题的研讨更加的深入和广泛。为了让这次活动取得良好效果，习仲勋特别指示《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和《海南日报》等党报，连续刊发文章或社论，阐述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补课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36

习仲勋将政治路线代入群众实践中进行检验，帮助他妥善的处理好偷渡外逃问题。偷渡外逃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出现，1957年、1962年和1979年广东发生过三次群众性偷渡潮，广东历届省委领导都很重视，工作也有成效，平息了风潮，但多是治标，在治本方面效果不明显。在习仲勋初到广东时，由于大跃进以来长期的“左”的错误影响，广东边境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应有的提高和改善，偷渡外逃时有发生。为了制止这各严峻情况，一般采取收容的方式处理外逃者。习仲勋非常重视、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他愧疚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37他指出，要准确的严惩组织偷渡的团伙和首恶，同时收容站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不可歧视和虐待外逃者。习仲勋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大量的有针对性的研究，提出要解决偷渡外逃问题，必须要把这些外逃严重的地区的生产建设好。1979年8月27日，中共广东省委又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反偷渡外逃工作的指示》，提出“贯彻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切实改进收容遣送工作，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在有力措施推动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偷渡外逃势头得到了遏制。然而，习仲勋并没有就此停步，他深刻的认识到，要想彻底解决偷渡外逃问题，核心是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他带领这广东人民迈出了这历史性的一步，经济特区建设步伐的加快，让群众看到了希望。据吴南生回忆：“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38许多偷渡的群众见到家乡的经济发展了，生活越过越好，成批成批的回来了。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三、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意义

习仲勋主政广东，是广东发展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段时期。这是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开始。在主政广东期间，习仲勋付出了大量心血，发挥了关键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主政广东期间，习仲勋坚持走群众路线，顺利完成了拨乱反正清算极左路线、开展真理问题大讨论统一思想、通过农村、工厂改革推动发展、通过“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推动开放等一系列工作，为重拾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为重塑党的传统和优良作风，为农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开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完成拨乱反正清算极左路线

群众路线是整风的重要抓手，也是整风的重要一环。习仲勋是通过走群众路线最终完成拨乱反正的。他深刻指出：“要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处理这些事件，发动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展开大讨论、大批判、联系实际，揭露矛盾。一方面教育各级党委，从这些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分清路线是非。同时，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要把清查工作做到底。”39习仲勋要求，要在广东普遍开展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核心的整风。在整顿中，整顿作风，分清思想、理论、路线是非。整顿机关，精简撤并机构，改变党政不分的现象，加强革委会的作用。要精简会议文件，让干部深入群众，充分发扬民主。

习仲勋在清算极左路线的同时，要求干部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广东和全国一样，都有着不少的历史遗留问题，而现在的原则是“有错必究”。历史问题虽然是历史问题，但必须要作为现实问题进行解决，要热情积极的对待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的本质是群众性问题。“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最主要的是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现在看来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有，但极个别。哪一样解决不好，都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40通过走群众路线，习仲勋很好的完成了拨乱反正清算极左路线的任务，这对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重拾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优良作风

习仲勋主政广东之初，由于“左”的错误影响，党的一些基本原则和优良作风受到极大冲击和破坏。他主政以后，力主重塑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重拾党的优良作风。习仲勋指出，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错误影响，民主法制存在很多不正常现象，民主集中制原则受到破坏。现在，“必须把被‘四人帮’败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坚持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生活，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优良作风。”41第一需要将民主法制搞好，保障正常的工作秩序、正常的社会秩序、正常的生产秩序。第二需要把党的优良作风恢复起来，“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群众的核心，如果不把党整好，在一个大队来说不把党支部整好，那么队里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怎么搞好？”42他特别强调党的工作纪律和民主集中制。“班子内部问题可以争论，发表各种不同意见，争得脸红脖子粗都行，这是正常的，但最后决议一定要坚决执行”。43对于作风问题，习仲勋身体力行，带头做榜样。经过他的带动和整风，广东的党风、文风、会风得到彻底转变，民主集中制和许多党的优良传统被重拾起来。

（三）为广东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习仲勋坚持走群众路线，为广东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和中共广东省委一班人深入基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认真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广东发展的新实践。他们敏锐的注意到经济管理体制束缚着生产力发展。由于党中央此时正在思考对外开放战略，因此广东省委的思考与中央不谋而合。

走群众路线时习仲勋提出“先走一步”的前提条件。应习仲勋的要求，广东省委派出八个调查组深入调查，推动农村体制改革。在此过程中，习仲勋认为广东必须“先走一步”，发挥毗邻港澳的优势，使农业从“以粮食为主”逐步转到“以经营出口副食品为主”，积极发展建筑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开辟游览区，办好商业、服务业和文化娱乐场所等，因此向中央提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建议在宝安、珠海建立出口基地。在收到中央领导批示后，习仲勋多次到宝安等地视察，并建立工作组推进建设，筹建大规模出口基地。从习仲勋的回忆看，他是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群众实际情况，做出的决策：“从调查研究中，我们又深感广东的经济有他的长处和优势，又有它的短处和弱点，我们的农业，不论从农、林、牧、副、渔五业来说，还是从农业内部的粮食和经济作物来说，都是门类众多，潜力很大。但是，我们人口多、耕地少的矛盾比全国更突出，平均每人只有八分多耕地，六分多粮田，而且自然灾害也多......我和杨尚昆同志以及省委其他同志经过认真讨论，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紧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走一步”。44最终，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广东根据中央政策，实行灵活措施，创办了经济特区，让南粤大地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群众路线是党的传家宝。它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核心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以崇高理想和高尚情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他轻车简从，不讲排场，不摆架子，与群众打成一片；在工作中他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善于结合工作实际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善于总结提炼群众在实践中探索出的好经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他认真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客观地肯定成绩指出问题，体谅基层干部难处。塑造了深入群众、扎根群众、奉献群众的光辉典范，点亮了他一生践行群众路线的朴实人生，也昭示着习仲勋群众思想走向成熟。他在广东主政期间形成的一系列朴素且宝贵的群众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至今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63页。

[2]《痛悼敬爱的叶帅》，人民日报1986-10-31。

[3]《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3页。

[4]《习仲勋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10-411页。

[5]《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53页。

[6]《习仲勋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87页。

[7]《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页。

[8]《习仲勋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54页。

[9]参见《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页。

[10]《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33页。

[11]《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95页。

[12]《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页。

[13]《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2-413页。

[14]《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3页。

[15]《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9页。

[16]《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63页。

[17]《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90页。

[18]《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20页。

[19]《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46-647页。

[20]《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54页。

[21]《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71页。

[22]参见《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06页。

[23]《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1页。

[24]《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564页。

[25]《毛泽东著作专题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

[26]《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03-404页。

[27]《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69页。

[28]《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00页。

[29]《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3页。

[30]《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8页。

[31]《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609页。

[32]《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521页。

[33]《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546页。

[34]《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59页。

[35]《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552页。

[36]参见《在基层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很有必要》，《南方日报》1979年7月20日。

[37]《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64页。

[38]《习仲勋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77页。

[39]《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1978年6月30日。

[40]《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63-464页。

[41]《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页。

[42]《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61页。

[43]《习仲勋文集》（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463页。

[44]《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80-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