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老舍作品《月牙儿》中妓女形象的分析引出老舍对民国社会娼妓问题的反思，尝试探究老舍写作妓女题材作品的出发点和社会意义，将文本融入社会，用人文视角看旧社会，并呼吁现世也需关注女性独立和自身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妓女形象；性别意识；女性主体；老舍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对“人的发现”的呼吁，越来越多作家把目光聚焦在了底层人民生活困境。其中，妓女作为底层女性中最具争议的身份，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多面缩影。多数作家在表现这类底层女性时，常以悲悯的笔触描写其痛苦遭遇，控诉社会黑暗，并报以人道主义的关怀。然而，真正触觉到女性意识的妓女书写少之又少，老舍的《月牙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他深刻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中妓女形象的异变不仅与经济和观念压迫有关，并在其中反思了男性中心集体权力对底层女性的塑造，在书写妓女生命悲歌的同时高扬女性主体意识。

一、老舍文学中妓女形象的社会批判与美学价值

在一个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男人用规定来塑造女性，不仅需要有为之生养子嗣的“妻”，还需要为之提供包括性快感在内的“妓”，并赋予她们各自的道德伦理。妓女也是现代社会中的“另类”，她们的生存状态与时代特性息息相关，在更加开放的时代里，作家们对于“妓女”形象将会有更为丰富的反思，使得处在妓女身份之后的女性透过更复杂的思想、身份、权利，能够参与到现代性的发展之中。老舍先生在作品中提到：“所谓情感问题可并非三角恋爱那一种，更痛快的说，我写的是关于性欲问题全不同于在所谓爱恋情节中的欲望和迷恋，而只是在直截了当的谈肉与金钱上的享受。”在妓女题材作品的处理上，他创作的心理天平往往倾斜向“性”而排斥“爱”，显示着一种思维的偏执。他把当时的我国社会，尤其是最广大的社会底层认识定义为——基本上还远远不能满足最普遍的“恋爱问题”的物质生存条件，有的只是“性欲问题”。这注定了他笔下妓女们本身就是苦难叙事体，她们的命运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甚至连争取自主的机会都没有，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被逼迫。

二、《月牙儿》中母女生命悲剧的性别因素

（一）男性角色的缺位

文中提及：“女人的职业是世袭的！专门的！”这解释了母女最终会走上同一条路，一定是由一种同样悲哀的因素造成的，即男性角色的空缺导致母女始终无法得到一个安定温暖的家庭。对“我”而言，是不断离开自己的父亲；而对母亲而言，是不断抛弃自己的丈夫。在小说中，母亲嫁了三次，出现了三个“丈夫”和“父亲”的角色。这三个如流星一般出现在主人公生活里的父亲人物，均以离开而结束，也正因如此，在母亲与“我”的一生中，母女二人一直都扮演着“需要被救助”的人物。在巨大的现实压力中，母女二人尽全力抗争，以求挣脱凄惨人生命运，然而文中的男性都放弃了对母亲的帮助，注定了母亲的悲剧命运。老舍先生用这样半途而废的救助来表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底层女性无望通过男性来帮助其脱离命运苦海。

（二）男权社会中的结构性压迫

在吃人的旧社会，女人最大的资本就是她自己。就像在《月牙儿》中“我”说的：“若真挣不上饭吃，女人就得承认你是女人，得卖肉！”。然而这样的想法不是在主人公最初没有经济来源时就萌发的，相反，“我”并非没有为自己的命运奋斗、挣扎过。在母亲决定出走，和“新爸”开始生活时，“我”选择了独立生活；甚至母亲一度也想通过教育让“我”改变自己的命运，常郑重地告诫“我”：“念书！念书！”然而现实的生存问题被横在中间，容不得人思考和等待，“妈妈的心是狠的，可是钱更狠。”并且再深一些想，受了教育又如何呢？通过朋友和校友们的打听，“我知道去年毕业了的同学有几个做姨太太的。有的人告知我，谁曾当过暗门子。”

可见，老舍先生不仅仅是从阶级差异和经济基础的角度讽刺旧社会，而且是从性别间不同待遇的角度看待“月牙儿们”的遭遇。女性在强大的男权文化下无法追求个体解放与基本的精神需求，同时，女性在寻求独立的过程中始终无法突破传统的伦理观念，她们是渺小而无力的。

三、老舍对民国娼妓问题的反思

民国时期战争频发，社会不安，民不聊生，使得底层妇女的就业条件越来越艰难，无奈被现实逼为娼妓。民国政权尽管在立法上已经建立了有关嫖妓等方面的规章制度，但充其量也仅仅是对清代的法律进行了部分调整。在当时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妓女从良是惟一被社会普遍认可的“合法选择”。民国时期成立的济良所和民间救济妓女组织“希望之门”，即通过协助妇女重建家庭来救济妇女。但是对于妓女们而言，她在从良时所能选择的对象也仅限于社会底层男人们，《月牙儿》中有讲述：“到这里来领女性，只是花二块钱的手续费，和找一位妥实的铺保就行了。”这样形式的“领女性”相当于“变相卖淫”，区别只是从“伺候不同的男人”到“专门伺候一个男人”，这种救助的性质大多不能改变女性的悲苦命运，更类于马恩所述的完全忽略女性个体独立性，只将其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公妻制”。

老舍通过《月牙儿》中“我”的几次观念变化与生境转变，指出了当时社会各界虽然都在呼唤妇女解放，但实则很少人设身处地的站在女性的境遇考虑，他们用俯视女性的视角，站在高处阐发自己“高尚”的观点，却依然没有把女性放在与男性平等的地位上思考。老舍借《月牙儿》等大量写妓女的小说指出，在当时男权主义主导的社会下，娼妓这一特定人群不应仅仅被视为道德败坏者或旧社会的牺牲品，她们的悲惨命运更加显示出所谓的“民主”、“科学”、“人道主义”等思想并未惠及如妓女身份的底层女性。

四、妓女形象在文学表达中的情感深度与象征意义

妓女们是被历史和社会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苦难女性，她们的惨境在旧社会中更易被无限放大，被一丝不挂地披露出来。《月牙儿》中的“我”在做娼妓时渐渐意识到自身绝望的真实境况，并终于放弃了弃娼从良的想法，“我决心不把自我专卖给哪个男子了，不再为谁负一点道义负责”。从良梦破灭后，“我”从男权中心对女子的浪漫构想和定义中抽离开来，拒绝接受了所谓革命者的感化，毅然转入了对男子中心社会文化的挑战，走上了报复的道路，自甘堕落，以恶制恶。

这一类女性的性格并不是独特的，她们代表着许多中国底层女人心中的焦躁与不安，以及冲突和斗争，也反照出了现代人在过时语境下尴尬的生活状况。老舍先生在开放包容的“五四”时期书写妓女生存状况，表明“社会历史正是如此古怪而无情，一切前进同样都是相应的倒退，有些人的幸福和发展是经过另有些人的苦难和受压迫而完成的”以此警醒现世与后世，改革尚未完成，国民仍需保持觉醒的思想敏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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