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笔者对于该译学研究范式有力深入了解。本文从四个方面说明笔者多年来生态翻译学硕士论文选题与写作的认知与感悟，最后指出：生态翻译学体现了当今中国译界的独特创新，对其应用需要从根本上把握其生态本质，努力将理论研究融入当今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 研究生论文写作；生态翻译学；途径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uthor's insights and reflections on guiding the post-graduates to select their reserch subjects and write theses during the years from four aspects. The conclusion in the end points out that ec-translatology embodies the innovation of the 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The scholars are required to have a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logical nature for its application， and strive to integrate their theoretical researches into the contemporary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postgraduates’ thesis writing; eco-translatology; approach

通常意义上，认识一种理论，可以从形而上的理论入手，通过逻辑推演形成一种直接理性认识;也可以从形而下的现象与实践开始，由感性认识再上升为理性认识。笔者对于生态翻译学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后一种情况。2008年通过指导硕士论文，笔者第一次接触生态翻译学。随着十多年指导研究生撰写这一方向的硕士论文，笔者发现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生态原则以及应用范围有鲜明的跨度变化，当今的生态翻译学开始对接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主题，提倡“绿色翻译”，译者身份相应增加了当今时代发展的内。笔者通过对指导生态翻译学理论硕士论文四个原则的说明，可以指出：生态翻译学顺应生态时代的译学发展提出并不断丰富，对其应用需要关注理论内涵与时代语境，从根本原则上把握理论核心，才能在实践中合理运用，发挥优势。

一.论文选题应重视研究对象的生态内涵

论文选题通常是研究生学习阶段最为关切的问题。为了体现创新，研究通常着眼于当下流行的翻译理论，生态翻译学作为当今流行的翻译研究范式，不仅符合当今生态时代的主流价值观，而且具有完整的体系，融汇东西方生态智慧的精华，代表了当今中国翻译研究的新学派。（冯全功，2015；覃江华，2014；陶友兰，2016），而且如今已成为“一种人文学术研究范式”（王宁， 2021）许多研究生选用这种理论作为论文研究视角也就不奇怪了。

作为一种生态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其研究对象必须具有生态内涵。笔者对于这一问题的探索分为两个时期。早期基于生态翻译学“三维适应性转换”原则的应用，笔者对于学生所选翻译文本性质并没有明确限定。2008年的“翻译适应选择论关照下的辜鸿铭的儒经翻译研究”一文开启了笔者对生态视角翻译研究认识。2009年笔者又推荐两名研究生用这一理论解读了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和胡适翻译的《哀希腊》两个案例。同时鉴于笔者教授的“翻译史与翻译文学”课程以及“中国近代翻译思想与实践的生态翻译学研究”研究课题，将生态翻译学与翻译家研究、翻译史研究结合起来，是这一专题的硕士论文选题的特色。

2013-2014年笔者曾面对译界专家的质问，例如“翻译与自然到底有什么关系？”“生态翻译学到底有什么好？”有点无所适从，后来建议学生将具有“生态内涵”的文学作品与作者引进生态研究地图，例如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歌英译、代表中国经典和谐生态的园林文本、生态作家苇岸的散文、陈应松的生态小说，等等。与此同时，笔者还尝试将生态批评、生态诗学引进翻译研究，例如借鉴鲁枢元“自然-社会-精神”三层生态进行翻译中的生态诗学建构。这类选题的论文有“生态诗学视阈下李清照词英译研究”“生态诗学视阈下的苇岸《大地上的事情》汉译研究”“生态诗学视阈下汪榕培英译陶渊明诗研究”“生态诗学视阈下园林文本翻译研究”，等等，作品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生命意识、地域感，等等都得到关注，也为生态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与实践提供文本资源。

此外，近年来笔者指导下的MTI翻译报告还尝试将生态文学内涵与生态翻译学的策略与方法结合起来，例如2015级MTI吴琼同学与2019级的杨婷同学的翻译实践报告都基于她们对中国当代生态作家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第一、第二辑）翻译实践，前者选择以鲁枢元的“自然-社会-精神”三生态作为文本内容解读框架，以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作为文本内容输出范式；后者借鉴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解读生态批评相关主题在译文中的重构方式与策略。由此可以指出：生态视角下两种人文学科研究范式可以相互交融研究，对于原文本的生态内涵与生命意识呈现具有指导意义。这一点与生态翻译学一直以来坚持“生态意识”“生生之谓译”等理念可以说是一种呼应。

二．对理论的“生态”属性应准确把握

随着近年来对于生态翻译学内涵理解加深，笔者发现该理论的生态基础正在悄然改变。笔者在指导研究生在写论文时，对该理论的生态内涵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属性：关于生态翻译学的学科性质与优势，胡教授一再强调：“从‘科际’研究角度看，翻译研究正跨越人文社会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刻板的疆界，走向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沟通、科学与艺术的融汇。”（胡庚申，2013：405-406）从胡教授设计的学科定位看，生态翻译学是生态时代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范式，是译学研究的一个视角，一门子学科。生态翻译学的优势正在于它跨越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将翻译研究的视域定位在人类赖以生存的宇宙，其视野囊括人类各种形式各种性质的翻译活动。刘军平认为生态翻译学的“关联”研究不仅扩大了翻译活动的“宇宙”概念，建构了一个清晰的层次递进的“生态翻译学的学科范式及生态宇宙系统”。（刘军平，2021：2）与此同时，生态翻译学又是当今译学研究在生态时代发展的必然，也是后现代时期解构主义思潮的具体表现——王宁称之为“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王宁，2011：53）。

二是有关生态翻译学的生态内涵理解。一旦谈到生态视角的翻译研究，人们心往往出现这些问题“翻译到底在哪些方面能够与自然、生态学结合起来？”“翻译家做翻译时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哪些生态内容？对于这些问题，起初笔者基于认知机制、修辞意义来解释理论的生态基础，将人的存在空间分为不同层次，将译者、语言、文化、社会、自然乃至整个宇宙联系起来，这样就有了译者赖以生存的翻译生态环境以及人存在的特定时空概念和生态翻译学特有的关联序链现象。同时利用系统概念将人和他周围的一切都置于一个生态系统。这样学生也就对于胡庚申教授有关生态翻译学定位的 “同构隐喻”性质能够认同。但需注意这里的生态是一种“虚指”。

在阐述论文选题理论基础以及文献综述过程中，笔者从学生的疑问以及与专家的交流中，发现生态翻译学的“虚指”可以是一个难以克服的一个缺陷（胡庚申，2013; 覃江华，2013; 陈水平，2015；陈月红，2015，2016）。随着生态翻译学展开“实指”研究，以及将“新生态主义”作为当今语境下生态翻译学的基础，其“虚指”意义又成为理论视野不断拓展的增长点，其“虚指”“喻指”生态旨在培养一种“生态思维”，对于生态视角下的翻译研究者也是一种必要准备。当然，作为一种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生态翻译学还需要具体的文本基础以及实在的生态基础。生态批评对生态翻译学“实指”生态基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近年来生态翻译学正是通过生态批评 ，在“新生态主义” 指导下坚持“虚实并行”的翻译观作为当今生态翻译学的理论核心。

三．译者应具有“生态人”的使命感

基于生态文学与不仅是一名文化学者、文字工作者，在生态时代，同时也必须是一个生态人，坚持生态的哲学观、价值观，并通过实践方式融入生态保护的浪潮中。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态视角下的译者也需要具备“生态人”的价值观与使命感。生态翻译视角下的译者需要有生态理性，其自身素质、身份特征、心理状况、文化立场构成翻译生态系统的内在因素，其翻译行为所涉及的自然因素、经济、文化、政治环境也会成为外部环境因素与其内在因素一道作用，可以说生态翻译学视阈下的译者主体性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胡庚申教授在自己的论文与论著中一再说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是生态翻译学的核心理念，“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一种‘译者为中心’的智力活动。正可谓‘成也译者，败也译者！’这一翻译观表明，翻译的优劣、译品的生存与长存与译者的素质密切相关” （胡庚申，2009：3-8）

而且胡庚申教授不止一次提出生态翻译人同时也是生态文明的践行者，不仅他的“译者有为”理念在生态时代可以认为是译者通过翻译活动实施对环境的保护责任，他所推进的“生态翻译学与生态文明建”关联互动研究无疑体现了这样一种介入意识：“这些议题研究提升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倡导生态文明大翻译观，力求促进翻译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步收获。可以说，这些议题都将有助于促进中国生态文明思想的传播，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有助于提升翻译学科的社会存在性和翻译研究的文化价值; 有助于显示语言翻译学界的自然关怀、生态责任和绿色发展贡献; 可为翻译学在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作为提供一种直接的、可行的途径和方式等。”（胡庚申，2019：131）

四．对生态视角下整体观内涵的认知

生态翻译学以生态哲学为基础，因此坚持整体观是生态视角下翻译研究的基本要求。根据笔者理解，任何一位译者都生活在特定的时空之中，历史是据一个系统，译者和他的翻译生态环境构成一个系统，既有宏观的社会生态系统，也有他所属的微观生态环境，他的译本自身本来也是一个系统。（边立红，2013：60-66）因此，笔者坚持学生在选择生态翻译学理论作为论文研究视角时，有必要建构翻译生态系统。在指导2009级汪志平论文的过程中，笔者强调她建构有关严复的宏观翻译生态系统与他所选择的《天演论》文本生态系统。于是她的论文从严复的《天演论》译本以及他的“译写”策略关涉到的复杂历史语境、文化形态、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译者素质、读者反应等因素入手，深入剖析了翻译家与翻译历史现象的深厚历史内涵。再有“王佐良翻译的生态翻译学诠释”这篇论文的构思，笔者建议作者考虑生态整体观：英文教授王佐良与翻译家王佐良双重身份相辅相成，他的英语文学（特别是英诗研究与翻译）造诣、他的文化观、文学观和他的翻译文本体裁有深厚的内在关联。在交流的过程中论文作者发现王佐良的翻译活动与生态翻译学的“三生”主题有许多契合之处。最后，通过建构王佐良的宏观翻译生态系统与微观翻译生态系统，然后以 “三生”主题来分析他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实践，论文作者认为对于理解生态翻译学的生态整体性原则非常有效。

关于生态翻译学的整体性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构成系统因子的多维性与多样性。许多情况下，用生态翻译学做论文的研究生对于构成“三维”的语言、文化与交际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作太多思考，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除了“三维”，其他维度并不存在。其实这样操作论文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一种误区。生态翻译学所设计的“三维”是为了便于文本的解读与系统的建构，胡教授设计的生态翻译学研究方法并不止于“语言、文化、交际三维”，提出三维是为了强调研究方法的可描述性。他一再强调“多维度的适应性选择”，除了语言、文化、交际之外，还有美学、诗学之维，“翻译过程中的转换不限于此‘三维’，但此‘三维’应该是最主要的。”（胡庚申，2004：142）

二是系统研究法的“整合性”。“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合性适应选择度”作为生态翻译学评价标准的指导意义在于研究者能够在应用“三维”研究方法之外，还能够看到整体，超越单纯的“三维”思考。这也是生态翻译学核心术语所寓含的原则：“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动互联整体’；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综合’……” （胡庚申，2004：128） 笔者在指导的研究生在写论文时，发现许多情况下学生对整合性理解不足，因而对于译本的分析总存在不够全面的弊病。实际上，生态翻译学重视综观性，相对于其他翻译研究范式，该评价机制能够较为全面灵活地评价译作。因此，整体性作为生态视角下翻译研究的首要原则必须坚持。

哲学认识论指出，对于一个事物的认知通常需要经过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两个阶段。通过多年生态翻译学视角硕士论文的指导，笔者对于生态翻译学的认知也算是到达了理性认知的阶段。生态翻译学理论视阈宽，应用范围广，确实有巨大发展潜力与优势。近年来通过加强“实指”研究，对接生态文明建设，更是获得了充足的发展动力与研究空间。但也像其他翻译理论一样，生态翻译学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由于过度强调体系与理性思维，纵深度难免不够，实践环节薄弱，再加上过于突出普适性，“虚指”生态内涵难免比重大，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硕士生在选择生态翻译学视角时，应该有理性的态度，一方面要认识到生态翻译学代表了中国翻译理论的一个突破，由此为基点可以构建中国翻译理论的新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有清醒的思考。尽信不如不信，生态翻译学是生态时代的一种跨学科译学研究范式，也是对生态时代环境危机的一种回应，其理论与实践需要反映当今时代生态问题，并能借鉴翻译与生态跨学研究的多种路径，贯彻其生态思维与生态措施。中国有丰富的生态思想基础与学术资源，中国人提出的翻译理论也需要有世界视野，这样才能促进世界翻译生态系统的活性发展。与此同时，也有必要将生态翻译学的意义与研究目的融于当前中国文化/文学“走出去”宏观战略，探索中国生态智慧外传的最佳生态策略，其理论建设才能拥有丰厚的理论与实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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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本文是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美丽中国”视阈下林语堂英文作品研究（课题编：18YBA004）的阶段性成果;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从园林生态阐释看翻译与生态的跨界之思 项目编号：22C0142; 长沙理工大学教改项目，基于任务导向与系统观的 “通用工程英语”教学研究 XJG22-022

作者简介：

边立红，（1966-），女，河南省孟县人，长沙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生态翻译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