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旨在探讨网络社交圈层化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机制，构建起涵盖信息茧房效应、群体从众压力、批判性思维倾向和主流价值认同的结构方程模型。通过对 839 名高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网 络社交圈层化显著强化了信息茧房效应和群体从众压力；群体从众压力显著抑制批判性思维和主流价值认同，而信息茧房的作用呈现情境依赖性，在主流价值导向的圈层中反而强化价值认同；批判性思维对主流价值认同表现出强劲 的正向驱动，是理性认同的关键基础；最终，主流价值认同和批判性思维共同构成引导策略接纳度的双重路径。本研究揭示了圈层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形成的复杂机制，为创新引导策略提供了实证依据。关键词：网络社交圈层化；信息茧房效应；批判性思维；主流价值认同；结构方程模型；意识形态安全

一、前言

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融入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地改变着个体的认知方式、交往模式与价值观念。作为“数字原住民”的当代大学生，其成长环境、社交方式与身份认同的构建，均已与网络空间紧密交织，不可分割。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算法带来的信息传送精准性、隐蔽性与定制性，推动大学生网络社交呈现圈层化特征，而算法催生的“信息茧房”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圈层固化[1]。它如同一把双刃剑，在重塑青年社会联结方式的同时，也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与引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境、新挑战与新课题。

从宏观层面审视，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深层与核心维度，它关乎国家的政治稳定、文化安全与未来发展道路，是维系社会和谐、确保长治久安的精神基石。我国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存在内在关联，总体国家安全观为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提供战略指引，而高校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是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具体践行，其有效推进能够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地生根，是总体国家安全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组成部分[2]。

在传统社会结构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主要依托于家庭、学校、社区及大众媒体等相对中心化、组织化的渠道，其传播过程具有较强的可控性与导向性。然而，随着网络社交圈层化的兴起与普及，信息传播的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去中心化、碎片化、部落化的传播结构，使得统一、宏大的主流叙事在穿透多样、异质、封闭的“数字部落”时面临巨大阻力，传统的意识形态工作模式在针对性、有效性与吸引力上面临严峻考验。

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网络社交圈层化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机制，其必要性与紧迫性不言而喻。在理论意义上，本研究旨在超越对圈层化现象的表面描述与价值评判，致力于通过严谨的实证研究方法，揭示其影响个体价值认知与态度形成的深层心理机制与作用路径。这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数字时代意识形态传播新规律、青年思想认同新特点的理论认知，为构建适应网络社会特点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提供重要的学理支撑。在实践意义上，面对圈层化带来的复杂影响，简单地封堵或否定并非良策，唯有精准识别其作用的关键环节与核心要素，方能化挑战为机遇。本研究通过构建并检验结构方程模型，旨在精准定位影响主流价值认同与教育引导效能的决定性因素，从而为高校、社会及网络平台创新意识形态工作方法、制定科学精准的引导策略提供切实可靠的数据支持与决策依据，对于在复杂网络环境中切实巩固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研究综述

（一）核心概念解读

本研究构建的理论模型包含六个核心构念，其概念内涵与理论基础如下：

网络社交圈层化是互联网技术发展背景下形成的重要社交生态特征，指用户因信息获取定制化、社交圈子化、交互关系层级化，在网络中形成特定社群并主要在圈内开展信息交互的现象与趋势[3]。其核心表现为用户通过特定话语体系构建身份认同、协商社交规范，共同塑造认知框架[4]，圈层结构呈现核心圈、中间圈、外层圈的层级分布，微信朋友圈、QQ 群等是核心圈群主要载体[3][5]。信息传播方面，圈内遵循“核心节点-桥节点-长尾节点”网状模式，圈间依赖中介节点实现有限选择性互动[4]，导致跨圈层信息流动受限。网络社交圈层化的形成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数智技术加剧的“茧房效应”、青年群体代际特征强化的自我认同、传统社会关系中归属需求的重建均为重要成因[5]。该现象具有双重影响，既增强社群凝聚力，也易引发信息窄化、群体极化、跨圈层交流受阻等问题，还可能削弱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效，给主流价值观传播带来挑战[3][6][7]。

信息茧房效应是数字时代算法技术应用下的典型现象，指用户因长期接触算法推送的同质化信息，陷入认知封闭、视野受限的状态[8]。其呈现动态特征，信息接触边界会交替扩展与收缩，形成“弹性化边界”，维持动态平衡却仍受算法隐性控制[9]。该效应成因与算法逻辑密切相关，算法为提升用户留存率推送偏好内容，加剧信息窄化[10]。它会引发多重问题，如致使用户角色退化、思维固化、情感淡化，加剧群体极化，还会通过信息技术直接或间接削弱大学生信息素养[10][11][12]。不过，用户可借自我启动行为、提升算法素养等突破，批判性思维也能弱化其负面影响[8][10]。

群体从众压力是群体环境中个体因受他人观点、行为或制度规范影响，产生迎合群体一致性的心理压力，进而影响自身决策与行为[13][16]。其影响涵盖多领域，在社会行为中，可推动利他、公平偏好等亲社会从众行为[13]；在网络场景中，会作用于个体思考模式，影响舆论演化与舆情传递[14][15]；在企业层面，制度压力形成的从众效应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抉择[16]。个体的自我一致性、社会价值取向等特质会调节从众反应，部分个体可能出现不从众或反从众行为[13][17]。

批判性思维是思维的高阶核心成分，指面对现有知识难以解决的问题时，通过假设形成与证据确证展开的完整思维过程，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关键素养[18][19]。其培养受多重因素影响，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对大学生批判性思维呈U 型影响，功能用途广度与价值认可度起正向作用[18]；教师话语的类型、介入时机等也会显著影响学生批判性思维表现[20]。合作式论证教学、针对性课堂观察工具等可有效促进批判性思维发展，同时需兼顾文化背景下知识观的适配性[19][21][22]。

主流价值认同是青年对承载民族文化基因与价值共识的主流文化价值观的认知、情感与价值认同，是凝聚社会共识、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23][24]。当前算法分发、信息推荐等技术深刻影响其建构，算法的个性化推送、流量逻辑易导致主流文化“能见度”遮蔽、权威性削弱，加之泛娱乐化下的文化“魔改”，引发青年认知认同弱化、价值取向扭曲等困境[23][24][25]。其建构需强化主流价值引领、规范算法应用、提升青年算法素养，同时优化文化内容供给，以破解技术与文化环境带来的挑战[23][26]。

引导策略接纳是数智时代针对大学生社交圈层化、数字社群参与等现象及价值观塑造需求，所采取的适配性引导措施被接受与践行的过程[27][28][29]。当前大学生面临圈层壁垒阻碍、数字焦虑等问题，主流价值引导需契合其社交特征与认知习惯[27][30]。有效的引导策略涵盖多维度：内容上聚焦精品化筑牢阵地，传播上注重适配性提升实效[27]；方式上需下沉生活场景、构建对话机制，同时强化技术监管与价值引领[31]。

（二）相关研究现状评述

随着网络社交圈层化现象的普及，学界从多学科视角对其展开了广泛研究，现有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存在可拓展的明显空间。现有研究在解释圈层化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具体影响机制上存在缺口，为本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多重路径的整合模型较为匮乏。尽管已有研究分别论述了圈层化影响的单一路径，但将这

些关键变量纳入一个整合的理论框架，系统考察其并行作用的研究尚不多见。本研究构建的结构方程模型，旨在同时检验这些路径的存在与相对效力，以更全面地揭示圈层化的作用机制。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在现有成果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包含网络社交圈层化、信息茧房效应、群体从众压力、批判性思维倾向、主流价值认同与引导策略接纳度的多路径模型，致力于更精细、更系统地揭示网络社交圈层化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逻辑，并为有效的精准引导提供实证依据，填补相关研究空白。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一）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设

1.分析框架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逐层递进的链式模型作为分析框架（如图1 所示）。该框架以网络社交圈层化为逻辑起点，探讨其通过信息茧房效应与群体从众压力这两条并行路径，首先影响个体的内在认知技能——批判性思维倾向与核心价值观念——主流价值认同，并最终决定其对精准引导策略的接纳度。该框架旨在系统揭示网络社交圈层化影响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在心理机制与作用路径。

图1 分析框架图

2.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分析框架，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网络社交圈层化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同质化与封闭性。算法推荐机制会不断强化圈层内部的信息偏好，而成员的选择性接触也使其主动回避异质信息。因此，个体嵌入圈层的程度越深，其接触的信息面就越狭窄和固化，越容易陷入信息茧房。故提出：H1：网络社交圈层化对信息茧房效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紧密的圈层结构会形成强大的群体规范与认同感。为维持圈内成员身份与和谐关系，个体倾向于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从而产生心理或行为上的从众。圈层化程度越高，内部的同质化压力和规范性影响就越强。因此提出：H2：网络社交圈层化对群体从众压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长期禁锢于信息茧房，会使个体接触不到或难以全面、客观地理解主流价值的丰富内涵与现实基础。当主流价值的宏大叙事无法有效穿透茧房壁垒时，个体对其的认知和情感联结会被削弱，从而导致认同水平下降。因此提出：H3：信息茧房效应对主流价值认同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依赖于多元信息的碰撞与比较。信息茧房提供了一个单一、重复、自我验证的信息环境，缺乏必要的思辨素材和挑战，从而抑制了个体多角度分析、审慎评估信息的认知习惯与能力。因此提出：H4：信息茧房效应对批判性思维倾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如果圈层内部的亚文化或群体共识与主流价值存在偏差，那么强大的从众压力会驱使个体为了迎合圈层而疏离主流价值。即使个体内心存疑，在群体压力下也可能表现出对主流价值的不认同。因此提出：H5：群体从众压力对主流价值认同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批判性思维要求不盲从、不轻信，保持独立思考。而群体从众压力的本质是要求个体放弃个人判断以服从集体共识，这直接压制了质疑、反思与批判的精神，与批判性思维的内在要求相悖。因此提出：H6：群体从众压力对批判性思维倾向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主流价值认同的理想状态应是建立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自觉认同。批判性思维使个体能够超越简单的情感接受或权威服从，通过独立的、基于事实和逻辑的深入思考，真正理解和信服主流价值的合理性与先进性，从而形成更为稳固和深刻的认同。因此提出：H7：批判性思维倾向对主流价值认同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当个体在价值观念上与引导策略所承载的主流价值内核高度一致时，会产生天然的情感亲近与认知共鸣，因而更少产生心理抵触，更愿意接受和认可这些引导措施。价值认同是接纳引导策略的心理基础。因此提出：H8：主流价值认同对精准引导策略接纳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具备批判性思维的学生，更能理性地分析引导策略的设计初衷、内在逻辑与现实意义，而非简单地排斥或盲从。他们能够辨识出策略的价值所在，从而基于理性判断而非情绪或偏见，做出更高水平的接纳决策。因此提出：H9：批判性思维倾向对精准引导策略接纳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表1 假设设定表

（一） 问卷编制与问卷调查 1.问卷设置

本研究采用自设问卷，包含 6 个维度、32 个题项，具体题项设置如下表所示。

表2 问卷设置

本研究问卷各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点计分法，1 表示“非常不符合”，2 表示“不太符合”，3 表示“一般”，4 表示“比较符合”，5 表示“非常符合”。得分越高，表示受测者在该题项所测特征上的倾向性或程度越高。

为确保问卷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在初稿形成后，本研究邀请了来自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传播学及心理学领域的五位资深专家对问卷进行内容效度评定。专家们就题项表述的准确性、清晰度，以及其与所属维度概念内涵的匹配度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专家反馈，本研究对部分存在歧义或表述不够严谨的题项进行了措辞优化与逻辑调整，最终形成包含32 个正式题项的调查问卷，确保了每个潜变量均由5-6 个题项进行有效测量。

2.调研过程

本研究于2025 年10 月至11 月面向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首先，通过研究者所在单位的学术网络，与高校学生工作部门或相关学院取得联系并说明调研目的。在获得支持后，通过高校的官方渠道，如辅导员群、学生社团联合会等，以线上链接或二维码的形式定向发放问卷。

问卷通过专业的在线调查平台“问卷星”发放。为保障数据质量，本研究在数据处理阶段对回收的问卷进行了严格筛选。剔除无效问卷的主要依据为：第一，规律性作答，如在连续大量题项中选择完全一致的答案；第二，作答时间过短，明显低于正常阅读和理解所需时间；第三，问卷中设置的注意力检测题项回答错误。经过筛选，最终回收有效问卷839 份，有效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分布如下表所示，表明样本具有良好的代表性和多样性。

表3 人口特征统计

四、模型检验

（一）信度检验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网络社交圈层化、信息茧房效应、群体从众压力、批判性思维倾向、主流价值认同与引导策略接纳度六个潜变量之间的复杂作用关系。在进行分析前，首先使用SPSS 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分析，以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与可靠性。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如表4 所示），所有潜变量的克隆巴赫系数均在0.752 至0.952 之间，不仅均大于0.7 的可接受标准，且绝大多数高于0.8，表明各分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此外，问卷总体的克隆巴赫系数高达0.925，远高于0.9 的优秀标准，充分证明本研究采用的调查问卷具有极佳的可靠性与稳定性，为后续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提供了坚实的数据质量基础。

表4 信度检验

（二）效度检验

1.KMO 及巴特利特检验

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前，首先对问卷数据进行KMO 取样适切性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以判断数据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KMO 值为0.941，远高于0.7 的最低标准，表明变量间偏相关性较强，数据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同时，巴特利特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值为17188.223，自由度490，显著性水平达到 0.000，极其显著，拒绝变量间独立的原假设，进一步证明总体相关矩阵并非单位矩阵，各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完全满足进行因子分析的前提条件。

表 5 效度检验

2.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配合最大方差法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以检验量表的结构效度。如表 4 所示，分析共提取出 6 个特征值大于 1 的公共因子，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6.751%，超过 60%的标准，表明提取的因子能够较好地反映原始变量的大部分信息。从碎石图可见，前 6 个因子的特征值下降趋势明显，从第7 个因子开始趋于平缓，进一步证明提取 6 个因子是合适的。

表6 特征值分析

图2 碎石图

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显示，所有题项在其对应的主因子上的载荷均高于0.4，绝大多数高于0.5，所属成为均为最高载荷成分，且不存在明显的交叉载荷现象，说明本研究的测量量表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六个潜变量的划分是合理且清晰的。

表7 旋转成分矩阵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旋转在 7 次迭代后已收敛。3.模型拟合适配检验

为评估理论模型与观测数据的匹配程度，本研究选取了绝对拟合、增值拟合和简约拟合三类共 9 个指标进行检验。由表8 可见，卡方自由度比（CMIN/DF）为3.883，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0.059，均优于判别标准；拟合优度指数（GFI）和调整后拟合优度指数（AGFI）分别为0.871 和 0.850，达到良好水平。在增值拟合指标方面，比较拟合指数（CFI）、递增拟合指数（IFI）和非规范拟合指数（TLI）均大于0.9 的优秀标准。简约拟合指标PNFI 和PCFI 也均远超 0.5 的最低要求。综合所有拟合指标判断，本研究的理论模型与观测数据契合度良好，模型整体适配度理想，适合进行后续的路径分析。

表8 模型拟合适配度

五、现状及路径解读

图3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图

结构方程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见表9）显示，本研究提出的 9 条研究假设均获得了数据支持，所有路径系数均在 p<0.001 水平上显著。然而，深入分析标准化系数后发现，有两条路径的影响方向与理论假设相反，这一发现既构成了本研究的意外之处，也成为了最具理论价值的洞察。

（一）与假设相反路径的深度解析

首先，关于信息茧房效应对批判性思维的影响（H4），本研究假设其为抑制作用，但路径系数却显示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91）。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实则揭示了数字时代批判性思维演化的复杂性。在高度封闭的圈层环境中，成员为了更有效地捍卫内部共识、驳斥外部异见，反而会发展出一种“工具性批判思维”——即批判的武器主要对外，用于解构圈外信息；而对内部观点则仍保持高度认同。这种选择性的、服务于群体认同的批判能力，虽然在形式上表现为批判性思维得分的提高，但其本质不同于真正开放、公正的批判性思维。

其次，信息茧房效应对主流价值认同的影响（H3）同样呈现出与假设相反的正向关系（β=0.210）。这一发现凸显了圈层性质的调节作用。当大学生身处的是弘扬正能量的“红色圈层”或主流文化社群时，信息茧房的封闭性非但不会削弱，反而会通过持续不断的信息强化，巩固和提升其对主流价值的认同。这充分说明，信息茧房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传播机制，其价值后果取决于圈层的内容属性。

（二）其他验证路径的理论内涵

除此之外，其他路径均验证了研究假设。网络社交圈层化显著催生了信息茧房效应（β=0.748）和群体从众压力（β=0.508），构成了模型影响的双起点。群体从众压力则如预期般显著抑制了批判性思维（ {β=-0.133 ）和主流价值认同（β=-0.143），体现了圈层规范对个体独立性的压制作用。

最值得关注的是，批判性思维对主流价值认同展现出极其强大的正向驱动 （β=0.496） 这一关键发现强有力地证明：经过理性审辨后形成的主流价值认同，其根基远比被动接受更为牢固。批判性思维不是主流价值的解构者，而是其最深层的“加固器”。

（三）最终作用路径的启示

在模型的最终阶段，批判性思维（β=0.290）和主流价值认同（β=0.577）共同构成了通往精准引导策略接纳度的有效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价值认同的路径系数明显更高，这表明在当前环境下，情感和价值上的共鸣对于提升引导措施接受度具有更强的直接推动力。然而，批判性思维作为理性基石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它确保了接纳是建立在深刻理解而非盲目跟随的基础上。

表9 路径分析

综上所述，本研究通过路径分析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理论叙事：网络社交圈层化通过构筑信息环境和施加群体压力，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认同。其中，“工具性批判思维”的现象和圈层性质的决定性作用，为理解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形成机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最终，建立在批判性思维基础上的理性认同和直接的价值共鸣，共同构成了有效引导的双重通道。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通过构建并验证一个包含网络社交圈层化、信息茧房效应、群体从众压力、批判性思维倾向、主流价值认同与引导策略接纳度的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数字时代青年意识形态认同形成的复杂机制，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首先，网络社交圈层化确实通过信息环境和群体心理两个层面深刻影响大学生的价值观念。研究证实，圈层化程度越高，个体陷入信息茧房和感受群体从众压力的程度就越深，这与传统研究认知一致。然而，本研究的突破性发现在于：信息茧房的效应具有显著的情境依赖性。当个体身处主流价值导向的圈层时，信息茧房非但不会削弱其价值认同，反而会通过持续的信息强化起到巩固作用。这一发现打破了将信息茧房简单视为负面效应的传统认知，揭示了其作为传播工具的中性本质。

其次，批判性思维在意识形态认同过程中发挥着令人深思的双重作用。研究不仅验证了群体从众压力对批判性思维的抑制作用，更发现了信息茧房对某种“工具性批判思维”的促进作用。这种特殊的思维形态表明，在圈层化环境中，批判性可能被异化为维护群体认同的武器，而非追求真理的工具。尽管如此，真正的批判性思维仍然展现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它是个体形成稳固的主流价值认同的最强预测因子（β=0.496）。这一结论有力地驳斥了将批判性思维与价值认同对立起来的片面观点，证明了理性审辨不仅不会解构主流价值，反而能够为其提供最坚实的认知基础。

最后，在引导策略的接纳机制方面，研究揭示了理性与情感的双重路径。主流价值认同通过情感共鸣路径（β=0.577）发挥着更强的主导作用，而批判性思维则通过理性认知路径（β=0.290）提供辅助支撑。这表明，有效的意识形态引导需要同时触动受众的情感认同和理性认可，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引导策略被接纳的心理基础。

（二）理论与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得出以下重要启示：

在理论层面，本研究推动了对网络圈层化认识的范式转型。研究结果表明，我们不能继续将圈层化简单视为意识形态安全的威胁，而应该认识到其作为新型传播场域的双重性质。未来的理论研究需要放弃单向的“风险防控”思维，转而建立更加辩证的“机遇把握”视角，深入探讨如何利用圈层化的特点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能。

在实践层面，本研究为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提供了三个方向的精准指引：

第一，实施圈层分类引导策略。教育工作者需要摒弃“一刀切”的引导方式，转而根据不同圈层的性质采取差异化对策。对于积极健康的"正能量"圈层，应充分利用其信息茧房效应，通过内容供给和意见领袖培育，强化主流价值的传播效能；对于存在价值偏差的圈层，则要通过引入多元信息、促进跨圈层交流等方式，打破其封闭性，弱化群体从众压力的负面影响。

第二，将批判性思维培育置于意识形态教育的核心地位。研究结论明确显示，批判性思维是抵御不良影响、形成理性认同的关键。高校应当系统开设逻辑学、媒介素养、批判性思维等相关课程，将思辨训练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培养学生独立分析、理性判断的能力。要特别注重引导学生区分“工具性批判”与“真正批判”，避免批判能力被圈层偏见所利用。

第三，优化引导策略的供给方式。根据理性与情感双路径的发现，未来的引导策略应当坚持“以情感人”与“以理服人”相结合。一方面，要创新话语体系，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增强主流价值的情感吸引力；另一方面，要提供充分的事实依据和逻辑论证，满足理性认知的需求。同时，要善用算法推荐技术，将优质主流内容精准推送至不同圈层，实现“精准滴灌”式的引导。

总之，本研究通过实证数据揭示了网络社交圈层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机制，为理解和应对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挑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未来的意识形态工作应当超越简单的风险防御逻辑，转而构建一种能够与圈层化共存、善于利用圈层特点的积极引导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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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杨鑫，王岩.青年“零糖社交”现象：多元表征、成因透视与引导策略[J].新疆社会科学，2025（01）：177-186+188.项目资助：南昌大学 2025 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批准号NCUfdy202507）